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後院」見「粉紅浪潮」

由歷史理性辯證邏輯觀之，任何現實存在事物會由它的正面走向它自身的反面，政治在拉丁美洲的發展由「右」向「左」轉向既不可免，也屬合理。美國《紐約時報》資深記者羅特（Larry Rohter）於2000年初對烏拉圭左翼政治家巴斯克斯（Tabare Vasquez）當選總統稱烏拉圭此一政治轉向為「粉紅浪潮」。拉美政治「左轉」不是由「極右」向「極左」直接轉化，它的轉化因深層結構因素頗多且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轉化型態上會「右」中帶「左」，「左」中有「右」。除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道路外，是否意味拉美政治發展走的是「第三條道路」？也不盡然，只能說「第三條道路」對拉丁美洲政治發展的道路選擇有其影響。依筆者的理解，拉美政治「左轉」走入了「第四條道路」，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全球「左」化的影響更為明顯。

拉丁美洲幾個世紀以來是歐洲幾個霸權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以政治軍事手段掠奪南美洲而出現的歐洲霸權殖民地，在社會經濟上存在的是殖民莊園經濟，亦即殖民宗主國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基本上是王權外派總督的政治軍事統治外加莊園經濟勞動剝削，整個社會結構如黑格爾所言殖民宗主國是「主」，被殖民的當地人，不論是外來移民或本地人是「奴」，完全是典型的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的歐洲王權階級統治海外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丁美洲脫離殖民統治，紛紛獨立，多由軍事強人執政，出現「右派」政權。因處北美洲南方，美國霸權主義者自視其為政治後院，頤指氣使，囂張至極。1950年代以後，「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從美國燒到中美，然後穿越巴拿馬海峽擴及南美。

在地緣上拉美國家被迫扈從美國霸權主義，美國則以二元政治價值對待拉美國家，自身標榜自由民主，卻對拉美右派政權軍人集權專制默認稱許，除了古巴堅持獨立自主社會主義反抗美國外，其餘國家在扈從霸權下多走美國資本主義路線，排斥社會主義，偶有瓜地馬拉走社會主義路線，實行土地改革政策，觸及美國在當地利益，華府立刻以瓜國「赤化」為由，支持叛軍政變，讓瓜地馬拉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至於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等國右派軍人政府，亦因扈美「反共」，隨時抓捕共產主義分子，激起民間左翼力量組織游擊戰。

總的看來，上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國家在右派軍人政府統治下，官員貪污舞弊，社會民不聊生，經濟危機不斷，成千上萬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百姓無故失蹤。至於許多拉美國家因「反共」而出現長期「內戰」，致使整個拉丁美洲政治脫序、經濟發展逆退，尤其瓜地馬拉陷入長達30年「內戰」，最能具象表徵拉美政治混亂脫序的實況。

在政治光譜上，拉丁美洲屬第三世界，但從政治經濟學維度看，它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邊陲」，它是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結果之一。資本主義擴張不但沒有使全球融為一體，反而在不平等的國際分工的基礎上建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如果以「世界體系」框架檢視拉丁美洲的結構位態，屬於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與第一世界的美國在體系結構上政治扈從、經濟依賴的關係，一句話，美國是「中心國」，拉丁美洲是「邊陲國」。從上個世紀下半葉到本世紀來臨前夕，拉美的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基本圖像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以「邊陲」依賴「中心」的角色存在著，其所付出的代價是「中心國」為創造價值積累，對「邊陲國」做不平等的國際分工。

作為世界體系「中心」的美國是發達國家，位處北半球，拉丁美洲是被「中心」長年經濟榨取的「邊陲」，地處南半球，都是不發達國家，半個世紀來該地區出現的逆退、不平衡、低度發展，與北半球的發達國家充分的資本主義發展相比，必然出現「南北問題」。

位處「邊陲」地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拉丁美洲國家，在出現「逆退發展」後如果碰巧遇到世界性金融危機，則社會性的逆退發展必然使該地區的經濟危機加速惡化，連帶地使該地區社會更為貧困化。此一發展困局會反過來影響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順利持續運作，從而不利於「中心國」的資本積累，於是以美國為首的「中心國」會以「華盛頓共識」促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幫助拉美國家解決，其途徑是削減公共支出，實施金融自由化，落實國有企業私有化，只圖短期解困，後果卻使拉美社會不公不義加劇，貧困問題依然存在。

建構「世界體系」理論的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指出：資本主義是全球化的發展動力。可見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張後而出現「全球化」。「全球化」有英、美兩個版本。英國版是重商主義＋殖民主義；美國版是軍事霸權＋經濟霸權＋知識資訊霸權。無論那一種版本，都是為資本主義利益集團服務，因此「全球化」本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是「右」化。

