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進入不可逆的全球化時代

三、使團直接間接帶來的大時代信息

使團直接、間接帶來的信息不少，這裡僅舉其犖犖大端者。首先是使團間接曉示，人類歷史進入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時代；承續1500年近代以來哥倫布、迪亞斯、麥哲倫等航海家開啟的大航海時代，將海洋從畏途變為通途，從此亙古以來世界獨立自主的各個地區板塊、各個文明被聯繫起來，結為一體，成為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在此大潮下，使團來華之行，意欲通過商貿硬將中華帝國推入這個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全球化的大時代，和海洋大時代。

不以人們主觀意志轉移的歷史偉力，本可通過英國使團的「和平」訪華之行，將中國「和平地」引入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但遭大清斷然嚴詞拒絕；歷史偉力，剩下的唯有暴力一途了。這就是40年後以鴉片戰爭的暴力形式，揭開中國近代史序幕的客觀的深層原因。

從大歷史的高度來看，這個通過海洋而進行的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將徹底改變中國和中華文明的歷史軌跡和進程，從而帶來中國亙古未有的全面徹底的大變化。這是使團為中國傳達的最深層的時代信息！

其次是，使團所乘的是戰艦而非商船，竟然可以從萬里之外的地球西端的英國，穿越浩瀚的太平洋，來到地球東端的中國；清晰地表明，人類積累的生產力和知識、智慧，正在驅動人類由大河時代（各大古文明均發源於歐亞非的大河流域）、中經內海時代（西方之地中海、北海、中國之黃海、南海），進入大洋時代（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由此充分表明，歐洲的海權國家已經掌握、具備了足以戰勝波濤洶湧的大洋的科技和堅強意志，也即量態歷史學所謂的物力和心力；從此歐洲或西方（加上美國），可以將工業化的武力，任意地投射到世界各地，中經西亞的鄂圖曼帝國，以至太平洋西端的中華大帝國。

結果是，漫長的中國東南沿海從此將喪失數千年來以海洋為天然屏障的傳統國防線，完全暴露在西方海權國家堅船利炮的打擊範圍之內，從而使中國的國防重心從三北（東北、正北、西北）轉移到東南沿海，可謂之為國防革命；東南沿海從此將無寧日。

第三是，像英國「獅子號」和「君主號」那樣堅船利炮的近代兵器，對中國農耕文明傳統的水師構成碾壓式、注定挨打的優勢。從此西方的炮艦，勢將取代標誌內亞遊牧文明的、稱雄東亞上千年的滿蒙的鐵騎強弓，而成為東亞地緣政治新的決定性力量。由此西方將可以迫使中國放棄傳統的、等級森嚴的、基於排外思想的夷夏之防的朝貢體制，放棄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進入它們平等的民族國家的「威斯特發利亞」國際秩序，一個以西方為核心的國際新秩序。

第四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歐海權國家，利用先進的尖端武器堅船利炮，迫使中國敞開大門，讓其大量的工業化商品，湧入龐大的中國市場，從而帶來了人類從封建主義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信息。

這裡間接涉及支撐市場經濟的思想，即英國作為海洋國家所推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其依據的是亞當斯密「看不見手」的、唯利是圖的放任的自由貿易經濟理論；而中國，作為農耕大國，歷來奉行的是重義輕利的、「看得見手」的官營的農耕經濟。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異質文明，一個逐利，一個崇義，尖端對立，勢難和平共處。

