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沒有什麼後悔的事

1942年離開台灣台南，1989年第一次回到故里，陳峰龍一生除在日本的歲月，多生活、奮鬥在大陸。本文節自陳老2014年7月22日在北京寓所受訪時的口述，原刊「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編著《番薯仔兩岸留痕》。－－編者

我出生在台灣台南縣鹽水街的太子宮，是個小農村。1989年我回去的時候，那個供奉哪吒的太子宮還在，不過已經不是平房小廟，而是一個新蓋的大宮，很氣派。

我從台灣的戶籍資料中知道，我的祖父叫陳發。我在日本大阪的時候看過一本書，紀錄的是日本侵台不久發生的噍吧哖事件，這事件發生在南部，台灣民眾武裝反抗日本人，要回歸祖國，最後被殘酷鎮壓了。在書中我得知，我的爺爺是當時的農民領袖之一，後來被日本人殘忍地殺害了。

我有三個哥哥，我是老四。我們弟兄都上了學，學習成績也都挺好，我家牆上掛滿了各種獎狀證書。日據時期台灣孩子上公學校，日本孩子才能上小學。當時台灣人很少能上中學。我想上中學，但是聽三哥講，家中土地財產不夠28甲，就不能上中學。由於家裡經濟條件不允許，所以三個哥哥都沒上成。我想上中學上不成，心有不甘，台灣六年公學之後可以再加兩年的高等課，我希望上，我父親同意了。

又上了兩年，畢業時老師告訴我，日本的軍工廠來招人，是去日本高座海軍工廠半工半讀，三年後可以考日本高中，四年級畢業獲得資格還可以考大學，而且更歡迎考日本的海軍大學。這麼好的事我當時就同意了。那是1942年，聽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共召了八批1,000多人，都是年齡14、15歲的孩子。

日本高座海軍工廠專門生產海軍船舶和各種零配件。我們到了工廠以後剛開始主要是訓練和學習：訓練就是每天早晨出操、跑步，半軍事訓練；學習就是學數學和英語，還有機械操作常識，訓練勞動技能。教官都是日本人，還有監管我們的軍人，只有幾個歲數較大的工人帶我們。後來我被分配到一個組裝廠，工作內容是組裝生產飛機。

日本快完蛋的時候，美國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們聽到警報就跑到防空洞躲避。軍工廠是美軍重點轟炸的對象。有一次我在外面趕上轟炸，扔下來的是爆雷，炸開以後鐵片橫飛，大面積傷人，如果沾到身上就完蛋了。我因為是在路邊，趕緊跑到大樹下，是樹幹擋住救了我！

在工廠第一次發工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的工資，我把錢全寄給了母親。表一份心意啦！但是想不到半工半讀兩年多，只發了那一次工資，後來再也沒有發過。當時日本的年輕人都當兵了，缺乏勞動力，他們就把我們騙到日本做廉價勞動力，食宿免費而已。後來雖然知道被騙，也沒聽說有跑的，怎麼跑，跑哪兒去？好在工作和生活漸漸習慣了，再說心裡還夢想著三年期滿可以考大學呢。

日本投降了，消息傳來，我最先想到的是可以回台灣了，離家三年，兄弟姐妹終於可以見面了，最想見的是母親，最感恩的也是母親。隨後是國民黨接管台灣，聽說會有船接我們回去，我們在那裡等了好幾個月，大概到了1946年的春天，實在等得不耐煩了，我們六個同學說與其乾等著，不如藉機出去玩幾天，就這樣我們幾個去了仙台等地，差不多一個禮拜，回來一看，人家都走了。真是命運弄人，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我們六個沒折了，怎麼辦？

幾個人一合計，走吧，去東京。那時候東京有從台灣來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有些人認得，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先找個最便宜的旅館住下來。吃飯是個問題，旅館老闆有辦法，旅館裡住我們六個客人，他就可以向政府領糧食，吃的暫時不成問題，但住宿還是要錢的，為了維持生計，有的同學開始做些小買賣。我看東京城裡生活困難，日本投降以後沒吃的，很多人真可憐，我就租了輛車子，到鄉下去買農產品，拉到城裡來賣，這樣能掙幾個錢，我們就這樣住了好幾個月。

不久，我們就分散了，有的與家裡聯繫，條件好的這裡有親戚的，就投親靠友去了。我無親無友，還是經常到鄉下買一些蔬菜農產品到城裡來賣，維持生活，一方面還準備考大學。日本投降了，海軍大學也沒了，可是我還是有個大學夢。因為在台灣的時候，我看到地主子弟從日本留學回來，穿著學生裝，戴著四方帽，真神氣，對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真的希望能夠上大學。我給家裡去信，說了我的想法，問能不能給我寄點錢來。信是寫給三哥的。家人收到後輾轉託人給了我一筆上學的錢，這樣我就可以專心學習了。

