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人權奧秘之我見

序 言

美國人（與一般西洋人）講話措辭，有其特別之藝術，我們中國人無法與之相比。譬如，美國人如要爽約，絕不會像中國人一般，直接說出其真實理由（有時也許還是難言之隱）。往往會托故說是牙疼，需要看牙醫而需爽約。這樣說來，不但天經地義，而且堂而皇之。同樣地，明明是由於來自他國貨品價廉物美，本國產品無法與之競爭，因而導致自己工人失業。但如像中國人的習慣，直籠統說出真實原因，既不漂亮，又會違背一向標榜的「自由經濟」原則。所以，如果改口說別國輸出的是囚工製造品，那就輕易地變成了一個人權問題。如此阻攔別國的進口，就不成為抑制自由貿易了。既可達到目的，又顯得自己高貴而有原則。這種奧妙，是我們尚未完全脫離鄉土氣息的中國人，平常所不能體會到的。

本文在探討人權觀念興起及發展迄今之餘，除了評估其在近代國際關係所引起之影響外，尚想探討國際人權多重標準，及人權常被某些人士政治利用之詭詐。迨至冷戰結束後，地緣經濟時代興起，非西方國家始有反制人權詭詐之努力。第三世界，亦找到了新的機會，將人權之神符套在西方國家身上，使掙脫落後之厄運亦成為一個民族的人權，而西方工業國家協助落後地區發展，遂成為他們的一個新義務。凡此種種，雖不能在此短短文章中一一交代，但在可能範圍內，本人將盡力描繪出圍繞人權問題的各種勢力相互角勁奧妙之一般。

國際人權之興起

一般人也許以為人權在國際關係中，是有史俱來，其實不然。在古希臘及在西方早期自然法中，也許有過模糊的人權觀念。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權並不是一個已成形的問題，由於二戰時有納粹德國排猶太族裔之暴行，戰後保障「人權」方是一個具體的使命。於是乃將之寫入了聯合國憲章之內，另外一個相關但並不相同的問題是「民族自決」，也列入了憲章。以後，聯合國大會在1960年通過了一個決議（GA Res.1514 ），卻將民族自決權變成了一個人權。

原載於聯合國憲章的「人權」，僅是一個籠統的觀念。後於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萬國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始首度將其含義仔細地加以確定。譬如個人有信仰、遷徙、隱私、參政、平等、選擇職業等等當然權利。此俱是西方提倡的個人民權，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一波人權，與後來變成人權的民族自決相比，大相逕庭。因為後者是指一個民族對抗外來欺凌及統治有其重申自主之權，故是一種集體人權。這後者，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二波人權。

也就是由於這第二波人權之運作，帶來了以後80多個原來的殖民地紛紛掙脫了西方國家的統治，這些獨立之後的新興國家，統統加入聯合國。由於它們的參加，實質上改變了聯合國在人權工作上的方向，也逐漸地改變了人權的定義。由原來的個人人權及以後的民族自決權，轉向著重社會與經濟人權的途徑，到了1990年代，聯合國已正式樹立了一個國家有「持續發展之人權」。這個雖然也是集體人權，但與民族自決不一樣，因它指的集體是國家，而非早先的民族，目標是積極創造新的前景，而非消極的推翻現有的〔殖民〕桎梏了。這種新的集體人權，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三波人權。

這三波人權中，第二波（民族自決）已因絕大多數殖民地皆已獨立，已無爭議之餘地。唯有第一波（個人人權）與第三波（集體人權），在分析的層次來說，可能會發生衝突。在下面另一節，我們會談到地緣經濟時代之興，讓這兩波不同的人權範疇，可能找到和平並存之餘地。但在回到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需要先談國際上一個最新的發展，即在非西方國家中，已開始形成了一股力量。逐漸對西方的（尤其美國）雙重標準及利用人權作干涉別國內政的工具，開始站起來作出強烈的指責與抗拒，譬如1993年春，有49個亞洲國家與會於泰國，通過了一個《曼谷宣言》，其主要之條款有：

