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黨到建軍：為「人民服務」的政治

一、「個人主義」的國家政治

政治學做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在19世紀末出現，20世紀初才在近代的大學裡普及。政治學的研究的對象是政治，「甚麼是政治？」在東西方各有不同的演繹。在中國的政治觀中，孫中山所下的定義最為簡潔易懂，他在民權主義中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在西方的政治觀裡，政治一詞導源於希臘文的「城邦」（polis），而古希臘人的生活形式以城邦為主。因此polis在西方語言中被譯為城邦，而城邦公民參與的統治和管理的活動就是政治。（梁文韜，何謂政治學，《科學發展》 2012年12月480期，頁7）東西雙方對「政治」定義的共通之處，在於都包括「人」和「統治」（管理）兩個要素，然而，東西方處理「政治」的重點則不完全一致，粗略地歸納一下，中國政治的重點在「統治」的責任和目標，應如何「安民」，而西方政治的重點在「人」如何約束「治者」的「權」，目標使「人」可以自由地發展。從中西的歷史來看，這是很自然的結果，中國的「大一統」格局，使得統治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不生二心。西方的分裂、戰爭對人民的剝削，使得西方政治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限制統治者的權力。西羅馬帝國在西元476年滅亡之後，歐洲就陷於分裂的大小封建領主們，為了爭奪地盤，一直處於互相征伐中。

政治方面，各地王國林立，有些王國大，有些王國小。這些王國的內政，循著一個嚴格的制度－－封建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國王底下有許多土地領主；而土地領主底下可能又有更多的領主。

這些領主下設有騎士；更底層則有農夫以及工匠。在經濟方面是莊園經濟，領主自己耕種一部分土地（私有地），其餘土地由農民耕種。這些農民當中有些是完全的奴隸。在黑暗時代，東西方的貿易帶來歐洲改變的曙光，從大航海時代到工業革命催生出新興的商人集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帶來巨大的改變；在他們自身利益和封建王朝統治階級發生日益矛盾的情況下，他們便聯合所有的受壓迫者反對封建王朝，1628年英國貴族階級在大憲章（1215年）的基礎上逼迫英王查理一世同意接受「權利請願書」，但查理一世不久即解散國會，繼續加強君主專制統治。引發1688年的「光榮革命」，威廉三世於1689年12月16日簽署《權利法案》，光榮革命後，標誌著世界近代政治發展的開端；1776年美國反抗英國殖民而發表「獨立宣言」，揭示了「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法國於1789年發生大革命，頒布的綱領性文件《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布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剝奪的人權；肯定了言論、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闡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權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等原則。他們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就建立了現代的「民族國家」。此種新型的群聚生活的形式，不同於以往的封建王朝的統治，是以民族認同為基礎的「國家」，成為政治的新內容，於是政治學就融合了西方的宗教教義傳承，革命思潮的衝擊，新興的經濟活動以及新科技影響的要求等等因素，形成新的統治的理論、制度和方式。

以上三大文獻的關鍵內容都是為了制約「治」為核心，英國革命剝奪了皇權「治」的權力；美國獨立，確立人的獨立性和平等性，所以治的權力必須源於「被治」的同意；法國革命也是從國王權力中奪回本屬於人自己的權利。由是而生的政治學的主要論述、敘事、概念、理論、思考和問題意識都是來自西方，在這種的政治學的學理中，主要討論是權力獲得的合法性，約束權力的制度規範，權力與權利的關係，權力如何保障權利完整性，毫無疑問這套學理催生了當今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在18、19世紀形成新形的民主政治，正如馬克思所說，上層建築形成的初期是與基礎相吻合，從而對社會發展，產生促進的作用，此一制度的初期，是解放了人的宗教的封建的束縛，一切歸於被治者同意建立的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附著於西方的現代國家，使得國家成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從而使本國的人民，或多或少都能得利，但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全球化的生產方式，新興生產力的革命，這種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為意識型態的西式民主制度，在美、英、歐洲等國家內部，都出現重大的社會分裂和政府治理的缺位。因此，近兩、三年西方政治學界討論民主失能、民主改革，把國家找回來。也許民主制度，正如盧梭所指出，「多數人民是愚昧、盲目的，國家必須要由道德『賢者』來統治，絕對的民主制度，需要太多預設條件和『美德』 ，實現全民民主非常困難。」

二、以「人民」為典範的中國政治

民本思想是中國儒家政治思想的精華，正因為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深入中國政治思想中，所以「民本」可以被視為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價值觀之一，從帝王將相到地方官吏都知道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箴，當然這不意謂著各朝各代的帝王百官均能作到，但是史家以此為訓，百姓以此為準，則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的民本思想有三大內涵：君、民辯證，集體主義和政績評量。

