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菁英管理制vs.西方掣肘民主制

民國初期，雖然擺脫了朝代史最後一輪滿清王朝的顢頇與束縛，但中國飽經外國兇惡勢力（西方「帝國主義」）欺凌與掠奪，歷一世紀而不衰，只是有增無已。面臨似此國家存亡之秋，救國護國之聲此起彼落。不同志士為求救國，提出了他們精心策劃之方案。 其中之一，試圖利用西方之「左」（即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來對付西方之「右」（即國際資本主義強權之帝國主義作為）。是乃有李大釗1920年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對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適逢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創立了替代沙皇統治的「庶民政府」。李大釗與其他菁英（包括《新青年》諸多論文作者），遂有在中國成立「平民勞動家的政黨」之共識。這預期在翌（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下簡稱中共）的建立。迄今已歷一百週年的歲月。

熱心慶祝百年黨慶的人們，咸謂這是志士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習近平也以黨魁身分，號召慶祝一百年黨慶，必須遵循「勿忘初心」之訓誡。此話表面簡單，但需要深入歷史，方能體會其中真正含義何在。蓋因中共建黨之初，極少人數參與（譬如第一次成立大會，較樂觀的紀實，也不出13人），更少有對此革命政黨有坦蕩前途之期許者。以當時反共人士之眾（譬如國民黨政府），實難以想像居然有人會認為中國需要馬克思為工業社會把脈而提出（針對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革命。既然當時中國尚是農業社會，所以他們將中共黨人定位為只是熱衷奪權的宵小分子。沒想到百年後慶祝中共黨慶之時，中國已不是當年人皆可欺的可憐蟲；而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之超強大國（見下）。亦難免令人質問當年赫赫一世的國民黨今日安在！所謂「勿忘初心」也者，乃在駁斥當年奪權論之無稽，而要強調中共之成立，乃有其救國之「初心」也。

中共1921年成立後，前50年至為艱苦的經歷，吾人不得不承認。簡言之，除了須外禦龐大反共力量以圖生存之外，還有內部分歧（！）的問題。譬如有所謂的「28個布爾什維克」（包括中國曾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受教育的留學生，以及曾由座落莫斯科「共產國際」所訓練的華裔幹員），於1920-1935年間陸續回國，在中共黨內取得領導地位。這些人較為有名的，包括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等人。他們的大部分都是在李立三於1928-1930年企圖仿照列寧的城市革命慘敗之後回到中國。由於「李立三路線」幾乎斷送了中共的命運，所以他們能一度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伸張他們的勢力。可是他們雖然目睹李立三路線失敗，並沒有完全接受毛澤東自1931年開始在江西進行的農村革命實驗。直到1934年以後才將他們佔據的中央委員會由上海遷移至江西蘇維埃，與毛澤東會師。毛的基地亦提供了聯合中共內部友蘇派與本土派兩組勢力的機會。而毛的農業革命模式，成為此後中共所能依靠的唯一革命路線。

儘管毛的革命（發動佃農推翻地主階級）並非馬克思心目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毛一代早期中共黨人對馬克思的瞭解，多半是依賴經過日文翻譯而來的中文版本。馬克思的proletariat（工業社會被資產階級老闆剝削的工人）則譯成「無產階級」；所以他們直覺地認為佃農只是為地主打工，自己毫無資產可言；因而發動佃農鬥垮地主，無異也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可說是歪打正著。由於毛澤東的農村革命方式證明了城市革命路線在中國行不通，因此，那些由蘇聯受訓回國的留學生與幹員在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大體已無插手中共領導內圈的餘地（除楊尚昆之外）。而毛澤東被選入政治局後，可說為其日後延安時代獲升黨主席的及時鋪路。

我認為這個經歷，只是毛澤東最終成為中共權威黨主席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很少人提起，則是毛所特有的不屈不撓個性。在中共飽受挫折而黨內其他頭頭均垂頭喪氣，失卻信心之際，毛仍然不服輸地昂首向前。譬如毛在江西的基地被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不得不放棄而轉移陣地（乃有二萬五千里長征）之途，經過跋涉之後甫於1935年10月抵達延安落戶，正是百端待舉，一切均是「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之際，居然不出四個月，毛的《沁園春．雪》即響噹噹問世。其中奚落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繼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此種口氣，足足代表了毛的雄心以及他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

