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還寒的中美關係

去（2022）年11月，在中美關係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舉世矚目的「習拜會」於印尼巴厘島登場。這是自2019年6月大阪「習川會」以來中美元首首次面對面會晤，也是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與習近平第一次線下對話。兩位領導人都表示希望推動雙邊關係止跌回穩，都同意後續加強各層級溝通交流，推進多領域務實合作。特別是雙方當場就敲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儘早訪華，跟進會晤後續工作。

如果布林肯能夠在今（2023）年年初成行，那將是自2018年10月蓬佩奧訪華以來美國最高外交主管的首次北京之行。然而，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是，今年2月上旬，布林肯預告訪華前夕，中美之間突然爆發所謂「間諜氣球」事件。布林肯以此為由推遲了訪問行程，兩國關係呈現新一輪緊張態勢。從中國的視角看，這艘民用無人飛艇進入美國領空完全是意外、偶發事件，但中美關係回穩進程被打斷卻是意料之中的必然。中美關係乍暖還寒，起伏不定的狀態驗證了這一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的複雜。兩國關係要想亂中求穩，穩中有進，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一、「習拜會」後中美關係回穩

巴厘島「習拜會」不可能讓中美關係一夜之間撥雲見日，但也取得不少成果。根據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的解讀，這次會晤達到了深入溝通、明確意圖、劃清紅線、防止衝突、指明方向、探討合作的預期目的。具體表現為「三個一」，即明確了一個方向，就是要防止中美關係脫軌失控，找到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確定了一個框架，就是要共同探討確立中美關係指導原則，或者說戰略性框架；啟動了一個進程，就是要將兩國元首重共識落到實處，管控和穩定中美關係。

「習拜會」後，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回穩新階段。首先，美方外交和安全團隊迅速訪華，與中方展開後續接觸。2022年12月11-12日，也就是「習拜會」結束不到一個月後，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訪華，與中國副外長謝鋒在河北廊坊舉行會談。根據中方發佈的消息，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共識、推進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商、妥善處理雙邊關係中的台灣等重要敏感問題、加強各層級交往和開展相關領域合作進行了深入溝通，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雖然「雙方一致認為，會談是坦誠、深入、建設性的」這一外交辭令隱含了兩國的深刻分歧乃至爭端，但美國官員來華溝通本身就是一個正向信號。

其次，兩國外交高層保持密切溝通。2022年12月23日，王毅與布林肯通電話。王毅指出，「習拜會」後雙方團隊按照兩國元首共識開展了一系列接觸，總的看是有益的。王毅強調，雙方應聚焦將兩國元首巴厘島共識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和具體的行動，要加緊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商，有序推進各層級、各領域對話，通過聯合工作組解決兩國之間的具體問題。王毅最後表示，新年應有新氣象。兩國和世界人民都普遍希望中美關係止跌回升，雙方要按照兩國元首指明的方向，探索中美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為兩國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穩定做出應盡努力。布林肯的回應是，美方願同中方探討兩國關係指導原則，負責任管理美中關係，在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今年1月1日，已經升任中國外長但尚未卸任駐美大使的秦剛在美國與布林肯國務卿通電話，期待與對方繼續保持密切工作關係，推動中美關係改善發展。

再次，中美經貿高層舉行面對面會晤。今年1月18日，身為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的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L. Yellen）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談。這是兩人首次面對面會晤，也是2023年中美高官首度直接接觸。作為落實「習拜會」重要共識的一部分，雙方討論了深化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合作的有關問題，同意在雙邊及聯合國、20國集團（G20）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多邊框架下加強合作。雙方同意經貿團隊在各個層級繼續保持溝通交流。中方還表態歡迎葉倫在2023年擇時訪華。

最後，儘管面臨重重困難，但中美合作並未全部停擺，兩國關係仍在向前推進。布林肯在跟王毅通話時就表示，美方讚賞中方發揮領導力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15次會議主席國作用，推動達成富有雄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期待美中共同推動實施。另據美國商務部公佈的最新資料，去年美中之間的商品貿易總額增至6,906億美元，超過2018年的紀錄，創歷史新高。《人民日報》為此發表評論，稱「儘管美方一些人執意要對華搞『脫鉤斷鏈』，但中美兩國人民的選擇是合作，中美合作的動力是共贏」。

二、美國對華政策依舊寒氣逼人

在習近平與拜登握手前一個月，拜登政府發佈了其任內首份正式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給中國定了性，也給美國的對華政策定了調。在拜登政府看來，美國面臨的首要戰略挑戰是大國競爭，主要對手是俄羅斯和中國。相較目前深陷烏克蘭戰場的俄羅斯，中國是「唯一既有意圖重塑國際秩序，也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達到這一目的的競爭對手」。換言之，如果說遏制俄羅斯是當務之急，那麼與中國的競爭就是美國當下和未來的長期功課。

