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責任化的享樂主義」逐漸生根並擴散

一、少子高齡化已成為全球趨勢

不論生育率是高是低，只要出生多於死亡，全球人口數量就會增加。早期社會衛生條件差與營養不足，嬰幼兒死亡率甚高，人口要增加即很困難；若有天災、瘟疫、戰爭等因素而導致大量的死亡，人口甚至會負成長。

地球人經過長期演化，於1960年才出現30億人口，此後60年間成長尤為快速，2011年達70億，2022年底更突破80億。這當然要歸功於戰後經濟的復甦、環境衛生的改善、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得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們的「平均壽命」（正式名稱為「零歲的平均餘命」）不斷增長，1955年到2020年間，全球人口年齡中位數從23歲增至30.9歲；總之，死亡率下降是這段時間人口增長的主因。 壽命的延長從歐洲工業國開始，如今已成全球趨勢；可是在另一方面，「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也就是平均一位婦女於育齡期間（15至49歲）的生育總量，自1960年代以來逐步下降，到了20世紀末此趨勢更擴及到第三世界，如今全球已有183個國家生育率已低於「替代水準」（生育率為2.1人）。生育率的下降已使得許多國家人口成長緩慢，甚至出現負成長；對全球未來人口將產生更顯著的影響。

二、21世紀四小龍出現超低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進入21世紀之後，生育率最低的地區出現在東亞。2020年美國中情局推測當年世界最低生育率依次為台灣（1.07人）、南韓（1.09人）、新加坡（1.15人）、澳門（1.21人）、香港（1.22人），日本生育情況稍好（1.38人），排名218，中國大陸（1.6人）則是排185名。中情局推測的生育率比實際為高，可能是考量到某些國家缺少45歲以上高齡婦女生育資料，改採15至44歲婦女作為計算基礎；因此普遍「高估」了各國的生育率。實際上2020年的生育率，韓國為0.84人，台灣為0.99人，南韓才是最低。

三、中國大陸人口變遷迅速

大陸至今擁有14億左右的人口，約占全球18%；生育率於1955至2020年間，從6.1人降至1.3人，年齡中位數從22.2歲增至38.8歲，總人口從6.1億增至14.1億。在這段時期，大陸生育率下降速度相對世界平均為快，壽命的增加也較為快速；去（2022）年因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導致人口負成長，為全球矚目！

大陸的人口變化許多是受到國家以政治經濟為考量的政策所影響，例如，「大躍進」（1958-1961年）帶來飢荒以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導致動盪不安，使得大量生命流失。此外，長達40年「計劃生育」也深深地影響大陸的人口變遷。

四、計劃生育40年

大陸於1953年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當時人口約為6億人，較1949年增長了1億人以上，平均年成長率超過2%。當時北大校長馬寅初擔心人口增加過速將不利於國家的重建與發展而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構想。由於毛澤東信仰馬列教條，並未接受計劃生育而執著於「人多力量大」，直到「大躍進」失敗之後，計劃生育的想法才復燃。

1979年6月第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出現了「一胎化」政策，並於1979年12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取得權力啟動改革與開放，主張一胎化政策，並於1980年開始落實。原則上，除少數民族外，多數夫婦只允許生育一個小孩。然鑑於廣大農村仍需要勞動力，傳統傳宗接代觀念也不易根除，一胎化政策在之後的推動過程中經過幾次的調整。

1990年代，一胎化實施超過了十年，人口與性別結構失衡，老齡化現象逐漸顯現，大陸當局除在城鎮都市地區仍嚴格執行「一孩政策」，在偏遠地區與特殊民族則給予一些彈性，還包括農村夫婦生育第一個孩子為女孩，可生育第二個子女（亦即，一孩半政策）。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又進一步放寬限制，啟動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對於夫婦其中一方係獨生子女，即可符合「單獨二胎」。隔年（2014）人口年成長率已低於0.5%，人口老齡化速度逐年加快。於是在2015年10月，中共第「十八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宣布全面放棄一孩政策，隔年開始普遍實施「二孩政策」。

