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極右民粹主義強勢崛起

去（2022）年法國大選依舊是五年前的翻版：不左不右的前進黨候選人馬克宏與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候選人聯手進入第二輪對決。但巨大的不同處在於曾長期執政的傳統右翼政黨共和黨泡沫化：連5%的政府補助門檻都未達到。

共和黨是第五共和以來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曾誕生了戴高樂、龐畢杜、德斯坦、希拉克、薩科奇等著名政治人物的黨。而且僅僅五年前，共和黨候選人費永還一路領先，只是最後被意外爆發的醜聞打倒，但在第一輪選舉也名列第三，只是微弱差距歷史上第一次沒有進入第二輪。所以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去年大選右翼共和黨居然以前所未有的4.78%的得票率排名第五，落後於剛成立不足一年的另一極右政黨光復黨推出的政治素人澤穆爾。

傳統左右政黨的式微並不唯法國獨有，而是整個西方的普遍現象。僅就歐洲而言，北歐（如瑞典）和南歐部分國家（如義大利）極右翼政黨已初步取得獨立執政或聯合執政地位，部分中東歐國家（如波蘭）的極右翼政黨則實現了長期穩定執政，西歐大國如法、德，極右翼政黨正朝穩定的反對黨演化。與此同時，激進左翼政黨執政也屢見不鮮。2015年希臘成為第一個激進左翼執政的歐洲國家。同年葡萄牙社會黨聯合左翼聯盟、共產黨和綠黨組成左翼政府。去年德國右翼則選擇和激進左翼綠黨組成聯合政府。

冷戰後，右翼政黨成為歐洲主流，何以短短二、三十年，右翼政黨竟然淪為日趨邊緣化的境地？

雖然從表面上看，右翼政黨無法解決經濟、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令民眾極為失望。但更深遠的看，這既有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的原因，也有時代發展的因素，而非某一政黨、某一政治人物之過。

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主要有如下因素。

第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脫歐七年來，雖然全世界包括英國自己也都承認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複雜的國際關係，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選民是不存在的。

第二是權力和責任很難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麼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 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里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麼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

戴高樂曾對法國的選民作過這樣的評價：「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瞭解」。而國家的命運就交由這樣的選民去決定。

應該說，西方制度的各種原發性、結構性問題，是今天制度失能失靈的根源，但並不是唯一因素。產生於近代工業革命時期的西方民主無法適應今天的時代，是理解今天西方制度問題的重要視角。

時代發展的角度是全球化、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成為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巴林頓．摩爾所說：「沒有（資產）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繫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製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研究數據表明，美國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菁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這也是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麼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

一個制度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於它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和需要，能解決時代變遷產生的問題，否則就會被歷史所淘汰。

至於歐洲社會現在嚴重的移民問題，則更為複雜，既有歷史因素和政治人物缺乏遠見，也同樣有制度的問題。

五百年前歐洲崛起，之後便在全球大搞殖民主義，與歐洲僅隔地中海的非洲自然難逃惡運。其後果之一是不少非洲裔來到歐洲生活，在其家鄉法語、英語等也成了它們的溝通語言，獨立後還成為官方語言。

二戰後，歐洲經濟迅速復甦，戰爭造成的勞動力短缺立即突顯出來。於是這些前殖民地而且能說本國語言的非洲族裔就率先被引入。一開始確實是雙贏。法國和歐洲解決了勞動力短缺問題，來自非洲的移民生活水平雖然低於當地人但比自己所在的國家已經明顯提升。但自上世紀70年代起，歐洲高速經濟增長時代結束，同時第二代移民日益成為主體，他們不再能接受自己的生活水平低於主流民族的現狀，也不再願意僅僅從事苦累低端的工作。雙方的矛盾開始日積月累。

這一起源可以看出西方的兩個問題。一是對於自己的文明和制度過於自信，一是開始認為可以很容易很迅速的將非洲外來移民同化，事實卻完全相反。後來在同化失敗後便又開始把多元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結果正如薩科奇擔任總統時不得不公開承認法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可以說與外來移民既不能同化也不能共存已經是西方文明共同的挑戰。

二是政策制訂者過於短視，而不能從長遠角度來看待和解決問題。這一點則是西方的票選制度造成的。西方是通過選票定期的換人換黨。政黨和政治人物關心的是如何連任，這就導致他們在治國理政時只看眼前，往往採取迎合民眾的短期行為，出台的多是治標之策。由於未來可能是另一個政黨執政，所以沒有任何政治人物願意做「前人栽樹」的事。所以當勞動力短缺時，引進外來移民可以皆大歡喜，至於未來可能產生的問題就沒有人顧及了。在當時的政治人物來看，即使未來有問題也是另一個政黨、另一個政治人物的事，和自己無關。

這兩點其實是一體兩面：一方面過於自信，另一方面現在享受好處的是自己，即使未來出了問題，也不是自己去面對和承擔後果。

當然，還有一個無法預測的因素，使得制度的弊端出現了放大效應。即雖然西方文明與外來移民既不能同化也不能共存，但這未必就一定會成為問題，只是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法國、歐洲乃至西方的本土出生率開始迅速下降，但外來移民的高出生率並沒有改變，整個西方的種族結構也正在經歷著歷史性的改變。如果這一趨勢無法逆轉，在很快的將來，少數族裔就是本土民族了。這個從量到質的變化，使得這個問題演變成真正的危機：西方極右民粹主義強勢崛起，歐美紛紛出現民粹主義領導人，特朗普是突出代表，雙方形成惡性循環。

總之今天歐洲右翼政黨的式微並不是過去常見的政黨輪替，而是根本性的命運變化，由於制度缺陷和時代變化，使得傳統左右政黨都無法再吸引選民，它們存在的土壤正在喪失。其命運也不再僅僅是局限於自身，而是整個西方命運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