百年中共：我見我聞我思

今年（2021）7月1日是中共成立一百週年的紀念日子，也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出的「第一個一百年」。

由於中共與現代中國不可分，與「中國崛起」不可分，而且它現在正引領著14億中國人，為實現「中國夢」，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邁進，因此，今年的7月1日絕對是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日子。

我將「百年中共」分為一條紅線、三大階段加以論析。這一條紅線是中共「不忘初心」，自始至終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不已的紅線。三大階段是：一、中共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21-1949）；二、中共與新中國（1949-1978）；三、中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78-2021）。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因貧弱而成為西方列強侵凌的「次殖民地」，民國成立後，南北分裂，軍閥割據，在此內憂外患、國土分裂、主權去勢、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中，為了尋求出路，抗擊帝國主義，為了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殫精竭慮，將思想化為行動，為民族存亡而犧牲奮鬥，「中國共產黨人」便是其中之一，他們組創中國共產黨（中共），以革命行動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先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再追求國家富強，最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條紅線由中共一大成立到今日即將進入「二十大」前夕，一百年間，不忘初心，始終如一。

1915年前後，當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尋求出路時，突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中有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人，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便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些研究會孕育了中共，加上第三國際東方部長吳定康（Voitinsky）來華協助催生，作為「紅色嬰兒」的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上半年將臨盆降生在中國大地。

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為躲避法租界尋捕房搜查，「一大」最後移往浙江嘉興南湖船上開會。中共一大代表13人，毛澤東、張國燾、劉仁靜、董必武等都是代表，這13個人代表當時全國57名黨員，馬林（Maring）代表第三國際出席指導。初生的中共其性質在《黨綱》及一大《決議》中表現無遺，它採取蘇維埃形式，組織工人、農民及士兵，宣揚共產主義，認定社會主義革命為該黨主要政策。初生的中共體質貧弱，加上艱困的外部環境，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是以「地下黨」型態活動著，可以想像，作為「地下黨」時期的中共，在國共鬥爭中因「白色恐怖」而受難犧牲的黨員同志不知凡幾。

作為「紅色嬰兒」的中共由孕育到出生可說十分艱困，但它是一個有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孫中山說過「有信仰，就有力量」，中共這個黨雖然在極艱困的環境中出生，一旦如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化為武器的批判」時，這個黨在中國就會由初生、成長、茁壯，最後成為有信仰系統、有群眾基礎、有武裝力量的革命政黨。

中共「二大」在杭州西湖召開，通過決議加入共產第三國際，將「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改為「參加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黨組成聯合陣線，對外反對殖民主義，對內抗擊軍閥割據，一同完成國民革命。「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國共合作」，毛澤東辦農民講習所兼國民黨農民部長。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通過《關於民族革命運動決議案》，強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須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參加，將城市工人運動與民族革命運動連結在一起。中共革命路線在「五大」有所轉變，陳獨秀主持會議，第三國際代表羅易（M.N.Roy）解釋莫斯科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會議決定將中國革命往「非資本主義道路」轉向，亦即離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具體表現是進行「土地革命」。

1927年8月1日中共發動「南昌起義」，事敗緊急召開「八七會議」，陳獨秀以「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下台，瞿秋白兼代黨總書記，繼續執行「無間斷革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結果是中共黨員由57,900人剩下10,000人。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共產國際要中共為挽救革命危機檢討錯誤與追究責任。大會展開「兩條路線」的鬥爭，既檢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清算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六大」換上李立三為中共領導人，「立三路線」實質上還是「左傾盲動主義」。

中共為了挽救革命危機，1930年代將行動力量由城市轉入「蘇區」，開啟「以鄉村包圍城市」的大轉變，這是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挽救了中共，也改變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建立第一個「蘇（維埃）區」尤其值得重視。江西蘇區的成長與紅軍的壯大已讓國民黨政府如芒刺背，蔣介石傾其全力進行五次「圍剿」。中共在「反圍剿」鬥爭中進行「革命轉變」，突圍後於1934年10月開始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黨」的會議是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於貴州召開的「遵義會議」。會上毛澤東批判負責中共軍事路線的博古（秦邦憲）與周恩來，免除博古總書記職位，周卸下中央軍委主席。

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面軍並帶著中共中央繼續「長征」，在天寒地凍中越雪山，走天險，強渡烏江，橫過松藩草原。在兵困馬疲，飢寒交迫，紅軍將疲病戰馬殺掉充飢，有的紅軍兵士甚至以草根、觀音土、皮帶充飢，《紅旗飄飄》讓人讀後流淚。長征接近尾聲時，毛澤東在「毛兒蓋會議」上與張國燾公開決裂，毛往北走，張向西行。張在西進途中遭新疆馬家軍圍剿全軍覆沒，毛澤東的紅一軍與中共中央在前有地方團練武裝阻卻，後有國民黨軍猛力追剿，形成前後包抄、進退維谷困局，結果是紅軍及中共黨人在長征途中傷亡殆盡，1935年10月毛澤東北上抵達延安時，紅軍與中共黨幹不到一萬人。

俗語說「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共因毛澤東的戰略轉變讓蔣介石的「剿共」破功，「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略意義顯現的是中共在江西蘇區因遭國民黨「圍剿」頻臨死亡之際因「反圍剿」突圍而浴火重生，因「長征」而星火燎原，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已埋下被「九死一生」中共打敗而喪失政權的種子。