為了對付中國，報告提出了三條指導方針。1.投資。對內強化競爭力、創新能力、韌性和民主等美國實力的基礎；2.結盟。對外與盟友和夥伴保持一致，圍繞共同的目標和事業展開行動；3.與中國負責任地競爭。透過對內投資和對外結盟，在技術、經濟、政治、軍事、情報和全球治理等領域與中國競爭並擊敗對手。但在軍備控制、氣候變化、流行病防控、核不擴散、打擊毒品、全球糧食危機和宏觀經濟問題等方面尋求中國的合作。

這一政策看似比較克制和平衡，也沒有使用諸如「新冷戰」之類的詞彙，但本質上仍然是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產物。所謂「結盟」，其實就是拉幫結派，包括拉攏那些「依賴自由國際秩序」的「非民主國家」，組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所謂「負責任地競爭」，就是一方面為了維繫美國霸權，不擇手段排擠、遏制、打壓中國這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在契合美國利益的領域，要求中國無條件合作，否則就進行道德綁架。用這樣的政策指導美國對華外交，中美關係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和發展，只能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中方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劣根性有著清楚的認識，不會因為一次成功的「習拜會」就被衝昏頭腦。因此在「習拜會」後中美關係回穩的進程中，中方官員也不忘持續敲打美國同行。如謝鋒在「廊坊會談」中就對康達和羅森伯格直言不諱，「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必須摒棄，意識型態對立和集團陣營對抗必須反對，脫鉤斷供和科技打壓的錯誤做法必須停止」。在台灣問題上，謝鋒批評了美台高層往來、美售台武器、涉台法案等錯誤行徑，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在美方念茲在茲的競爭議題上，謝鋒的表態也是不卑不亢，「中方不迴避也不懼怕競爭，但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係，反對以競爭之名行遏制打壓之實」。在王毅與布林肯的通話中，中方更是揭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老底，「美方不能一邊要對話，一邊搞遏制；一邊談合作，一邊捅刀子。這不是合理競爭，而是無理打壓；不是管控分歧，而是激化矛盾，實際上還是搞單邊霸凌的老套路」。

可惜，美國繼續我行我素，把中方苦口婆心的規勸當作了耳旁風。事實上，早在「氣球事件」爆發前，中美關係已經蒙上層層陰影。那只意外闖入美國領空的中國飛行器只是壓垮「習拜會」後中美關係回穩進程的最後一根稻草。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僅在今年1月31日短短24小時內，美國就在高科技、經貿等領域策動了至少三次針對中國的重要行動，其密集和嚴重程度被中國媒體形容為「都是自美國推行遏華戰略以來罕見的」。

具體來說，第一件事是美國和印度宣佈啟動「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iCET），承諾在人工智慧、量子計算、通信及太空等領域強化雙邊合作。兩國還將制定新的國防工業合作路線圖，建立「具有韌性的半導體供應鏈」。雖然這一倡議沒有直接點中國的名，但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此舉意味著美印將組建「高科技抗中同盟」，在軍事裝備、半導體和人工智慧等領域聯手同中國展開競爭。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更是不打自招，稱iCET的啟動有同中國進行地緣政治競爭的背景，並且渲染中國對美印產業鏈及供應鏈安全的威脅。

第二件事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提出新的「中國貿易關係法案」，要求廢除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恢復到2001年以前的狀態。即撤銷中國的永久最惠國待遇，改為每年由美國總統決定延長；國會則可以通過聯合決議，推翻總統延長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儘管這項法案通過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獲得國會通過，拜登也不一定簽署，但這表明美國兩黨政客的反華意識型態根深蒂固，當前情勢下的反華衝動也更為強烈。

第三件事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了一份題為《2022年假冒和盜版惡名市場評估》的報告，把微信的電子商務系統確定為「最大的假冒商品平台之一」，阿里巴巴的全球速賣通和淘寶網以及百度網盤等多家線上平台也都榜上有名。據悉，這幾年美國所謂的「惡名市場」年度評估報告，幾乎每次都把中國的電商企業置於首位，「其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這三件事不一定都是為了攪黃布林肯的中國行，但無疑破壞了中美關係回穩的氣氛，給布林肯訪華增加了不確定性。無論是中方遲遲沒有確認布林肯的行程，還是《人民日報》從2月1-3日連續三天發文「教育」美國，抑或是外交部網站在布林肯預告訪華前夕發佈《美國濫施「長臂管轄」及其危害》，在在表明北京不認為當前是布林肯來訪的合適時機。從某種程度上講，突如其來的「氣球事件」給了布林肯一個推遲行程的台階，以免美國國務卿五年來的首次北京之行無功而返。