雖然毛在1949年10月1日站立天安門之上，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是此後3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受困於美國與它盟邦百般排擠刁難，處境是寸步難行。我以上所謂半個世紀的艱辛，蓋因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到中國大陸破冰之旅，帶來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機。七年後中美建交；（尼克森訪華）再五年後，毛澤東撒手離世而去「見馬克思」。治國重擔由鄧小平接手後，那歷經毛的三面紅旗失敗而拖垮的中國經濟，得以有機會轉圜。鄧所主持的改革開放於1978年起步；不出23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八倍之多。再過18年，中國已成為舉世第二大經濟體 ！若問鄧小平成功之秘訣何在？簡言之，是他有本事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絕然相反之因素放在一起；使其互相效命而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鄧公的靈感與信心來自中國傳統的「陰陽學」（深得其陰中有陽而陽中有陰之真髓）。他的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產物；是絕對無法被任何其他國家效法的。甚至無法為西方國家所瞭解。蓋因西方哲學，自始祖蘇格拉底開始，就不相信兩個相反的東西能夠融合為一體。更不用說互相效命。

由於鄧大人的改革開放，殆至2011年，中國已打破日本維持了42年的紀錄，取代日本而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2014年大陸的人均GDP較1978年以前增長了近50倍。雖然去年（2020）中國的宏觀GDP為14.74萬億美元，仍落後於美國的20.93萬億美元，但很多估計認為中國很快將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不同的是對所需時間的估計，有23年至30年不等的說法。

美國對此甚為恐懼。我認為需要澄清一點，即中國今日之興，是它的第二次。因為中國在713-1820年的一千多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強權，那是它第一次崛起。那時的GDP比全歐洲12國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大。對此，中國自己並沒有資料；這全是根據英國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精心保存的資料而來（而且可由荷蘭人資料作為旁證）。近代國人只知中國經1840-1842年鴉片戰爭被英人擊敗後，由於大量鴉片「合法」輸入，導致國庫空虛，人民身體僝弱，造成舉國積弱不振。但如若不參考以上的國外數據，絕對無法體會中國今日之起實是第二次興起。

這一字之差有其重大之意義。因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基於歷史實例得到一個結論，即凡是一個新興強權崛起，一定給世界和平帶來威脅與挑戰。如1.得18世紀工業革命機先而崛起的英國，在未來一個多世紀內建立了一個「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國；2.拿破崙的法國給歐洲帶來20年的戰爭；3.明治維新以後崛起的日本，繼19世紀小侵略之後再有20世紀的大規模侵略；4.俾斯麥以後統一的德意志帶來人類最悲慘的兩次世界大戰；5.斯大林以後的蘇聯給世界帶來43年的冷戰；6.根據美國歷史學家威廉布拉姆（William Blum）發表的《美國外交紀錄簡報》所提供的資料，二戰以後崛起的美國，自1945年以來，一共推翻了50個他國政府。另外，維特（Witter）媒體人恩格（Richard Kenneth Eng）的統計，美國在過去70年內，曾經對32個國家發動戰爭。

由於50甚至32個國家的名字排列出來太佔篇幅，恕我在此不一一列出。不過我可指出美國最近發動的戰爭，包括對阿富汗（1999）以及伊拉克（2001）的攻擊。雖然對伊拉克戰爭，在消滅了海珊（Saddam Hussein）以後已告結束，但當初美國攻擊伊拉克的藉口是它擁有核武器與化學武器，最終並沒有能夠證明此藉口屬實；而美國佔領阿富汗的軍隊迄今尚未全部撤回。