2020年生育率降至1.28人，首度低於「超低生育率門檻」（生育率為1.3人）。國家統計局次年5月所發布，全國（不含台灣與港澳）共14億1,178萬人，較2010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13億3,972萬人增加7,206萬人，11年成長5.38%。同年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並在會中宣布放開三孩政策。

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2021年新生兒只有1,062萬，全國總人口只成長48萬人，在31個省當中已有13個省出現人口負成長。不少學者認為2022年將會出現負成長，人口第一大國也將在2023年被印度所取代。於是2022年11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提高生育率列為優先政策，並承諾奉行積極主動的國家戰略來因應人口老化。今（2023）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年人口，果然出現了85萬人的負成長。

五、計劃生育的功與過

大陸人口政策於近年來的改變特別急促，何嘗不是因為人口結構的失衡，特別是老齡化來勢洶洶，「扶老比」將逐步上揚，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占比於2010年達到74%高峰後也開始下降，未來十年不僅將脫離人口紅利期，人口老化程度也將超越多數的歐美國家，這當然會衝擊到經濟的成長以及醫養的負擔，對習近平試圖建立「小康社會」是重大挑戰。

此外，由於在「一胎化」期間城鎮與都會地區被嚴格要求落實，但農村地區與少數民族就較為放鬆；因此，鄉村與偏遠地區人口仍明顯在增加，並帶來大量流動人口至城鎮與都市就業，城鎮都市的負荷大幅增加，包括承載更多的住房、就業、交通、福利等負擔。相對地，鄉村人口老化、獨老化、甚至空巢化，這對地區的發展與老年醫養照顧都會產生問題。

綜觀三十餘年的一胎化政策，確實讓大陸人口成長速度慢下來了（同樣期間台灣生育率下滑更快）；簡言之，這段期間雖然少生了約四億人，但人口總數仍然是增加的。值得深思的，少了四億張口也等同是少了四億雙手，對經濟發展與生產力的影響究竟如何？這是一筆難算的帳！

比較明顯的現象，是長期一胎化導致人口結構（包括年齡、性別、地區分布等）的劇烈變化。尤其是獨生子女跨越了超過一個世代，人數眾多；由於父母通常對獨生子女的教養態度寵愛有加，並隨著經濟與資訊發展，新世代的思維與習性明顯不同於前。如今這批數量龐大的獨生子女，在缺少兄弟姊妹的情況下，必須單獨扶養年邁的父母，若還生養子女，負擔必然很重。此外，長期的性別失衡，也帶來許多婚姻與家庭的問題，離婚率的竄升也令年輕人失去對婚姻與家庭的美好憧憬，即使「立業」了也怯於「成家」。

當年，鄧小平擔心人口會吃垮經濟發展的果實而推動一胎化。果然，大陸從2000年至2011年每年經濟成長率都在8%以上，至今成長率仍明顯超越歐美國家，不僅有一部分人富起來，脫貧的速度也相當快速，堪稱奇蹟。然而，在快速崛起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拉大了，進入21世紀以來，每年所得不均的「吉尼係數」超過0.45；換言之，大陸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貧富差距也跨入了警戒線！

2015年大陸當局即已察覺低生育率會促使國家「未富先老」而廢除了「一胎化」，而以「二孩化」作為主軸試圖提升生育率，隔年生育量雖增加了，卻只是「曇花一現」。此後生育率年年下降，2020年普查公布僅為1.3人，「二孩化」政策顯然無力，於是2022年進一步以「三孩」為訴求，卻在該年人口出現了負成長！

六、生不能只靠經濟誘因扭轉

筆者認為大陸地區年輕人的生育行為，因長期一胎化而在思維與生活型態上趨於僵化，加上近二十餘年大陸經濟發展迅速，西方資本主義所連帶的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可合稱為「去責任化的享樂主義」）逐漸生根並擴散，當局試圖以政策來扭轉生育是很難立即奏效的，這種情形更早發生在四小龍。

