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近代中日關係的歷史回顧

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今年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也是《馬關條約》簽訂一百週年,同時又是台灣回歸祖國懷抱50週年。面臨這幾個紀念日,中國人民的感情是很複雜的,悲與歡,喜與怒,一時都擁擠到心頭。這三個紀念日都與中日兩國緊密相關。為了使今後的中日關係在和平與發展的基礎上成為東亞的兄弟之邦,使中日兩國的發展對國際的穩定和人類的進步事業起到促進作用,我們有必要回顧兩國關係的歷史發展。殷鑒其未遠,歷史的教訓應引起我們充分的注意。

近代發端,中日兩國有過幾乎相同的歷史命運。但是,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在遠東的侵略重點不同,由於中日兩國的當政者面對西方侵略的措置有異,中日兩國的發展道路卻截然相反。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發展成為一個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中國卻因內憂外患頻仍、洋務新政失敗而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道路。不同的發展道路,給中日兩國關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應該說,近代中日之間,不止是血與火的關係。日本在被西方侵略以後自圖發展並終於崛起的經驗,給了中國人以啟迪。甲午戰敗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以後,許多中國人到日本去留學,他們要看一看,日本人是怎樣自強起來的,清政府甚至派政府要員去日本考察政治,這與盛唐時期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國來學習文化、考察政治時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留日學生中,出現了一批革命分子,也培養出了一批技術專家和人文學者。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革命活動得到過一些日本友人的幫助。正是這批人,成了改變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見,近代中日關係中,人民之間的確存在著友好的情誼。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日兩國之間,經常籠罩著不祥的戰爭陰影。遠的不說,從1894年甲午戰爭起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止,其間就有1894年7月~1895年4月的第一次中日戰爭,1895年6月~10月的佔領台灣的戰爭;1900年6月~1901年4月參加八國聯軍侵華之役,《辛丑條約》簽訂後,日本取得了在中國的駐兵權;1904年2月~1905年9月日俄兩國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戰爭;1914年9月~11月出兵佔領山東並在其後提出滅亡中國的21條,日軍占青島直到1922年;1928年4月~1929年5月日軍再次出兵山東佔領濟南、青島;1931年9月18日在瀋陽挑起事變,旋即佔領東北全境,繼後日軍越過長城,陳兵青台,終於在1937年7月7日通過盧溝橋事變,發動長達八年的全面侵華戰爭。諸位請看,從1894年到1945年,半個世紀中,日本對中國刀兵相見的日子,多於和平安靜的日子。從這裡,難道我們看不出,近代日本和中國之間,不是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嗎?

中日之間曾經友好交流上千年,綿延不斷。日本人從中國文化中吸納了許多有益的東西,滋潤了自己。明治維新改變了一切。它既使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使日本走上了侵略鄰國的軍國主義道路。它的基本方針是;脫亞入歐,開疆拓土,布國威於四方。它把征服朝鮮、征服滿蒙、征服全中國作為其基本國策。中國不再是它仰慕的對象了。

我們看一看日本從《馬關條約》中得到了什麼。以賠款為例。中國向日本賠償二億兩白銀,加上續還遼東費三千萬兩白銀和日軍在威海衛駐兵費一百五十萬兩,共二萬三千一百五十萬兩白銀,約折合當時3.5億日圓,相當於日本全國四年的財政收入,這還不算日本從中國掠奪的相當於一億日圓的大量戰利品。前外務大臣井上馨當時說:「在這筆賠款以後,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圓。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圓。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日圓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日本利用這筆巨額收入,在1897年確立了金本位制,打下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有些人說,日本把這筆錢全部用作教育基金,這是誤會。其實,用作教育基金的只不過一千萬日圓,其他用作備荒的有一千萬日圓,作為皇室私產的有二千萬日圓,還有近三億日圓轉入臨時軍費特別支出,用作擴充海陸軍等軍事費用及擴大軍備產業基礎,其中建立著名的八幡制鐵所用了不到60萬日圓。以此為基礎,日本帝國主義迅速成熟起來,這就成為了此後日本戰勝俄國,並進一步大規模侵略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重要契機。

