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余英時院士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編按：此文原刊《中華雜誌》第17卷第191期（1979年6月），係《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先生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文中小標黑體字均為作者所加。

有兩三位大學研究生看了胡秋原先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以後，拿余英時院士的《歷史與思想》一書到本誌編輯部來，說其中《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與胡先生書所說不同，提出若干問題。我們答應作一公開答覆。「反智論」一篇是余教授書之主旨。我們現在只就此文一談。

余教授說他以思想是史學的中心，他志在史學科學化，發揚中國史學傳統，這是我們所贊成和盼望的。他說中國傳統政治與其他文化比較是比較尊重智性的，科舉制以來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識標準，即在明初，進士來自平民家者高達60%，這種長期向知識份子開放的政治傳統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他又說儒家尊重知識，分「道統」與「政統」為二，而且肯定「道統」高於「政統」；儒家主張庶人議政，儒家政治思想在黃宗羲的手上得到一次最有系統的整理……等，都是很正確的。但他說的「反智論」自稱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此則可謂誤譯誤解。因此，他說的「道家的反智論」，「法家的反智論」，「儒家的法家化」，也就是無的放矢或羅織了。

但我們不想作枝枝節節的批評。因為，如引幾句古書，說此人反智，他人也可引幾句，說他主智，這辯論是難有結論的。我們只談兩個問題。

學問最要緊的事是什麼？一切學問，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史學，都是使用概念思考。孔子是世界上指出學問須以正確概念思考之第一人，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德國大哲學家（N．哈特曼）以此語冠於其邏輯書首。我們首先要將Intellectualism、Rationalism是什麼，相反的是什麼弄清楚。否則一切判斷和討論都難免望文生義。有沒有余教授所說的「反智論」這個東西，是我們要批評的第一個問題。

研究歷史做什麼？古人早已作了最好的答覆：「鑒古知今」，「鑒往知來」。這些話是20世紀西洋人才發揮的（如克羅采，魯濱生）。在18世紀的理性論時代，法國人已在討論一大問題：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文明沒有繼續進步，有許多知識不如他們？結論是中國已經「停滯」。清末以來直到民初，中國人自己不斷的問：為什麼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科學與民主皆不如人？譚嗣同歸咎於秦政和荀學，梁啟超一度歸咎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吳虞陳獨秀歸咎孔子。接著西方一個大哲學家淮特海也問到，何以一個大文明如中國者產生了不少的學者而在科學上只有歐洲才有真正成就，他寫了《科學與現代世界》說現代科學產生於歐洲之故。接著另一英國人李約瑟研究這個問題，他看出中國科學在西洋文藝復興前先進於歐洲，其所以在文藝復興後落後於歐洲者，固然有內部的原因，即中國思想趨於早熟的有機論，而重要原因還在西方處於多島海之地，必須向外追求。此時中國大陸成立中共政權了。世人研究這個原因。哈佛的費正清仗著美國的宣傳力，說這是東方社會的結果，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傳統現代化」，孔子就是權威主義者，共產黨之鬥爭就是孔子和王陽明之修身！因此不承認中共就是不承認中國歷史和傳統。現在哈佛的余英時教授則作了一個補充，中共政權不是直接來自孔子，而是來自「儒學法家化」。〔民國〕65年2月10日《聯合報》發表余先生有函致友人說：「自大陸發動儒、法鬥爭以來，弟即欲有所表示，今藉此機會對儒、法在歷史上之演變及其現代意義加以發揮，海外迄今正式論及儒法問題者不多，弟文或可拋磚引玉。弟意專以『尊孔』來答覆『反孔』，不僅無力量，且難免為歷代專制政治推波助瀾，弟不願如此做，弟文自謂頗忠實於歷史，而於『儒家之法家化』一義反覆致意。大陸政權與傳統之關係，亦可因此而益明朗化。」

也如余先生所說，傳統對一國將來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中國的傳統政治與今日中共政權有如余先生所說的關連，那我們就很難脫離中共政權了。他的話有根據嗎？這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問題。

理性論、主智論在哲學上用於同義，對經驗論，感覺論，主意論，主情論而言。又原始主義與虛無主義。

先解釋與余先生文中「反智論」有關的和此文要使用的幾個名詞或概念。

人類知識，皆由理性與經驗合成，此無論任何派別之哲學家科學家皆所公認。種種派別，由主從之見而生。

理性論（Rationalism）－－在哲學上，凡以認識由理性的思惟而來，而其是非亦必藉理性之方法而定之學說，皆稱理性論，是對經驗論與感覺論而言。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皆為理性論者。至於近世，則由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等發展之。一般認為康德是理性論、經驗論之調和者，然在基本上是理性論者。以後菲希特、謝林，黑格爾皆理性論者，黑格爾且有汎理論（Panlogism）之名。此一思潮到18世紀之開明時代擴張於倫理學與神學之上。

開明或啟蒙運動（英文Enlightment，法文Illumination，德文Aufklarung）－－此指17、18世紀由英國到法德，由培根笛卡爾到法國百科全書派、福祿特爾以至康德之思潮。梁啟超等先譯開明，以後多隨日本譯為啟蒙。此詞亦與「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互用。此在法國達其最充分發展，法人亦稱「知性解放運動」（Emancipation intellectuelle）。開明時代有三個基本觀念；一曰理性，二曰自然，三曰進步。凡理性的也就是自然的，天然的。人類生而有理性，只要盡其生來的理性之用，或不受矇蔽，即能瞭解自然之法則，藉教化啟蒙，以達成進步，達於至善。自然即善，人之理性等於上帝之恩寵。

開明運動在倫理學，在神學上，以理性與德行同一，反對兩種東西，一是愚昧主義（Obscurantism），如安於昏暗，阻止學術研究；在此意義上，原人迷信，秦始皇焚書坑儒，中古及近世教會之異端審判亦屬之。其次，反對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m），如認為有超乎自然之上帝，以人類食智果而墮落，亦即是無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如有上帝，即是理性，故有「理神論」（Deism）。

但開明運動極盛之日，也發生反對或批評。首先是休謨對理性之懷疑主義，二是盧梭認為文明造成不平等。盧梭力倡「返於自然」，或返於原始。由此有浪漫主義起而對啟蒙運動挑戰。另一方面，自然科學在自然法則觀念之下，日益進步，而感覺論，唯物論亦由此勃興。於是在哲學上又有新的分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