（一）任何國家不得將其自己的人權定義，加諸於其他國家；或以人權為藉口拒絕給於他國經濟援助。

（二）國家無分大小，均有權決定自己國內人權之標準為何。

（三）在人權問題上，各國應多仰仗聯合國與其屬下之人權委員會。任何國家，不得越俎代庖。

（四）任何國家，均不得運用雙重或多重人權標準。……

由於這股新興力量抬頭，很多在聯合國獲得非政府組織的機構（NGO's），諸如Freedom House，在聯合國各項人權公聽會上，已喪失其習慣上的旁聽權，這也可以證明上述新興力量實力之一斑。

人權之雙重或多重標準

在聯合國指引下，從1948年迄今，已制定了30多種有關人權的條約，美國雖然以世界上人權警察自居，卻僅簽訂了其中的10個條約。迄至今日，僅正式批准了其中的五個。而在批准這五個人權條約中，美國還附帶加了各種的保留，目的是要確保美國第一，不接受任何高於美國國內標準的國際人權規定；第二，不接受國際法庭，或任何國際組織在人權問題上之管轄權。

這30多種國際人權條約中，兩大支柱是同在1966年制定的（一）《經濟、社會，及文化人權之國際公約》與（二）《公民、政治人權國際公約》，再加後者的一個附約。美國遲至1992年才批准了第二個條約可是至今仍拒絕批准前面的一個條約。

美國國會常指責若干外國向美國輸入囚工產品，認為利用囚犯生產，是違反人權，可是美國自己50州中，有21州均利用囚犯從事生產；人數約五千人。聯邦還有一專案，協助囚犯找到在獄中生產的工作，牽涉到三萬五千個囚犯。這個專案是在聯邦1965年《囚犯輔導法案》（Prisoner Rehabilitation Act）下成立的。

著名的Smoot-Hawley法案中第307節，對囚工有明文規定，但只禁止外國囚工產品的輸入，卻不禁止美國的囚工產品輸出到外國。可見美國禁止囚工是單行道，其宣稱他國利用囚工是違反人權，完全是因為外國的廉價商品輸入，威脅到美國國內的就業狀況，美國最大的工會AFL-CIO 就此求援於國會。但因國會一方面要幫助紓解失業問題，另一方面又不能公開違背國際自由貿易競爭之原則，所以最為冠冕堂皇的辦法，就是將進口貨打為囚工產品，再將囚工打為人權問題，這是美國人一向打人還自顯高貴的做法。

說至此，順便提一提在1980年代中葉，美國為什麼要雷庭朱書地向亞洲四小龍中的南韓及台灣施盡壓力，強迫他們民主化。為此，美國還大力支持諸如金大中之流的還鄉權（金大中是由一個美國代表團同飛機護送下才安返韓國的）。其中有異曲同工之妙。不識其中奧妙者，多以為是美國「己欲立而立人」之美意。說穿了，其中的玄機是：如果南韓與台灣民主化了，其勞工地位必上升。勞工抬頭了，他們的工資一定上升。如此這些地區的產品賣價一定高漲，他們對美國的出超，一定就會大打折扣，美國的貿易逆差則一定會減低。因此，一個美國貿易逆差紓解問題，就變成了其他出超國家的民主化問題了！與人權幕後一樣，本來是個一己自私的問題，卻而易舉地，變成了一個多麼高貴、富有原則、兼善他人的義舉！所以說是「奧秘」，一點不為過。

地緣經濟時代的人權動向

冷戰結束，全世界進入地緣經濟時代，使得發達國家與落後地區之間的經濟關係，更一層密接起來。因此，今日落後地區，向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索取「持續開發」的人權之聲，有增無已。更具體一點，這些落後國家現在堅持以下幾點原則：

（一）非西方國家，正如1966年制定的《經濟、社會，及文化人權國際公約》所規定，有其自由選擇其自己政治制度的權利；

（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應該大量裁軍，其因而節省下來的經費，應該用來幫助落後地區發展其經濟；