相較中方的大局為重，息事寧人，美國朝野利用「氣球事件」大做文章，大大激化了中美矛盾。川普、麥卡錫（Kevin McCarthy）等一眾共和黨大佬一再向拜登政府施壓，「氣球事件」成為兩黨政客比拚誰對中國更強硬的試金石。拜登政府也從最初氣定神閑地表示「（氣球）不會構成軍事或人身威脅」，到最後不顧中方的解釋，氣急敗壞地派出戰機擊落所謂「間諜氣球」。不僅如此，美國還就「氣球事件」向40個國家作了通報，渲染「中國威脅論」，拉攏盟友和夥伴一致對付中國。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還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重申去年10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的定性，並且言之鑿鑿，「氣球事件」是這一現實的最新例證。無怪乎中方會將美國的所作所為定性為「嚴重衝擊、損害巴厘島會晤以來雙方穩定中美關係的努力和進程」。

三、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與複合性

綜上所述，中美之間既有共識，也有分歧，既有合作，也有衝突，呈現出高度的複雜性。在中國著名美國問題專家陶文釗看來，中美關係之所以非常複雜，是因為構成中美關係的諸多要素中有正面積極的、提供正能量的要素，也有負面消極的、對兩國關係起牽制、甚至破壞作用的要素，有的要素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發揮不同的作用。現任中國外交學院院長王帆指出，在中美關係中，有很多錯綜複雜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尤其是一些相互對立的因素交織在一起。比如，美國把中國視為「最主要戰略對手之一」。從權力爭鬥的角度看，美國一直在採取打壓、削弱中國的政策。但另一個方面，由於雙方在貿易等領域高度相互依存，美國又很難完全阻斷與中國的聯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採取了競爭與共存、對抗與合作的複合政策。但中方並不接受美方這一對華政策，不能想對抗的時候就對抗，想合作的時候就合作。

如果從學理的角度探討會進一步發現，在中美關係表面的複雜性的背後是更為複雜的複合性。南開大學副教授張發林在去年年底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中美關係並非單純表現為衝突或合作，而是呈現「衝突－合作」複合型態。

具體來說，中美關係的互動方式不是衝突與合作的二分，而是可細化成一個從衝突到合作的譜系，該譜系至少包含顯性暴力衝突、顯性非暴力衝突、隱性衝突、脅迫性合作、競爭性合作、依附性合作和對稱性合作等類型。在不同屬性的問題領域中，中美互動方式也存在差異。比如，台灣問題屬於低可讓步性和強衝突性的高政治問題領域，易於爆發零星、小規模乃至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反恐問題則屬於低可讓步性、弱衝突性的高政治問題領域，是存在合作可能性的。

相比高政治領域，中美在低政治領域的關係更為複雜，既有密切的合作或相互依賴，也存在制約和競爭，更呈現出被「高政治化」的傾向。比如，高科技屬於可讓步性低且衝突性強的低政治問題領域，中美在人工智慧、5G、半導體晶片等領域的競爭攸關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中國不可能做出大幅讓步。因此美國通過限制技術出口、阻止企業資料獲取、阻礙投資和併購、阻斷產業鏈合作、限制科技人才流動等手段，推動中美科技「脫鉤」，試圖制約中國的高科技發展。

貿易問題則屬於可讓步性高且衝突性強的低政治問題領域。由於中美有各自的立場和利益，導致雙方交往的強衝突性。但是，這些立場和利益並不直接涉及國家最核心的立場和最根本的利益，因此存在磋商和合作的可能。甚至中美雙方可能原本在這些問題領域中並沒有根本性的分歧，當前的強衝突是受中美政治關係的影響，從而被「安全化」的結果。

總之，作者的結論是除了極端的暴力衝突和完美的合作外，中美關係還存在多樣的型態。分歧管控並非要在短期內促成完美的合作，而是要竭力避免陷入最極端的暴力衝突。就問題領域而言，分歧管控的關鍵是避免低政治領域問題的政治化和安全化。

毋庸諱言，在從衝突到合作的譜系中，中美關係正顯現出向衝突方向的結構性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必然陷入對抗和衝突，而是代表著中美關係的基準下調，總體合作水準下降。因此雙方都要降低預期，努力在新的關聯式結構中促進中美關係朝合作方向的正向調整。

四、結 語

過去人們經常半嚴肅半調侃地說：「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如今前半句（不大起）仍然成立，後半句（不大落）就未必了。

中美關係的風風雨雨告訴我們，中美之間確實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正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雙方都要正視兩國關係的複雜性與複合性，防止中美兩艘巨輪迎頭相撞。與此同時，對中美關係也不用過於悲觀，正所謂「事在人為」。

「氣球事件」早晚要翻頁，布林肯也只是「推遲」而非「取消」訪華。中美關係乍暖還寒後不一定能迎來春暖花開，但也不太會天寒地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