首先是君、民辯證：討論中國傳統政治民本思想的文章著作，車載斗量，但較少提及儒家講的民本和君本是一種辯證關係，民本思想是用以規範君主，但在古代帝王被視為「天子」，這是「君權神授」的思維，既是「神意」，周人就思考自己是如何得「神意」取代商紂？「君位」是如何轉而降臨在自己頭上呢？以現代政治學來看，這個問題其實關乎周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自己究竟是因為什麼，才能得到天命青睞，建立新的統治？」周公提出了著名的「敬天保民，懷保小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這句話的意思是，天的威嚴與誠信，應當從民情中進行觀察。所以儒家是繼承和堅持了周公的思想，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分田教授2005年發表於《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的「從社會普遍意識角度看民本思想與統治思想的關係」又提出了另一個觀點，君本與民本是相互存在的，他說：在中國古代，占主流地位的「君民關係論」的基本思路是：君主是國家政治的核心和主宰，關係到庶民和社稷的安危存亡，但是庶民和社稷是國家的根本和基幹。民是國之本，而君是政之本。就國家存亡而言，廣大庶民比在位之君更重要；就政治盛衰而言，在位之君比廣大庶民更重要。「君為民主」與「民惟邦本」相提並論、並行不悖，這就形成一種筆者稱之為「組合命題的理論結構」。孟子一方面主張「民貴君輕」，抨擊暴君暴政，另一方面又主張「土無二王」，斥責「無父無君」。堪稱這種思想現象的典型。

換言之，民本思想不是獨立存在，討論民本思想就不能忽視其相對存在的「君本思想」，有人民才有國家，有君王政令才能推行，這才構成中國的政治。中國政治重視的是君、民的合作、互利、雙贏，而非猜疑、對抗、衝突。這樣從本質上看東、西的政治觀是不同的，他們各自有著自己的歷史傳承。如中國的史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是君本思想的巨著。

其次是集體主義：民本思想中的「民」是集體主義的意涵。如在《論語》乙書中和「人」字的使用來相互檢視，更可發現是「人」是指具體、可數的人，常常指「士大夫以上的各階級層」的人，而「民」則多為「百姓」，指社會基層群眾、社會基本成員，是集體的群眾；用於政治之中，強調「人」必須為「民」，有兩種意識。一是服務意識，一是服從意識，主要是「服務」，孫中山在民權主義中承繼這種人為民服務的民本思想。而服務的是否真正得到民意、民心的回饋，那就要看服務者是否服從了絕大多數的民意，所以民本思想雖然不是西方的「民主」，但是在服務和服從民意方面，在實踐中可能遠勝於民主選舉，至於集體主義是否抹殺了個人的發展，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也是指個人修養，強調的是個人要把自己納入集體，和集體融為一體；禮是指在與團體互動時，做事必須符合自己的身分，循規蹈矩。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在個體層面，符合個人主義的獨特性與自身的能力。事實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不是完全的敵對關係，而是優先順序的排列，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大一統的國家，集體的優先性是文化傳統，更是行為價值的一部分，但這種價值只體現在需要的時刻，所以在中國集體主義不是為了抹殺個人的價值，而是指引個人向更高的價值作努力。

第三是政績取向：西方的政治發展使得他們更重視的是權力獲取的合法性，因為他們普通厭惡政府，但又不得不生活在國家之下，所以就特別重視合法性權力的獲得，獲得之後，也必需有種種約束，以免其專政，兩方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新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政府來幫忙」是一句諷刺政府的笑話。在中國政治之中，權力的獲得是候選人全能的競爭，候選人不能依靠煽情的演說、金錢的動員、媒體的運作等短線操作去影響民粹，而是全方位競爭之後的結果，但是有了此一過程，才是對領導人的考驗，而戰勝了其他競爭者後，真正的大考才開始，毛澤東在西柏坡「講進京趕考」，指的正是此意。中國人評價領導人是政績取向，政績才是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夏禹治水，百姓安居；唐太宗弒兄逼父而奪大位，世人依然推崇貞觀之治，應該說都是政績論的典型。所以中國政治不是不講權力的合法性，而是評價的標準偏重在政績，因為中國人認為政治人物就是服務人民的，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這個道理。

這樣的中國政治是以統治為取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學，可以視為「人民政治學」，有別於近代西方的「國家政治學」。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也自然地承繼此一政治傳統，而且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制度加以調整，形成了黨、軍與人民關係的「新民本主義典範」的政治學。