毛澤東抵達陝北延安後進行「整頓三風」，對中共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純淨黨的行為作風有重要意義。所謂「整頓三風」是指反對主觀主義須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須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須整頓文風。毛在整風運動中鞏固自己的權力，排斥了國際派，改造了中共。

經過延安整風，中共於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七大」，成立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大會根據毛的「政治報告」制定黨的新路線，以「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為己任。朱德的「軍事報告」總結武裝鬥爭經驗，提出「人民戰爭」概念。在黨章修改上加入「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論，並相互結合，形成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實踐中特有的意識型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下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萌芽。

毛澤東在延安的政治經驗，為中共建構實踐革命價值目標的「三大法寶」，即「黨的建設」、「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沒有「黨的建設」，中共不可能由當初57個黨員發展到今天成為近一億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沒有「武裝鬥爭」，就沒有紅軍、解放軍，也不可能「槍桿子出政權」；沒有「統一戰線」，中共不可能將黨與群眾結成一塊，也不可能在國共鬥爭中聯合其他政治力量，將國民黨及其軍隊淹沒在人民戰爭的大海中去。

經過「國共內戰」三大戰役，毛澤東的劉鄧大軍渡江打敗蔣介石的百萬國軍，迫使蔣介石退守台灣。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強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前面這兩句話意涵新中國與中共不可分，新中國將改變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因積貧積弱而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悲慘命運。

新中國是社會主義中國，是萬千中共黨人經過28年奮鬥犧牲建立的。中共與新中國不可分，新中國又與毛澤東不可分，不抓住這個重點，無法理解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與轉變。

1956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八大」，毛澤東為黨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與陳雲為副主席。「八大」黨章刪除「毛澤東思想」，反對個人崇拜，此與當時俄共黨內「非史大林化」有關。

建國初期，毛澤東的中共中央主導著新中國的發展。1953年中共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接著進行「三大改造」，1957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中共宣布新中國結束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發展階段。1958年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加速讓新中國由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1959年大陸發生三年災荒，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及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提出「萬言書」，公開批評毛澤東的「三面紅旗」為冒進思想路線，接著出現「彭黃反黨集團」事件，顯示中共黨內有路線鬥爭。

新中國發展遭受的最大挫折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了中共黨內的團結與發展。毛貼出「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大字報，發動紅衛兵大串聯，提出「鬥私批修」，在黨內的表現是毛澤東將劉少奇、鄧小平視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用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鬥爭。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對毛的評價是「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鄧小平對毛功過採六：四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雖然如此，該決議還是公平評價毛澤東「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中共及其黨人對毛的評價，說明中共是個能「反思」、能改正錯誤的政黨。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鄧小平時代的到來，在指導思想上這次會議完成了「撥亂反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將中共的發展道路由「極左」往「偏右」，將新中國的發展路向由毛式共產主義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大調整，鄧小平稱這是中共發展史上的「歷史性的偉大轉變」。

為實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共將新中國的發展拉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87年中共在「十三大」上提出「一個中心、二個基本點」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在發展路向上，鄧小平時代的中共既排除「右傾」的「機械論」，也拒絕了「左傾」的「空想論」，讓中共在發展道路上回歸實事求是正道。以社會主義角度觀之，鄧小平讓中共「轉軌而不轉向」，「轉軌而不脫軌」，引導著新中國朝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前進。

「改革開放」對中共而言，其政治意義在於讓中共「去階級鬥爭化」，重新回到「實事求是」，反思中共社會主義傳統體制的弊端，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路向，讓原來閉鎖的中國大陸重新與世界接軌，在全球化下重新為中國作歷史定位。

十三大以後的中共，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制度保證，以「改革開放」做根本途徑，在轉型而不脫軌的前提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發展邏輯，用「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先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再進行脫貧攻堅，然後實現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中共由十三大到十八大（1987-2012），全心努力經濟建設，已將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改革開放」後25年，中共便將中國建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僅次美國，成為與美國並列的東西世界兩大強國。

中國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雄踞東亞的大國，衰弱是近150年來的事，因為衰弱遭受西方列強侵凌。習近平2019年10月1日的「國慶講話」最能表徵「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的時代意義：「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早期的中共是布爾什維克化政黨，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思想武裝；「七大」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結合；「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理論」出現，建構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九大」上習近平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結合在一起，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共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革命政黨，1983年中共便指出「馬克思活在一百多年以前，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所有問題」。「十二大」開幕式上鄧小平公開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或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還有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不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抑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說明中共已經拋棄馬列主義教條下的社會主義一元論，以社會主義多元論從時代與中國發展之實際出發，將中國由貧弱推向富強。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正統馬克思主義指出「沒有民主，社會主義不可思議」，現在中共已使中國「脫貧」，由小康正往共同富裕路上走，「中國道路」已經出現，「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國已經實現，別的不說，就從這次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與管控上看，「社會主義民主」下的中共在政治治理上就不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下的政治治理所能比擬。

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歷史上，中國的今天正在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共帶領著14億中國人沿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中國的明天也將由「不忘初心」的中共跨過建黨一百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2049年建國一百年時，把她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這個時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到來，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中國夢」也將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