遠山茂樹教授在《日本近現代史》第一卷中描述甲午戰勝後日本人的情緒說:「明治維新以來受歐美列強壓迫和官僚政府壓抑的鬱憤之情,立即倒轉過來,陶醉於對朝鮮和中國民族成了優越者和勝利者的歡喜和誇耀之中。」這恐怕是事實。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又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強的貪慾。1840年鴉片戰爭後侵華的國家中,日本還是一個被人瞧不起的角色,甲午一役,日本飽掠而歸,那個西方強國不想從中國身上割取一肉呢。這就是甲午戰後列強掀起瓜分狂潮的由來。中國被稱作「東亞病夫」,說它「正躺在死亡之榻上」,誰都想來分配一點這個病夫的遺產。這就導出此後八國聯軍侵華和11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同中國簽訂《辛丑條約》,以制裁中國的悲劇來。《辛丑條約》僅賠款一項,本息約10億兩白銀,實際繳付了約七億兩白銀。日本從中獲得了不小的份額。

由此可以看出,造成近代中國貧窮落後、民族不能獨立、現代化難以起步的原因,難道不是西方列強和東鄰日本的侵略和掠奪嗎?

分割中國領土台灣,是日本從《馬關條約》中取得的另一項重大權益。日軍在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督率下,在1895年5月底從台灣東北部登陸,遇到了台灣軍民的頑強抵抗,到12月宣佈全台平定,日軍付出了傷亡三萬餘人的代價。宣佈平定不到兩個月,台灣人民又不顧「六三禁令」的威脅,再次發動武裝抗日起義。以1896年元旦宜蘭人民起義為標誌,全台武裝抗日活動延續了七年之久。1907年北埔發動起義,又把台灣的抗日鬥爭堅持了差不多10年。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後,台灣人民處在「皇民化運動」的極端困難條件下,仍然配合國內抗日戰爭,進行著艱苦的反對日本佔領的鬥爭。

1945年4月17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為紀念《馬關條約》50週年發表宣言,說:「台澎同胞,為著求自由解放,為著伸張正義,為著保有民族正氣,明知寡不敵眾,繼續奮鬥,抗拒強暴。起初發動七年抗戰,其次又是10次暴動,抗日反帝怒潮今日依然籠罩著台澎諸島。50年間,犧牲65萬人。雖然尚未成功,可是先烈的不朽精神仍不斷鼓勵著我們勇往直前,不達目的,絕不停止!」這就是生為中華民族一分子、決心「義不臣倭」的台灣人。這種精神,正是1945年10月25日台灣順利回歸祖國懷抱的民意基礎。

應該指出,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也培養了極少數願意成為「皇民」的人。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透露了這種情緒。今年4月,台灣少數主張「台獨」的人藉《馬關條約》簽字百年舉行所謂「告別中國」遊行,以及到馬關春帆樓進行朝拜,反映的也是這種「皇民」情緒。顯然,這是違背民族大義的行為。少數日本右翼學者到台灣出席紀念《馬關條約》百週年的所謂學術討論會,鼓吹百年前日本不是從中國手裡獲得台灣,而是從清國手裡獲得台灣,為「台獨」分子撐腰打氣,透露出今日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的確是「台獨」分子的後台。這是我們應引為警惕的。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特別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日本為實施其滅亡中國的圖謀而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這是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一直在處心積慮地設計要做的事。

