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元年祭（上篇）

編按：龔忠武先生，上世紀70年代保釣健將，跟余英時亦師亦友，余氏8月1日過世後，龔先生就學術與政治論其一生。文分上、中、下三篇，本誌陸續刊出。

一、序言：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

2021年8月1日，余英時，一個海外華人耳熟能詳的學人、時人、名人，終於在睡夢中離世。今年歲在辛丑，故本文主標題謂之「辛丑」；之所以謂之「元年」，是因為余氏，以他的學術地位和社會聲望，算得上是繼胡適這個買辦學人開山祖師爺的最後一位衣缽繼承人。所以，他離世的2021辛丑這年，標誌中國近現代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的時代正式結束，故謂之元年。

為什麼將余氏定性為一個「買辦學人」？買辦的本意是一個商人或企業家，除了經營自己的生意之外，還得小心翼翼地伺候洋老闆，把洋老闆的事辦好；在公開場合，只說洋老闆的好，絕不說洋老闆的壞，以討洋老闆的歡心。這是商界的買辦，但也可推而適用於學術界。

綜觀余氏一生的學術生涯，雖然主攻中學，但頗傾心西學，動輒引據西方的學術權威作為其論證的依據；謳歌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視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是中國文明未來發展的方向。

余氏的買辦性，淋灕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對歐美洋大人特別是對他歸化的美國洋大人，從來只是贊美，對他們一大堆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例如種族歧視、吸毒、歧視婦女視若無睹；對美國在世界各處發動戰爭的侵略行徑、支持親美獨裁政權如沙地等違反民主自由人權的行為，無不惜墨如金，絕不批評。

成為鮮明對比的是，余氏對他的故國，卻動輒或以美麗的學術外衣包裝，或以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之名，不斷猛烈抨擊、醜化妖魔化，甚至不惜降格為一個江湖算命先生，預言中國正在「自掘墳墓」、「走向崩潰」等，為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張目。如此這般，不一而足。

余氏這樣賣命地抨擊故國中國，討好洋大人的言行，就是一種十足的學術買辦行徑，哪有一點嚴肅客觀公正的史學大師的風範？與他的買辦前輩祖師爺胡適一脈相承，可謂前後輝映！

必須指出，余氏之享譽為史學大師、中國文化思想界之泰山北斗，固然有余氏學術成就作為支撐，但主要還是靠台港海外華人的自由主義學者、以及海外民運分子在政治上大力吹捧、宣揚；特別是，後者亡命海外，亟需找個思想和精神靠山，抱團取暖，以圖適存；於是遂推崇余氏為民主導師、中國民主自由人權的鬥士、反共的急先鋒等；於是，余氏聲名，超越華人學術界，而在華人社會鵲起，大有譽滿天下之概；於是，洋大人也趁機炒作，遂對一個傾心向化的著名華裔學人如余氏者，如獲至寶，呵護備至，授以各種學術榮銜，以便將余氏塑造為海外華人民主自由人權的偶像、燈塔！

然而，貶之者則譏諷抨擊余氏為一個言行不符、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一個數典忘祖、充當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打手、買辦學人；一個甘當台獨港獨的吹鼓手、導師、教父的民族罪人。

簡言之，海外華人對余氏的歷史功過評說呈現兩極化，褒貶不一；由此足證，余氏是一個充滿矛盾爭議、人格分裂的華裔學人，雖然現在離世了，但「棺蓋而論未定」。

二、亦師亦友

作者因緣際會，有幸與余氏相識。1966年秋，他從密西根大學轉聘來哈佛為患嚴重精神病的楊聯陞教授代課，而我則從台大轉來哈佛為費正清麾下的一名研究生。所以，這時我們都先後站在人生的起跑點上，余氏為他的學術事業打拚，而我則剛入道，為自己的學業打拚。我們這時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雖然起跑點不同，但都還有選擇的餘地。

這時我們除了師生關係之外，平常接觸最多的地方，就是週末到他家打牙祭，和每個週末圍棋俱樂部的棋會。余氏是棋社的常客，所以私下互動的機會就多了不少。這時1968、1969年，他只是個哈佛代課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壓力。一度情緒十分消沉，香菸不離手，借菸消愁，有時我們下棋下到凌晨來消磨時間。他不諱言，行止未定，可能會回到香港教書。

之後的1969年9月，在我考博士生資格口試時，他是我的三位口試委員之一，考我的中國通史（另兩位是近代史的費正清、歐洲近代思想史的Stuart Hughes）。當余英時考我時，記得他問我，能不能簡單地概括宋代理學家的治學精神要旨。我就用他平時對我講過並討論過多次的六字訣心得「尊德性，道問學」（honor one’s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作答（1990年代初，當我開車先後帶李慎之、李澤厚、龐朴去耶魯拜訪他時，他又分別向三人提及他這個治宋明理學的一家之言），並且沿著陸王內向超越的思路，加以發揮。心中暗想，這是余氏在暗中「保駕護航」呀。

我的回答，令費正清大為滿意。所以最後，當費自己考我的中國近代史時，只是形式上走過場就讓我順利過關了。全程不到半個小時。余英時暗中「護駕」之功不可沒也！所以，也可算是我的恩師之一吧！

此後，我就進入了寬鬆的撰寫論文階段了。我主攻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論文的指導教授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施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孔飛力（Philip A. Kuhn）。余氏教授中國通史，所以學業上從此同他再無關係。

三、風雲突變、爆發釣運

然而風雲突變，1969、1970年之交，是海外留學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爆發了保衛釣魚台列嶼的愛國運動。余氏這時似乎已經下了決心，決定留在美國打拚他的學術生涯，爭取進入美國學術界的主流了；因為我發現他在哈佛校園裡老跟著費正清後面，做說服反戰學生的工作。心想這不是在向洋老闆費正清表忠心麼？余氏是個圍棋高手，我們閒聊時他曾對我說，棋如人生，他現在正在為他今後的人生、學術生涯，下一盤大棋。

而我這時已經全心投入釣運愛國活動。運動初期，余氏曾經多次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再三提醒勸說我，其實更是在警告我搞保釣的嚴重後果，會賠掉我的學術生涯。但是，這時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決定賭上我的學術生涯了。後來事實證明，我的確如余氏警告的，賠上了我體制內的學術生涯，這本來是當初意料之中的事。

我之所以走上這條不歸路，主要是因為我在哈佛這幾年閱讀了大量關於古今中國歷史文化思想的中英文著作，讓我得出的結論是：西方中心的史觀、價值理念，以及歐美的中國學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所設定的前提、假設、結論，與實際的中國近現代史格格不入，所以不自覺地逐漸走上了批判費正清學派的道路。而余氏這時則專心撰寫關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思想的論著。於是我們從此分道揚鑣，從亦師亦友，變成論敵，後來成了政敵。但並非交惡，只是政見不同，立場各異，已無共同語言，從此再無私下來往。

質言之，我們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大是大非的立場和觀點的問題，與私交無關。釣運促使我認同新中國，加入其現代化進程，遂將論文暫時放在一邊。除了經常參加和推動釣運的愛國活動之外，另外從事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活動，就是與我哈佛的美國反戰同學，共同撰寫一本批判哈佛學派的大書（《中國的不斷革命－－1840年至今》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1975年，紐約Pantheon Book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