政治經濟「右」化，重視工作效率的提升、生產力的提高、競爭力的加強，輕忽市場競爭下弱勢群體處境。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強調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必然出現社會不公不義。此種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屬於倫理價值，是一切社會主義強調的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尤然。

全球「右」化講的是資本主義以穿越時空的方式設置跨國企業，建構世界市場，壟斷世界資源，因此「全球化」原初的樣態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對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人民構成重大挑戰的主因在於：首先，全球性的跨國投資經濟活動勢必要求在有關的民族國家內有一個相應的政治環境，如果這些民族國家政治環境不相應，資本主義中心國就會加以干預，迫其調整決策，這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帶來挑戰。其次，經濟全球化導致某些政治價值普世化，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權會隨著全球化進程進入該民族國家並形塑該國的政治價值，如果該民族國家回拒，命運是執政者被推翻或出現「內戰」，這全是資本主義中心國以「境外勢力」方式操作而成。最後，經濟全球化使得許多原先的國內問題日益國際化，例如生態破壞、資源流失、社會貧困、犯罪猖獗、毒品走私更加嚴重，執政者對此會轉化成為乞求跨國性國際合作，而這些跨國性合作組織背後的主導者是資本主義中心國、政治霸權，足見「全球化」內容上是資本全球化、產品全球化和資訊全球化，本質上是全球「右」化，也是美國霸權操作下的全球化。

本質上，全球化為西方霸權服務，具體的表現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美國假「世界市場」自由流通之名，對民族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領土主權、政府決策、社會經濟、人民權利，藉「去領域化」加以干涉、宰制，藉此獲取經濟榨取，政治與社會操控，此在拉丁美洲展現得特別明顯。

資本主義全球化必然出現全球東西對立、南北矛盾、中心邊陲的矛盾政經結構，依賴理論大師阿敏（S. Amin）早已說過，資本主義全球化必然引發社會主義浪潮回捲（政治左轉）。 除了用歷史理性理解拉美政治左轉，還須由地緣政治現實觀點解析拉美政治左轉的政治效應。拉美的政治「左轉」最不能接受又最受威脅的國家是美國。拉美原是美國後院，今日拉美政治左轉，去勢了資本主義，走進了社會主義。對美國霸權而言，臥榻之下忽有他人酣睡，心中當然不是滋味。然而「粉紅」的現實是，巴西前總統，左翼政治強人盧拉回鍋，游擊隊員出身，重視環境保護，信仰社會主義的政治強人佩特羅（G. Petro）當選哥倫比亞首位左派總統，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秘魯、墨西哥都選出了左翼政治領導人，這對拉美及美國都是大事，尤其哥倫比亞原是美國在拉美的重要盟邦，現在幾乎全拉美都政治左轉，意味著美國在拉美的政治權力將被邊緣化，去年初夏，美國拜登總統邀請拉美國家領袖參加「美洲高峰會」遭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奧布拉多爾（A. M. Lopez Obrador）等左翼政治領袖抵制與批評便是徵候。

20世紀結束前，中美洲內戰結束，南美洲也結束軍事獨裁，但執政者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在拉美造成的嚴重社會貧困問題依然無力解決，此讓「左派」勢力趁機抬頭，促使拉美政治發展開始由「右」向「左」轉向。

拉美的「粉紅浪潮」是全球「左」化現象之一，既有政治社會因素，也有思想知識前提，更有歷史原因。上世紀60年代世界性的「左」化是思想政治性的，先是思想「左」化，有新馬克思主義，接著是政治社會運動，有巴黎街頭知識青年手握「3M」（Marx, Mao, Marcuse）思想偶像書籍走向街頭抗議示威、「造反」，有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城市地區大規模反對美國參與越戰的「反越戰」政治示威遊行，有中國大陸的「紅衛兵」。本世紀初的全球「左」化是社會政治性的，先有英國30年來最大規模罷工示威，接著法國左翼政黨成為法國的二大黨，再下是美國社會貧富差距及種族歧視造成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對立與不公不義局面，這些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必然，不是靠「新自由主義」所能解決，人們會反思與期待社會主義的合理性，也增強了拉美政治「左轉」的力度。

20年前拉丁美洲政治已「左轉」。2006年有11個拉美國家舉行總統大選，左派、中左派政黨紛紛勝出，促使左派政治版圖佔拉美政治圈80%以上，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Chavez）、玻利維亞的莫拉雷斯（Evo Morales）、阿根廷的基什內爾（Nestor Carlos Kirchner）、巴西的盧拉（Lula da Silva）、智利的巴舍萊（M. Bachelet）、尼加拉瓜的奧爾特加（D. Ortegara）都是著名左派政治人物，他們都主張社會主義，但有激進與溫和之分，都以社會主義古巴的締造者卡斯楚為精神領袖。古巴自冷戰時期就不懼霸權，長期對抗美帝國主義，鼓舞了拉美左派政治人物努力獲取政權，一展政治抱負。這些左派政治活動家當選取得政權後，走社會主義道路，對外在國際場合上聯合起來對抗美國，對內實施社會主義政策，以此鞏固選民的持續支持。