三、中共黨、軍與人民

從當代中共的政治理論和運作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中國傳統的統治為核心的「人民政治學」，當然在新的生產方式上，有了許多改變，其中最明顯的標誌就是中共的黨和軍，從西方流行的政治學來看，大陸現行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政權制度，以及「以黨領軍，政治建軍」的軍事制度是完全錯誤的，不可持續的，甚至是邪惡的制度，但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發佈的一份長期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逐年上升，2016年更高達93.1%。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報告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穩固，韌性源於民眾的廣泛支持。」

而中國共產黨推行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以及「以黨領軍，政治建軍」的政治制度，目前之所以受到大陸民眾絕大多數的認同，其核心基礎就在於毛澤東說的「為人民服務」，習近平說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共的黨和軍都牢牢把握了「人民」這個執政的原則，重塑了黨、軍和人民的關係，豐富了中國傳統的「民本政治學」的內涵。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為人民服務」就是「永遠不變的初心使命」。可以說歷代中共領導人都是以「人民」為念，鄧小平在「姓資、姓社」的爭論中說「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澤民提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於2005年12月29日發佈第46號主席令宣告「廢止運行48年之久的《農業稅條例》，……終於讓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壽終正寢。」習在2012年就職之初，在常委見面會上的講話，就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在短短千餘字的文稿中，就十數次地提到「人民」；在建黨百年時，習說：「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當然「人民」並不是那個領導人講話提醒，就可以成就為黨的「初心」，而是以不斷的政績，人民的真實感受為主，正如大陸的順口溜所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

「軍隊」在政治力量中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是一種最為集中，最有組織，因而也最強大的力量，在政治鬥爭中，往往具有決定作用的，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政權的建立不是依靠軍事的勝利，在朝代中皇權的爭奪也是以奪得軍權或是軍隊的支持，作為鬥爭勝負的充要條件，所以誰掌握「軍」誰就是權力的勝利者，從而也養成軍人的跋扈專橫，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軍隊更是在政治鬥爭中，有地方割據，有私人武裝，造成長期的政權不穩，政局動盪，政治失序，所以中共建立的解放軍必須有政治理想，有忠誠的共產主義信仰，才能有別於軍閥的部隊。再從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處境，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到7月的武漢「分共事件」，讓共產黨的發展嚴重受挫，也讓共產黨徹底覺悟黨不建軍，不可能完成救國救民之心願，當年8月南昌起義，建立紅軍。所以這支紅軍是為了保衛黨的存在，並為黨實現「解放人民，振興民族」的崇高目標去掃除障礙的利器，因而從「異化理論」的角度去思考，黨指揮槍，軍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是必須的，也是邏輯，否則就有可能出現異化現象。

因此「解放軍」和中國共產黨一樣，一貫以「人民軍隊」自居，以往解放軍打「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就是軍在黨的指導下，成為一支愛民護民的軍隊，人民也以支軍擁軍回應和協助軍隊，完成任務。應該說放眼世界各國的軍隊，幾乎沒有哪一支軍隊可以像解放軍這樣，是為人民的解放而從軍，為人民的解放而戰爭，所以解放軍特別重視「軍民關係」，把軍、民比作「魚水」，喻為「血肉」。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大會上說，「人民軍隊始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完全徹底為人民奮鬥，哪裡有敵人，哪裡有危難，哪裡就有人民子弟兵。……人民立場是我軍的根本政治立場，也是我軍區別於其他國家武裝力量的顯著標誌。我軍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切來自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務人民－－風雲激蕩90餘載，人民軍隊與人民魚水情深、血脈相連，才從勝利走向勝利。」

他們不僅在國家和民族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投入戰鬥，保衛國家和民族生存的安全，同時更在社會和人民艱難的時刻，即時出現排難解危，救民水火，快速恢復社會和人民的生活常態。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著作《軍人與國家》中寫道，軍隊只有遠離民眾，才能建立良好的軍民關系。然而，中國人民和人民子弟兵用血脈相依，水乳交融的關係，用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生動實踐，讓亨廷頓的結論完全失效。解放軍詮釋新時代「軍」的角色不僅僅是國之干城，而且是民之先鋒，「軍」的功能不僅僅是驅敵安邦，而且要服務人民。

四、結 語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黨」及解放軍的「政治建軍」，應該是中共政治成功的支柱，而此一支柱，正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石之上，才能源源不絕地獲得新生，獲得支持，強大了人民，也成就了自身。如果從中國傳統的政治，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建軍的成功之道，進行深刻的反思，應該借用西方政治學的部分概念，參考馬克思主義階級政治學的方法，以中國傳統的為政之道，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政治學的新論述，讓「人民」為典範的「新民本主義政治學」，對話西方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國家政治學」的典範，為人類當前後民主時代的政治發展尋得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