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夢與體制內左派的悲劇

評「革新官僚」 陳儀(四)

梁明德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哲學博士生)


1947年7月,極為懊惱並要宋子文下台的蔣介石,因內戰再次宣布「國家總動員」,全國重新執行統制經濟。而開戰原因之一,又是宋子文。本來張嘉璈在東北,正在商討把原滿洲國企業改為中蘇合營,事成蘇軍即行撤退。但寧願把美國資金引入東北的宋子文卻多番阻撓。結果蘇軍撤退時,把工業設備拆運殆盡,並向中共軍隊發放日軍武器,阻止國軍接收東北,國共內戰於是在東北爆發。

但是,陳儀為二二八再次負責下台,並不是故事的完結--因為陳在1948年6月出任浙江省主席後,又再嘗試「一省社會主義」。這個當年由張靜江最早成功實行省級計劃的地方,又回到歷史的原點。此時的陳儀,通過一些英國文化協會的冊子,瞭解到英國的合作社和國有化政策,頗為心儀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但現成的樣板仍是蘇東共產國家。曾經參與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的沈仲九(留德、日),此時出任浙江省設計及考核委員會主任,被要求以蘇聯的五年計劃為基礎編寫「浙江十年建設計劃」。陳儀又要求屬下購買關於蘇聯的書籍,比如上文提到的中央設計局委員陳伯莊有關蘇聯經濟的專著。由於資料不多,浙江省府竟然在剿共內戰高峰之際,致函南京外交部,要求協助致電捷克、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索取他們的戰後重建計劃文件。最後浙江當局只找到一份美國翻譯的波蘭建設計劃。浙江建設十年計劃的不少靈感來自台灣,比如模仿台灣的龐大糖業和阿里山等林業鐵道網,在浙江修建大量輕便鐵道,以將鐵礦送到港口。計劃到1949年2月編好時,離開陳儀再次被免職只剩一個星期,陳儀只好向瞠目結舌的省府委員,說希望計劃可以幫助繼任人。不久後,陳儀因嘗試投共和策反其姻親湯恩伯而遭逮捕,1950年6月槍決。陳儀死前向女兒提到,在獄中還在閱讀英國人詹森所著的《戰後蘇聯印象記》。湯恩伯自知鑄成大錯,曾嘗試營救,希望陳寫一悔罪書,但遭拒絕;陳寧可「永遠解脫,了結殘生」。他在刑場大喊「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人死,精神不死!

綜觀陳儀悲劇的一生,曾忠實地執行全盤統制,屢敗屢戰,更不惜為此犧牲生命。但有無周全計劃,有無足夠國家能力,遇到反對採取的措施是有序排解,還是胡亂鎮壓,則判定了他的善良願望是否為民眾和他自己鋪成了通往地獄的道路。這條通往統制「地獄」(計劃天堂)的道路,也從陳儀求學階段開始,就因為世界經濟潮流從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預的變化,似乎與他和他的新式行政努力影形不離,以致他為計劃經濟在中國(乃至戰後東亞)的實行背負了原罪。反對他最力的台灣左派分子卻不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最後通過強力鎮壓和鬥爭,成功將計劃經濟付諸實行的中共,則多年來維持紀念二二八的傳統,到了1980年代才為陳儀平反。徐振國認為,陳儀太過受困於這種憎惡私人資本為利潤驅使,進行投機盤剝民眾的意識型態,每到一處必然得罪當地資產階級,又不願靈活妥協,最後促使他投向中共,並因此丟命。陳儀沒有清楚意識到,其在沒有民眾動員基礎的情況下,自上而下地反對資本家,就是一種必然會失敗的階級鬥爭。但另一方面,陳儀要是在台灣初期就實行了把日產私有化的政策,有能力購買的只會是與日本合作最為密切的(皇民化)台人資本家,既在政治上說不過去,在戰後左傾政治環境下,也不一定能實現他許諾的更公平社會。如當時採用「計劃自由經濟」,私營資本需由國家審批方可創設產業,以當年的條件而言,必然帶來政府官員層層設限、層層尋租,即戰後印度所稱的「牌照王國」。

陳儀和政學系的技術官僚主義遺產對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影響深刻。資委會人員包括翁文灝、錢昌照等九成都投奔中共,為其早期計劃化和國企管理打下基礎。何廉的共事者、經濟學家方顯廷也認為中央設計局的戰後五年計劃,幫助了中共制定1953年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錢昌照一直受重用,甚至在1980年代參與規劃海南島經濟特區和制定香港基本法。國民黨政府在掃除了大部分反對力量,並通過土地改革,贏得民眾支持後,從1952年起在台灣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實行四年計劃,從最初的全盤管制到日後的鬆綁,逐步恢復了部分「計劃自由經濟」原則,此即所謂「三 期四年經建計劃時期」的起飛關鍵期。而資委會一千名赴台接收人員中,當然有不少左傾分子,如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台電總經理劉晉鈺都在白色恐怖期間槍決。但其他要員就包括前中央設計局員張茲闓,以及資委會趙耀東、李國鼎、孫運璿等台灣經濟起飛的功臣。陳儀在福建和台灣時期的左膀右臂嚴家淦,更是官至中華民國總統,其時正值留蘇的蔣經國大力推動「十大建設」時期。

最初由甘乃光提出的「全國性聯營企業公司」構想也得到實現。1960年代初大躍進以後,薄一波在經濟調整時期,建立了各個「全國總公司」,以此形式達到了「一業一社」的效果。但當局隨即發現目標超前於執行能力,數據處理能力不足等問題,文革後系統重新恢復時才結合電子科技而成功。改革開放也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計劃自由經濟」。社會經濟的複雜性,往往與政府的執行能力並進;螺旋向上,正是世界經濟計劃史的寫照。現代東亞的法治建設、公務員廉潔、數據處理能力、行政管控力度和物流上的方便,與當時已不能同日而語。在震盪療法造成南美、蘇東國家在80、90年代接連破產,今天自由經濟再次經證明不是什麼靈丹妙藥,我們不應忘記陳儀和政學系等人的努力。【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