所以，馬戛爾尼使團的任務，不僅涉及中英商貿利益的衝突，還引發更深的中英文明價值層面的激烈碰撞，從而將為中國農耕文明造成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又一次中西文明的碰撞交融，但其深度廣度，卻遠非佛教可比。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開啟了資本主義當道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積極貢獻是釋放依靠科技產生的強大的生產力，大幅提升人類的物質文明，改善人類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品質；但也因此衍生了嚴重的負面的甚至罪惡性、吃人的後果，例如滅族（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等），其他的負面後果有販賣人口、種族歧視和奴役、階級剝削壓迫、性別歧視，壓榨、掠奪殖民地國家的資源、資本主義國家慘烈的內鬥等，從而為恢復人性尊嚴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主義的崛起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第五是，馬戛爾尼所代表的英國，是一個以商立國、由商人階級或資本家當道的商貿國家，而中國卻是一個以農立國，由地主階級或紳商當道的農耕國家；兩者為水火不容的異質文明，一個依海為生，一個依陸為生；雖然滿人清朝以少數民族整合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於一體，但卻基本上繼承了漢人農耕文明的治道治術，甚至進而以馬背民族的彪悍的尚武精神，補充深深人文化的漢民族文弱之弊，使之更為完美。

所以，使團來華代表的不僅是中英兩大帝國的接觸碰撞，更是文明間的接觸碰撞，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雙方見面的禮儀之爭的僵局：中國，作為東亞陸霸天朝，堅決要求英使馬戛爾尼必須按照中國傳統朝貢制度行藩屬國貢使的三跪九叩之大禮；但代表日不落帝國海霸的英使，堅決要求按西方民族國家平等交往國際禮節行禮。結果，由於雙方互不相讓，但又都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所以互相退讓一步，中方退讓一步，破天荒地首次破格允許英方這個外國使節，按其本國君臣相見之禮，即對英王行單膝跪地之禮，作為覲見乾隆時所行之禮。由於乾隆，看在遠客祝壽的善意、豐厚的祝壽禮，允許從寬處理，才使英方沒有打道回國，結束此行。

王霸雙方見面的禮儀之爭的僵局總算是打破了，沒有撕破臉皮，但卻顯示這個西方的遠客是個難纏的、令人頭痛的惡客；相較於其他西方國家，葡、西、法等國，遠難對付，也為未來艱難坎坷的中英關係，新的國際險惡世道，露出了冰山一角。

所以，表面上是個面子問題，實質上卻是個深層的文明激烈碰撞的問題。這才是中英首次文明對話，成了各說各話、聾子對話的根本原因；也是使團向中國傳達的最深層的世道、新時代的信息，而大清帝國卻依然我行我素，不知天下已變。這才是中國近代化遲滯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六是，在海洋時代，國家強弱貧富的決定性因素，不再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是可以開發自然資源、釋放生產力的科技和求存、提升生活質量的強烈意志力和渴望。海洋時代的西歐先驅國家，葡、西、荷，以及繼之而起的英、法、德、日，相對於中華大帝國而言，也都是地狹民稠、資源匱乏的國家；但在黑格爾所謂的歷史偉力，即求存、提升生活水平的強烈慾望的驅動下，甘冒危險，涉險重洋，才發現了興國裕民的海洋新航道，開啟了人類的海洋時代，從而如上所述，使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古老文明和大帝國，中華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等，相繼成為腐朽的老古董，時代的棄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先後淹沒覆滅。

第七是，與此密切相關是對國際事務、文明高低的話語權，定義權。新興的海洋強國，由於掌握了驅動歷史偉力的科技和全球的經濟商貿，從而壟斷了世界事務、歷史走向、文明價值對錯的國家定位的話語權、定義權；從此，歐美的海洋國家取代大陸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的老大；在此歷史的大潮下，中國從此喪失了在東亞的話語權和老大的地位，蕞爾鄰邦日本，脫亞入歐，後來居上，成為東亞的海霸，在東亞大地上，取代傳統的老大，中華帝國，一躍而成為東亞新興的霸主。

最後是，自1500年以來，歐洲一直處於列國爭奪海權霸主的戰國時代。這種國際格局，促使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殖民擴張，掠奪資源，鼓倡剝削性的自由貿易，力求提升國力，克敵制勝，以致科技，日新月異，人才湧現，人類的物質文明造極於歐美資本主義世界。

