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夢與體制內左派的悲劇

張嘉璈所接收的，是已經覆滅的滿洲國的工業資產。在西原龜三被逐出政壇的1920年代，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在北一輝、內田良平等人引導下，逐步變質為民族社會主義，並且影響到一批「右中帶左」的軍人官僚。關東軍在九一八佔領東北之後，銳意在滿洲國建立一套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奉行類似於拉特瑙體制的「一業一社」政策和資源統制，從1937年起更進入「部分的計劃經濟」階段，實行「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不少躲避國內鎮壓的日本左派分子還逃到滿洲，進入「滿鐵調查部」等政策情報機關，參與經濟計劃的制定，並於1930年代末開始推動滿洲國農業合作化，1941年完成；他們最後因其共產思想而遭到關東軍憲兵的殘酷迫害。

前往滿洲國進行指導的「革新官僚」包括星野直樹、岸信介、椎名悅三郎、古海忠之等人。他們同時仰慕蘇聯和納粹德國，深信行政指導能夠取代市場，在既非階級鬥爭也非民主選舉的情況下，提供一種貧乏而均等的生活，並為推翻「英美霸權」的總體戰打好物質基礎。這些官員回到日本後，聯合有澤廣巳、尾崎秀實等其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參與制定近衛文麿首相在1940年宣布的「經濟新體制」，在實行「四年計劃」同時，嘗試保存企業的私人所有權，但把經營權剝離並交予政府，反對追求利潤，達到事實上的國有化。最後雖未能完全實現，但日本就進入野口悠紀雄所謂「1940年體制」，直到1980年代才結束多年度經濟計劃。台灣在總督小林躋造下，於1938年和1940年分別提出「生產力擴充計劃五個年案」和「大工業化計劃要綱」，並自1937年起頒布「暴利取締令」、「物價停止上漲令」、「臨時資金調整法」、「銀行資金運用令」等，進行金融工商全盤統制，但走私、黑市等光復初年的問題，亦因而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出現。可見，1941年任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長，並嘗試推行「全國糧食總動員法」未果的陳儀，以及中央設計局、資委會等的指導者，均可說是國民政府的「革新官僚」。而早在抗戰勝利之前，陳儀就在台灣發現適合推行計劃經濟和國政革新的土壤。

陳儀嘗試實行統制經濟，始於其在1934年出任福建省主席。其時，陳銘樞等人領導的，以福州為首都的左傾「中華共和國」剛被剿滅。陳儀任內最有名的舉措，可能就是親赴台灣參與「始政40週年博覽會」，並寫報告讚揚和提出參考台灣的各種政策。其實，陳儀繼續了「中華共和國」的一些革新意圖，任用了不少青年黨、左派人士和技術官僚，其中包括要求前西門子工程師、柏林工業大學畢業生徐學禹，為其設計一套統制經濟系統。徐的辦法是設立一個「公用事業管理局」和省營的貿易、運輸、工礦公司，亦即一種「一業一社」。這些嘗試其後因為執行上各種問題而效果欠佳，其中帳目混亂、裙帶關係等廣為人知。但陳儀的主觀意願仍是良好的，比如大力推動合作化運動，宣布「大多數人均為合作社社員，社會就是合作的社會」，又率先實行「二五」減租，減輕貧農負擔；當時何廉也在農本局推動全國各地合作化。

由於福建傳統上是糧食進口省，在抗戰爆發、福州淪陷、省府遷至永安後，陳儀下令仿照孫中山的倡議設立各縣「公沽局」，上設省糧食管理局，亦即統購統銷系統，糧食的零售商成為配給點，私人糧食買賣遭禁止，且軍警協助從農家繳獲餘糧，而軍人的需要則獲得優先。結果是黑市和腐敗猖獗，而糧食仍然短缺。1941年4、5月間，陳儀拒絕取消公沽局、恢復糧食自由買賣，結果在8月被陳嘉庚在省參議會中所領導的反對運動轟下台。此前不久，在1940年8月，意識到糧食短缺嚴峻的陳儀，就曾經提出「福建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稱要進行「民生建設」，「著重於農業生產」，並修築水利，發展小機器工業及手工業，為此需要訓練十萬名幹部，並提高師資人才等。其實，陳儀的統制和計劃化政策在戰時的環境下完全合理，然而國家行政能力的不足、原有幹部的素質惡劣，使任何由國家嘗試總攬經濟民生的嘗試必難成功。統制工商作為一種「階級鬥爭」，一定會得罪最受經濟統制和「國進民退」影響的地方資產階級－－何況陳嘉庚素以公開愛國著稱，自然可以挾民意自重。諷刺的是，在陳儀於福建失敗之際，另一政學系幹員，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三青團秘書長甘乃光，則舊調重彈，提出按成立於1939年的「貴州企業公司」模型，在各省建立省營壟斷性總公司，然後再於其上成立「全國性聯營企業公司」，在戰後中國實現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甘的想法有合理處，但不消說，國民政府即便能草創如此系統，也沒有能力處理此種大數據、物流和相關行政。

二戰期間，基本上主要參戰國家都實行了全部或部分的計劃和統制經濟，其中最自由的美國，也在1942年成立「戰時生產委員會」，實行「物資統制計劃」，更莫論貧乏得多的英國；其於戰後上台的工黨政府，則把銀行、鐵道、煤鐵等「經濟制高點」悉數收歸國有，並於1948年嘗試推行四年計劃。安里．德．曼與納粹合作，並在占領初期地位等同比利時政府領導人，但隨著納粹覆滅而身敗名裂；然而根據米拉尼（Tommaso Milani）的研究，他還是啟發了戰後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派，採納經濟計劃為常規政策。另一方面，法國的維希偽政府，也在一群右中帶左的「革新官僚」下，在1942年提出「十年計劃」，並由戰後法國政府承繼，在計劃委員長讓．蒙內（Jean Monnet， 1930年代曾是宋子文顧問）領導下實行一系列旨在急速進行現代化、保留市場但對之進行指導的五年計劃，類似於「計劃自由經濟」。滿鐵調查部的人員則回到日本，參與到「經濟安定本部」制定「復興計劃」的工作中，而1947年上台的社會黨片山哲內閣，也成立了各行業的「公團」，進行統制。北韓則全盤接收了殖時期的計劃體制、工礦電力設施和農業集體化系統；南韓也有類似呼聲。

計劃經濟於是成為戰後新世界中「經濟民主」的代名詞。如此者，在抗戰勝利前後，要求實行計劃經濟就自然成為中國政壇大部分人的共識，涵蓋國共及中間黨派。戰前、戰時的國家社會主義者都紛紛改為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比如日本社會黨就吸收了一批舊國家社會主義者，而張君勱的中國國家社會黨也改稱民主社會黨，提出計劃經濟與民主結合。經濟部長翁文灝在1946年向資委會發表演說，題為《為中國經濟創立嶄新時代》，說道「試觀大戰以後，世界各國如英法等，皆篤志實行社會主義，將重大而有關公用之事業，努力收歸國營……日本新組內閣，亦已提出煤礦國營之方針。可見民生主義之精神，已灌輸東西各國。吾國自宜認真努力，以期早能實現。」可見政學系內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化、經濟計劃化已形成定論。一些地方領袖如閻錫山，甚至大搞「階級鬥爭」，嘗試在山西以行政管理取代商人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