8年戰爭或者14年戰爭,作為外敵入侵給中國帶來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困難。日軍勢力到達了大半個中國,並在中國境內製造了偽滿洲國、南京汪偽和北平偽組織等幾個傀儡政權,在那裡實行日本式殖民地統治。八年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人民二千萬以上的死亡,一千億美元以上的財產損失,幾千萬和平居民奔走流徙、輾轉溝壑。南京大屠殺,造成30萬以上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慘死;分佈在各地約近一百處的萬人坑,至今白骨嶙嶙。「三光」政策,燒殺姦淫,永遠難撫平中國人心頭的痛苦。七三一細菌部隊、遍佈東北許多地方的所謂「死亡工程」、「人肉工程」,使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死於非命。遺落在吉林的為數巨大的毒氣彈,至今仍成為中日間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全面侵華開始,日本當權者十分樂觀,以為只要「對支一擊」便可凱旋班師。有的估計不過一月左右就可以解決事變。日本參謀本部預定兩個月「掃蕩」北平駐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但是,事與願違,戰爭打了八年又一個月,最後勝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日本落了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歷史有些開玩笑。自1874年日本首次對華用兵以來,這是它遇到的第一次慘重失敗。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日本制定侵華決策的人們低估了本世紀初以來中國人民族覺醒的速度。他們忘記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國青年學生高呼「取消21條」、「誓死爭回青島」、「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正是以反對日本侵略為目標的。以後日本每搞一次對華侵略活動,都激發一次中國人的民族自覺。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流亡學生在關內各地流蕩,實際上成了能激發抗日熱情的火種。日軍越過長城,北平學生走上街頭,呼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表明了華北學生強烈抗日意識。西安事變預示了抗日訴求即將成為中國政治變動的新趨勢。七七事變,促使互相敵對的國共兩黨攜起手來,再次表現了中國歷史上「兄弟鬩牆,外御其侮」的民族大義。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及其堅決的抗日主張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新事物。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作為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推動了國民黨政權的抗日活動,使它最後也沒有放下抗日的旗幟。貌似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終於敗在了覺醒了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面前,敗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大威力下,中國的歷史學者把抗日戰爭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次完全勝利了的反侵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所指的正是這種情況。

中國抗日戰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以1939年9月德軍占波蘭為揭幕的話,它的東方戰場卻早在1937年7月中國軍隊抵抗日軍侵略就形成了。中國戰場上形成了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相互配合、共同抗日的獨特局面。由於中國戰場的存在,拖住了日本陸軍的主要兵力,使它既無力「北進」蘇聯,又無力「南進」太平洋。以1938年10月為例:日本陸軍總兵力有34個師團,分佈在中國的有32個,佔其總兵力的94%。再以1941年12月為例:日軍陸軍總兵力有51個師團,分駐於中國35個,佔其總兵力的69%;分佈在太平洋戰場的有10個,只佔其總兵力的19.4%。到1945年,日軍51%的兵力在中國戰場上,49%的兵力在太平洋戰場上。中國人民以其巨大的犧牲和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使它有一個穩定的後方;又支持了美國、英國的太平洋戰場,使它們大大減少了日軍的壓力;又避免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歐亞的企圖,減少了日德法西斯在更大範圍內給人類帶來苦難。中國抗戰的勝利及其對世界和平力量所作的貢獻,使它開始擺脫弱國的處境,並有資格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新面貌出現在世界的面前。

回顧50年前中日兩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戰爭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但中國卻從戰爭中站了起來;日本雖享受了侵略戰爭勝利的甜頭,也嘗到了戰爭失敗的苦果。以戰爭為手段來處理中日國交的歷史性錯誤,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政策造成的。我們應當恢復此前一千年以文化為紐帶的中日國交的基本精神,深刻反省百年以戰爭為紐帶處理中日國交的歷史錯誤。事實證明,以戰爭達致目的的想法是不能實現的。今天日本國內還有一些人不能認識這個道理,國會竟不能通過一項對歷史負責的「不戰」決議,是一個證明。這是令人遺憾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都應該重視歷史這個聰明睿智的老師。

1995年7月3日在中日友協和日中友協合辦的「中日關係研討會」上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