反觀清代之中國，則如一潭死水；文化思想上定於理學一宗，文字獄防民之口，窒息了思想的自由和創造力；制度上厲行中央集權，君權神聖不可侵犯，扼殺了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社會上動輒有違綱常名教，不敢稍越禮教藩籬羅網一步，成為歷史傳統的奴隸。

中西文明兩相對照，前者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後者固步自封，作繭自閉，無法突破、革新、創新，以致日趨衰微，終至陷於挨打挨餓挨罵的境地。 在上述的世道和歷史大潮下，英國作為在歐洲眾海權國中脫穎而出的霸主，其使團來華，必然啟動將歐洲群雄紛爭的、類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戰國國際架構、國際秩序的進程，帶到東方，逐漸形成由歐美主導的兵連禍結的戰國國際格局、國際秩序；孤處東亞大陸的中華帝國，在此歷史大潮的渦旋運動中下，被迫捲入其中，而成為歐美列強角逐下待宰的羔羊。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中共崛起前，近代中國遭受挨打挨餓挨罵悲慘的國運和族運。

四、旁觀者清

最後是，作為一個訪客，旁觀者清，具有豐富外交和遊歷經驗的馬戛爾尼和斯當東，在中國途徑沿海和內陸的五個月裡，看到了大清繁榮昌盛的一面；當時正值清初文治和「十全武功」盛世的末期，但外表仍然富麗光鮮，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藩屬拱衛，所以讓「日不落」的大英海霸，尚存敬畏之心，倒也不敢小瞧這個陸霸；所以儘管受了不少中方施加的與其自詡的海霸身分不相符的委屈，還是委曲求全，盡量使此行成為一次和平友誼之旅。

但馬戛爾尼私底下，在他的《訪華紀實》中指出，清帝國衰相畢露，官場貪腐橫行、行政效率低下、秉政的文武大臣目光短淺、自滿自大、人口膨脹、貧富懸殊、民亂紛起，八旗兵士氣不振、戰鬥力停留在冷兵器時代，特別是水師落後於西方，不堪一擊等。來華前對中華帝國懷有的敬慕之心，已淡去不少。

然而，昧於世道世情的乾隆清廷，卻似乎依然沈醉於馬放南山，天下太平的夢幻之中，依然認為洋人來華只是為貪圖商業利益，別無他圖。一個有力的插曲就是，當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一名英國士兵竟然在一座秘密的地下倉庫裡發現調裝完成、擦拭一新並裝好子彈的英國雙筒槍和兩架12磅榴彈炮，整整齊齊被當做展覽品那樣供奉著。

這令洋人大為震驚，難道乾嘉二帝及其文武股肱大臣，還認為這些足以屠城滅國的兵器是玩物喪志、雕蟲小技的玩物，不屑仿照它們來改進自己落後的兵器嗎？或者認為，縱令英國如此強大，但遙隔萬里重洋，又能奈我何？果真如此短見，真是應了那句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的古訓！

馬戛爾尼並且預言，由於清帝國海防的落後，水師戰力同英國已不在一個檔次，一旦中英兵戎相見，他樂觀地預言，英國強大的近代化艦隊，就可以在一、兩個星期之內，摧毀清朝沿海的水師，從而引起民亂和藩屬的眾叛親離，使帝國陷於崩潰。這也可以視為向中國發出的最嚴厲的時代信息。

不幸的是，四十多年後1840年中英關係破裂，爆發鴉片戰爭，及其後大兵壓境的歷史發展，成為事實；他的預言，道破天機，一語成讖。

歷史地看，馬戛爾尼看到的清帝國衰敗的現象，完全符合中國歷史上盛極必衰、新舊更替的朝代循環的規律，漢、唐、明這三個大朝代的歷史，就是最好例證。現在輪到清朝了，1800年乾嘉之交是中國史上的一個大風水嶺，大清帝國正在開始沿著這個規律演變，盛極而衰，內外交困，此後東亞和世界的格局，中國國運族運和中華文明的前途，都將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挑戰！