1990年代以降，四小龍已步入現代化與工業化，喜以北歐福利國作為社會發展的典範，包括提升育嬰假的時間與所得替代率，以及強化家庭與職場的友善銜接，鼓勵家庭與照顧的父職參與，普遍設立公共托育，增加對婦幼的照顧、發放育兒津貼……等。這些作為確實產生了「福利」與「性平」（gender equity）效果，但只能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以延緩生育率的下滑，若要有提升生育的效果，仍言之過早！此外，近年來的通膨也會沖淡福利效果，因此，政府須持續增加補助來支持家庭，也因此而易陷於財政困境。筆者一再強調，若要提升生育還需要「重建婚姻與家庭觀念」，但是這項工程也是困難重重。

進入21世紀，社會福利與性別平等已是「現代社會」的主流意識且看不到逆轉的跡象，這些相關措施雖然和生育行為有關，卻無法解釋四小龍的「超低生育」與持續下滑現象。在現代化的洪流中，以婚姻與血脈為基礎的家庭，其功能逐漸被公部門取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延後了年輕人就業與婚姻的時間；居住與養育成本的上揚也會讓「家」的負擔變得沉重；這些因素具有世界普同性，能解釋各國的「減少生育」，但無法解釋四小龍生育率會降得如此之快！

筆者認為，「去責任化的觀念」才是四小龍與西方最大的不同！乃因四小龍傳統受到儒家文化影響，重視家庭的價值以及生養的世代輪替責任；於是，家庭、婚姻、生育三位一體，存在很強的連結；然而這樣的傳統，卻在過去30年被西方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所侵蝕，取而代之的是遲婚，甚至不婚與高離婚率，進而導致低生育與家庭的解組。

1970年代歐美工業國家生育率普遍低於四小龍，1990年代之後情況逆轉，乃因西方國家具有相對堅實的宗教信仰，挺住了家庭的持續鬆動，個人主義尚不會肆無忌憚的發展；因此，生育率雖下降，速度卻較為緩慢，國家在推動相關人口政策時，即能爭取到較寬裕的時間，尤其在生育率降至1.5人時視為警訊，政府就會積極啟動政策來因應，例如北歐、中歐、美國等國家。 相對地，亞洲四小龍普遍沒有堅實的宗教信仰來挺住家庭的式微，沒有家庭傳統的束縛，「去責任化的享樂主義」蔓延快速，生育率下滑速度即較快速；此外，政府又基於人口密度高而遲遲不敢推出鼓勵生育政策，一旦錯失良機，回頭要來鼓勵生育時，年輕人的思維與生活型態已僵化。這應該是四小龍最大的困境！而南韓近五年來生育率下降尤快，可能是加上北韓軍事威脅因素而導致結婚率的快速下滑有關；此情況也有可能在今後的台灣發生。

以台灣來說，1970年代以前高生育的年代，經濟情況差也無社福支助，父母仍是拚命把一群孩子養大，因為那個世代的人們，把「家」當成是責任，把「養小孩」視為改善未來生活的希望。2003年台灣生育率就已經低於「超低生育率」，遲至2011年鼓勵生育措施才陸續出台。當時筆者在總統府闡明「環境永續論」與「鼓勵生育論」並無衝突，經時任馬總統與內閣成員同意，取得「少子化是國安問題」的共識。

由於是政府首度「鼓勵」生育且時機掌握得宜，加上領導人態度積極，而促成2011至2015年間台灣生育的回溫（詳見薛承泰，2016《台灣人口大震盪》一書），平均每年生育量為21萬人。近年來民進黨政府雖逐年加碼，生育率與生育量卻連六年下滑，不僅自2020年人口呈現負成長，2022年甚至只有13.9萬的新生兒。簡言之，經濟誘因所帶來的福利效果被通膨所抵銷，而領導人對婚姻與家庭的態度，似乎也有關係。

如今台灣社會，房價偏高且日常消費不斷的飆漲、年輕人工時過長且薪資相對偏低、居住環境的不友善等因素，都會導致「成家」的意願降低與經濟負擔沉重；此外，年輕人花更多時間在網路世界，也較不會因「缺少伴侶」產生「寂寞感」，加上離婚率偏高，對婚姻即較缺少憧憬。總之，婚姻與家庭已變成多數台灣年輕人的負擔，即使只生養一個小孩，也會被當成「前途」與「享樂」的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