那時候東京有台灣留學生的宿舍，叫清風寮，住在那裡不用花錢，我就住了進去。那裡住的學生中央大學的比較多，我就想考中央大學。1947年，我考上了中央大學，讀經濟專科，學制三年。專科比本科簡單一點，不用每天上學，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畢業。那時候經濟困難，我可以有時間解決吃飯問題。當然也想學一點經濟，只要大學能畢業就行。

那段時間我維持生計還是賣菜，有空就在宿舍讀書。我參加了台灣同學會，還認識了不少住在清風寮裡的大陸留學生。大陸來的留學生教我們中文普通話，我們這些台灣學生就去學習。1950年5月，我被選為中國留日同學會的副主席，就這樣開始在同學會工作了。

1953年11月，我隨第三批日本華僑乘坐「興安丸」號回到了祖國，被分配到外交部。報到沒多久，就接到通知要去東北撫順管理日本戰犯。先是同全國各地抽調的人一起在北京真武廟集訓學習，然後坐火車先到瀋陽，下火車改乘汽車去撫順。那是東北一年中最冷的時候，我們坐的是大卡車，耳朵凍得生疼，我從來沒遇到過這麼冷的天。

撫順日本戰犯管理所裡的戰犯基本上都是1950年由蘇聯交給咱們的，這裡有日本戰犯，還有偽滿洲國的那些官員漢奸。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其中有一個戰犯交待，有一次，他們包圍了一個村莊，讓村子裡的人都出來排好隊，說是要給他們照相。大家知道過去的老照相機都是用一塊黑布蓋著的嘛，可誰又能想到日本人用黑布蓋著的是一挺機關槍，等人站好了，拉開黑布就用機槍掃射，就這樣把全村的人無論男女老幼全都殺死了。

「文革」中，我在江西五七幹校待了近三年。因為我是農民出身，什麼農活都會。說來奇怪，手扶拖拉機我很快就會開了，而且沒多久就能開大輪子的鐵牛拖拉機拉貨運輸，後來又開鋁帶式的拖拉機犁地。那個東西真好，中國農村要想發展就得走機械化的道路。當地農民請我幫忙，我就去幫助他們犁地、開溝。犁地就甭說了，就說開溝， 我拖拉機上開溝的刀差不多有兩尺深，走一趟三、四百米的溝就開出來了，特有成就感。

我同台灣的親人聯繫上是在70年代。1975年我剛到中國旅行社不久，家裡人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我的消息。三哥的女兒從美國打來電話，說我父親去世了。後來因為工作的需要，我多次去日本。1983年，僑辦派人到日本協調解決華僑的財產問題，我們一行三人赴日。我當時並不知道我母親、二哥、三哥，還有小弟弟會到日本的東京來看我，是日本華僑總會的陳焜旺事先告訴了我母親，給了我一個大驚喜。

1989年夏天，接到台灣的電話，說是我母親病了。我當然要回去，當時兩岸往來特別是大陸同胞赴台還不是很順暢，很多人不敢回去，我也想藉機會探探路。回去見到老母，其實她身體挺好，就是想讓我回來一趟。1990年我母親去世，我奔喪又回去了一次。

今年我已經87歲了，一路走來，沒有什麼後悔的事。因為在日本的時候就看到了毛澤東的文章《矛盾論》、《實踐論》，我佩服毛主席的文章把深奧的哲學寫得那麼通俗易懂。 對中日關係我有自己的看法。日本的經濟是壟斷資本掌握，精神是日本天皇掌握。歌頌日本天皇的歌「天皇的御代要千年萬年傳下去，一直到永遠」，已經唱了幾百年，現在還在唱。日本天皇的權力很大，日本最大的地主就是天皇，只要天皇制存在，日本必然要向右走，肯定要反動化，這是歷史的必然。

現在美國人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它想利用日本來遏制中國，統治東亞；日本則是利用美國的庇護以發展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現在已經武裝到了牙齒，而且還在發展。釣魚島問題只是一個藉口而已，不是他真正的目的。日本不敢妄動，是因為我們現在夠強大。依照我對日本人的瞭解，美國那兩顆原子彈日本人是不會忘的，這個仇他遲早是要報的。

壟斷資產階級要發展要追求利潤必然要擴張，要賺錢，然後用錢來買武器，拉攏小國家。日本利用科技的發達正把觸角伸向全球，他企圖拉攏一些國家跟我們鬥。問題在於我們的力量是不是強大，我們強大了，他就不敢，國際上終究還得靠實力說話。美國則希望中俄去消滅日本氣燄，這樣美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