以上只是舉其犖犖大端者，以概其餘。

那麼，為什麼使團傳達的這些歷史性的時代信息，在鴉片戰爭前四、五十年就已經如此明顯地經擺在乾隆及其股肱文武大臣如首輔和珅、大將軍福康安等眼前，但他們卻視而不見，沒有引起應有的高度警惕，從而早早對治國理念、大政方針，及時採取必要的應對良策和應變的措施呢？

五、結論：執兩用中　對立統一

這些人們常問的一些老舊的、爭論不休的問題，眾說紛紜，這裡僅舉一例以概其餘。那就是政治歷史學者主觀上傾向于歸罪滿清顢頇無能，吏治腐敗，乾隆晚年老邁昏庸。這的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如上所述，絕非根本的原因，因為乾隆的祖父康熙，一個史家許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英明、開明、惠民的君主，壯年時癡迷西方的科學技術，師從耶穌會士，精通物理、天文、數學。即使這樣一位君主，卻敏銳地理解到要想避免蒙古人拒絕漢化的重大失誤，必須充分漢化，漢規滿隨，遵循中國儒家重農輕商、貶抑科技的傳統農耕治國理念，不敢稍有違背；於此可見，乾隆拒斥英國商貿要求，是應有之義。

說大清蔽塞反外，但1750年（乾隆十五年）萬園之園圓明園裡的「西洋花園」，完全是乾隆特命當時的宮廷畫師、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負責全程的設計、施工，另聘法國傳教士馬致誠、蔣友仁為其助手，花了近10年的時間，仿照西方建築的水法，並從歐洲購入大量的建築材料才完成的；說明乾隆在園林建築這方面，是完全開放的，沒有排外。只是，對於圓明園，這個夏宮，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不過視為是避暑的休閒娛樂設施，與大政方針、國計民生無關；對於後者，康、雍、乾隆祖孫三代，仍然嚴格遵循漢人聖賢的治道、治法。

農耕文明依賴的神州大地上遼闊的宜農自然環境，蒙古人曾經試圖將之變為牧場，但遭當時的漢人抗拒，使它成為中國短命的朝代之一。這是中國農耕文明拒斥西方工商文明的根本原因，是明清兩代壓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茁壯，從而遲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根本原因。

新中國在馬克思主義、也即中國化的毛澤東主義的指導下，力挽族運國運之狂瀾，充分汲取歷史教訓，廣泛採納中外治國之智慧、經驗，站在中國近代無數仁人志士的肩膀上，徹底解決了農耕文明和資本主義文明深刻的對立矛盾，成功地將農耕文明轉型為以科技生產力為歷史驅動力的農工商並重的先進社會主義文明；從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對歷史為中國人提出的上述天案、天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給予了明確答案；而且，近年來，在習近平強勢主政期間，繼續這一強勁勢頭，領導中國在各個領域，文化思想、科技工藝、經濟、商貿、政治、軍事、外交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展現了中國速度；從而用理論和事實，走和平發展道路，創造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發展模式、品牌，使中國和中華文明恢復應有的歷史地位和尊嚴。

總結而言，人類文明的發展，好比是一場由歷史老人主辦的馬拉松文明接力賽，在漫長的賽程中，時而超前，時而比肩，時而落後，沒有永駐風騷、永遠領跑的文明。自1840年以來，中華文明全面落後，但經過幾個世代仁人志士的知恥忍辱、發憤圖強、全力追趕，現在終於在生氣蓬勃的中共的領導下，已經全面地趕上比肩西方文明的領頭羊美國了，甚至彎道超車，領先美國了。

目前的態勢是，已完成轉型的中華文明，正處於迅猛的上升勢頭，歐美的西方文明，正處於直線下墜的勢頭；一上一下，勢將拉大彼此差距。今後是否會超越西方文明，獨領人類文明風騷，姑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但至少國人應抱有這樣美好的願景和雄心壯志，群策群力，促其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