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台灣主體性

「匪諜之子」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二)

張鈞凱
(媒體工作者)


謹以本文紀念王曉波老師(1943-2020)

二、王曉波台灣史研究的原點

要回答以上的問題,時光必須拉回到1970年代。王曉波私下曾說過:「保釣運動就是王曉波的歷史」,這句話基本說明1970年代保釣運動在其生命史中的意義和影響。如同他在保釣運動25週年時出版的一本文集《尚未完成的歷史》,書名既反映了他對保釣運動的看法,也體現了他對自己未竟之業的認定。

當年那場台灣戰後難得復甦的運動,促使許多學生在民族、政治和社會意識的覺醒。但隨之而來面臨的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的危機,外在有國際處境的壓縮,海外釣運學生的「向左轉」,內有自由民主的訴求,左翼思想的復興,同構為反對國民黨的「黨外」的多元面貌。挑動了以反共意識型態為基底的台灣意識從中國意識之中剝離出來,同時也刺激了國民黨內在的革新保台運動。

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當屬釣運後期王曉波親身經歷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這場1972年至1973年發生的論戰,儘管雙方均以「中國人」自稱,但根本的差異在雙方是否認同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民族主義的抵抗,形成了究竟要「先反共後愛國」還是「先愛國後反共」的尖銳爭論。在交鋒的過程中,「同胞」與「中國」的內涵出現了轉化:一方以「自由地區」為優先,將受中共統治的大陸民眾視為對台灣人的壓迫者;另一方則認為「大陸地區」與「自由地區」應一視同仁,受中共統治的大陸民眾和台灣一樣都是帝國主義的被壓迫者。

這場「反共」、「愛國」之爭形塑出來的兩個陣營,做為當時主張民族主義一方的代表人物,王曉波事後將之認定為「戰後台灣校園第一次的統獨論戰」,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駁反對民族主義的台獨分裂論」。關於這場論戰到底是不是「統獨論戰」,其實參與者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可肯定的是,國民黨訴諸的反共意識型態,確實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讓台灣人在以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訴求外衣之下,產生了對於中國意識、內涵和認同的動搖與重構,從而在後來走上了一條實為民族主義化的民主化運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