20年後，今日的拉美新政治左翼既不同於二戰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左派，也與冷戰時期的新左派迥異。拉美政治新左翼呈現多元化，至少可分四大類型：1.新左派（智利、哥倫比亞）；2.民粹派（墨西哥）；3.傳統左派（阿根廷、玻利維亞、宏都拉斯）；4.專政派（古巴、尼加拉瓜、委內瑞拉）。

拉美隨著俄烏戰爭爆發，全球疫情肆虐，面對美國全力鞏固即將失去的世界霸權，以及國內社會新的不穩、貧富差距拉大，今日拉美左翼政權所面對的政治問題與社會矛盾比20年前複雜得多，這些新的拉美政治左翼領導人目前所擔負的國家安危與社會責任也比20年前要大得多。舉例來說，以查維茲為首的拉美左翼政權就公開聯合起來反對由「華盛頓共識」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嚴厲批評美國以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為後盾，以解決經濟危機為名，強勢干預拉美經濟發展，並由此導致拉美社會不公加劇、貧困深化問題。這些拉美左翼政治家對外反抗美帝國主義之餘，對內首先面對的是「貧窮是拉美國家的宿命」命題，如何解決社會貧富差距問題是當務之急，接著要普及人民教育，改善醫療設施，落實社會保險，建構社會住宅，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勞動工資，保障婦女權益，照護老弱族群，加強環境保護，堅持永續發展。凡此這些全屬社會主義福利政策，正在執政的拉美左翼政治家們如何循序實現，如期完善，拉美人民期待至殷。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有許多道路與模式可供選擇，英國吉登斯（A. Giddens）提出的「第三條道路」，不是夾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而是在後冷戰時代和全球化時代下超越傳統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與新右派（新自由主義）的中間道路。「第三條道路」的主要目的是標明自己的新左派身分和創新思路，使自己與傳統左翼和右翼明確區分，其次是重構左翼政黨的選民基礎，實現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最後是為英國尋找解決國內社會經濟危機等問題的全面方案。本質上是中間偏左路線，在現實政治上堅持「第三條道路」的有英國的布萊爾和美國的克林頓。

拉丁美洲政治「左轉」所走的道路也是在超越傳統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開啟的，但不宜直接稱之為「第三條道路」，原因是拉美國家雖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亦即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已經破產，它無法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並使拉美絕大多數人民無論在社會還是經濟上都陷入悲慘境地。1997年冬天由一群拉美知識分子和左翼政治家組成研究智庫提出「拉丁美洲的替代模式」。這個有關國家發展的替代方案首在糾正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錯誤，其次選取了「華盛頓共識」中部分經濟政策（如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國營企業私有化），再次是堅決反對在拉美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社會與經濟的雙重對立性，最後在政治上建立足夠強大的中－左聯盟，這樣看來，拉美的國家發展走的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第四條道路」。

在政治發展上要避免「左」「右」之間的矛盾，自然出現折衷路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折衷路線，由鄧小平到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折衷路線；「第三條道路」固是折衷路線，拉丁美洲的「第四條道路」何嘗不是折衷路線？這種形形色色的折衷路線與發展模式，都是兼容並蓄「左」與「右」的新時代的新政治道路，其中內涵的「社會主義因子」是核心，「資本主義分子」是環帶，兩者結合成為「環帶」繞「核心」的新國家發展模式，一旦運轉並形成潮流，21世紀的全球化會由全球「右」化往全球「左」化加速轉化的可能性是極高的。

拉美政治「左轉」的現實意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存一樣，正在為全球新時代的新政治轉化在社會發展與政治邏輯上起著中介作用。新時代有新的政治發展模式，也有新的國家發展途徑，拉丁美洲物產豐富，勞動力充足，有良好的經濟發展條件，只要道路正確，政策得宜，假以時日，生產力自然高升，經濟發展必然上揚，但在獨裁政治、美國干預、依賴經濟、社會貧富懸殊的全球「右」化桎梏下，拉美的逆退發展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宿命，政治轉向是突破上述困境的根本要求。最後，今日拉美政治「左轉」，是對拉美原政經結構體系的解構，這不但是另一種新政治經驗，在政治發展理論上也增添一個新的案例，將影響政治發展理論典範轉移，這就是拉美政治「左轉」值得研究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