（三）西方國家有義務援助開發中國家（參見聯合國大會41／28決議〔1986〕），因為西方國家從上個世紀以來即從事奴隸買賣或類似的剝削，故今日需付賠償。

說起人權之被政治利用，一般人總以為只有西方國家如此，其實這是甚為普遍的現象。美國固然善於以人權之理由（第一波人權），干涉他國內政，但別忘了「民族自決」（第二波人權），不是也曾一度為反殖民地的民族用來作擺脫殖民牢籠之武器嗎？而一直到最近，還有人身在美國，卻遙遙呼喚台灣應該「民族自決」。如果真是如此，豈不變成了民族「他」決了！更有甚者，199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主張西方國家有幫助他們擺脫落後桎梏之義務，而仗他們在聯合國控制多數票源，將「持續發展」變成了一個新的國家集體人權，已如上述。這種種，不都是對人權之政治利用？這一切，不也都是人權的「奧秘」？

可是，由於地緣經濟之興，第一波人權與第三波人權，可望找到一個重疊部分。茲用新興的國際跨國界勞工輸出為例。從勞工輸出國家（譬如菲律賓）來看，她跨國界輸出勞工，所應得到的國際保障，是界定於國際上第三波的人權含義（集體發展）。而對於一個勞工輸入國（譬如美國）來說，保障境內外籍勞工的權益，是符合第一波人權的範疇（個人人權）。所以1990年制定了一個《保護跨國界移民勞工及其家屬權益之國際公約》，正是代表了這前後兩波人權規範找到了重疊的結果。

另外，人權表現於地緣經濟時代的特色之一，即今日的人權已經不純是個人對於自己政府訴求的權益，而是個人或集體對於另一集體（跨國公司，或另一國家的經濟體）所訴求的權益。

美國道德淪落及國際人權何從問題

美國國內犯罪、吸毒、高階層腐敗等情況橫生，越來越嚴重。腐敗已深入聯邦政府。最近民意測驗，民眾有70%不滿於國會議員之道德不檢，克林頓總統除了領導欠明確方針以外，也被捲入個人道德之爭議漩渦，導致其聲譽僅被48%民眾所肯定。在全球，美國之道德領導地位亦幾盡喪失。譬如，最近美國以人權理由，呼籲盟邦對伊朗抵制。結果歐洲盟邦與日本，統統置之不理；甚至正告美國難以從命。以上所說美國在人權問題上之雙重標準，雖然其由來已久，但唯有在今日普遍反美聲浪中，才有更多國家公開向美國挑戰。

後冷戰時代，在國際人權的領域，出現了一個弔詭；一方面蘇聯瓦解，美國不需再為了反共而委曲求全地容忍獨裁或強人政權。故應該可以更將人權國際化。可是，另一方面，由於冷戰既結束，過去一向追隨美國的那些第三世界國家，也已無須唯美國馬首是瞻。在逐漸興起的反美潮中，有更多的國家開始質疑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忠實性，及其領導地位，已如上述。所以美國的道德領導地位幾臨破產。職此故，雖然吳弘達事件，又掀起了一次中（共）美之間的軒然大波，但是在美國自身道德地位淪落的今天，其能借人權問題找碴的能耐，恐怕極有限了。

美國一向是維護西方所標榜的人權（即我們以上所說的第一波人權）之道德警察。現在其自身地位發生動搖，還想以人權問題（即第一波人權）在國際事務中，興風作浪，恐怕將發覺昔日威風不再。相反地，第三世界利用人權（第三波的範疇）來對美國及西方索取「賠償」，恐怕將是一個甚囂塵上的趨勢。天下風水輪流轉，在人權問題上，豈不亦然。如此事屬實，西方國家過去在國際上推行第一波人權之跋扈，長遠以後，對第三世界，豈不產生了「教牛升木」之效果？這豈不是一大弔詭？也是對西方國家的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