有鑑於這些案例，所以國際關係理論家與實驗家，對中國之興起，本能地一定要抵抗阻擾，甚至欲將之消滅而後放心！可是，錯誤出自他們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即以上的各個例子，都是第一次崛起的強權。而中國今日的興起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是復興而非崛起，已如上述。何況，連在中國第一次崛起的一千年中（713-1820），也沒有侵略他國的紀錄可尋。如果真有的話，儘管中國歷史沒有記載，中國的鄰邦一定不會沒有。但中國十來個鄰邦均沒有記載。美籍韓裔的康大偉教授（David Kang）在他《西方來犯前的亞洲》巨著，對中國從明朝至清朝五百年歷史作有詳盡的審查，發現在這五百年間，中國僅打過兩次國際戰爭。其中一次還是因日本發動對朝鮮攻擊，因那時朝鮮是中國的藩屬，故向中國求援，造成中日的一場戰爭。總之，無論中國在第一次或第二次興起，其對外關係不涉及戰爭之紀錄，絕難否認。

很湊巧的是，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最近有一次自問自答的發言紀錄（其對象想必是川普總統）：

卡特問中國自1979年 （美國承認北京政權的一年）以來，一共發動了幾次戰爭？他的自我回答是：「一次都沒有。可是美國呢？」他歎了一口氣：「唉。美國自建國240多年以來，除了16年以外，全是在戰爭中渡過」！

我只希望今後美國的領導人（包括拜登總統與布林肯國務卿）能將卡特前總統對美國與中國的比較牢記在心，我也希望那些動輒嚷嚷中共多麼可怕的人們，能注意卡特的問題與答案：請捫心自問，究竟能舉得出任何中國（中共）所幹的堪與美國以上那些「豐功偉業」勉強相與比擬的例子否。

西方（主要是美國）攻擊中國的原因，除了它是快速與不斷增長的新興強權，因而造成「國際關係理論」所認為是威脅世界和平的禍根以外，還有一個意識型態的原因。那就是中共領導的中國政體，不符（西方所瞭解的）民主制度的要求。本文在結尾以前，不能不對此點正式作答。這個答覆，可濃縮為兩點：

第一、並非多黨輪替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有人指出當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代（即民國初年）,中國各地的政黨加起來，已有200多個（！）。所以迷信多黨即是民主的觀念是極有問題的。我還想藉此引申一點，即民主國家，儘管有憲法架構，有法治等等的存在，但也可能有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嚴重反民主或非民主的政策或現象發生。最現成的例子包括美國今（2021）年1月6日川普總統指使他的黨羽圍攻國會，打擊異己（民主黨議員）。不但此也，嗣後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居然集體反對並阻止國會建立兩黨調查委員會調查該事件責任誰屬的動議。另外由於黑人喬治．佛洛依德（George Floyd）於去年5月25日被白人警察將其窒息而身亡，以及因此而引起各地反抗種族歧視的各種遊行動亂，引起武力與槍擊案件頻發之亂象。如果這些代表美國民主的真相，那麼華盛頓認為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應該效法這樣的民主模式，豈不是荒天下之大唐？

第二、中國的政治制度，眾所周知，不是民主制。那麼除了說它是「專制」或「獨裁」之外，能不能用一個中性的尺度給它下個定義，並與民主制度做一個有意義的比較？ 對於這一點，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大學教授社會學，後來在中國的山東與清華大學客座的（已故）美國教授貝淡寧（Daniel Bell）在他的遺著《中國模式：菁英管理制相比民主制的局限》（普林斯頓大學2015年出版）有極精辟的答案。他舉了美國、中國、新加坡、香港與台灣的實例，作一個廣闊理論的比較；也等於是提出一個對民主制與「菁英領導制」作一「非意識型態」比較的理論架構。

由於貝淡寧仍在摸索這一個理論架構，所以除了專注何謂「菁英」的條件（譬如智慧、能力、與個人操守）以外，並未談及菁英領導制如何產生。但他認為民選的民主制，可能造成「多數的獨裁」，而且因為一人一票的選舉，可能發生選民被政客美麗諾言矇蔽的後果（註：這個相當於預言兩年後川普因高呼「使美國再度偉大」口號而當選的趣劇）。

貝淡寧的分析比較，將中國在中共領導下的政體定義為菁英賢能領導制度，反映了他在中國所觀察的政體與運作的實況（註：譬如政府之扶貧事業，並非因選票的考慮而為之；實則是「不忘初心」使然）。

我只希望貝淡寧教授的真知卓見，能夠被西方的理論家與政府（尤其是美國但也包括其他G-7成員）詳加認證與虛心接納。這將對世界和平有莫大裨益。

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