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統之以德

六、兩岸文化建設的積極措施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兩岸向這個大方向發展的跡象了。先講大陸。自1949年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傳統一直是負面的東西，一直受到批判，但近來卻有受到肯定重視的現象，例如：

今年在紀念五四運動78週年時，北京17萬大學生，舉辦修身與愛國主義活動。北大還開展修身計畫，要大學生除了求知識之外，還要學做人，也即敦品勵學，做一個有知識、有道德的現代青年。修身是儒者進德修業的基本功夫，多年來已經被人們淡忘，現在竟然又在大陸的大專院校裡提倡，的確是個值得重視的文化建設的新動向。

其次是有些省份為年滿18歲的青年舉行成人禮，即正式成為公民之禮。中國本是禮儀之邦，但自民國以來，傳統禮儀不行久矣，不像在日本，禮儀多得很，禮失求諸野，一點不錯。現在恢復行成人禮是朝重建中國禮儀之邦邁出了正確的一大步。

更引人興趣的是，廣東省編印《新三字經》。《三字經》是古代幼童的基本讀物，是倫理道德教育入門。由於押韻，琅琅上口，易讀易背，極便於教育兒童。例如《三字經》開頭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等等，現在新編的《三字經》開頭是「人之初，如玉樸，性與情，俱可塑，若不教，行乃偏，教之道，德為先」等等，全文很長。這對塑造兒童性格極為重要。

最後是，現在大陸又再次樹立新的道德英雄，以前是雷鋒，現在是孔繁森，以教育人民捨己為公，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世界觀。改革開放以來，雷鋒叔叔早已被人忘記了，甚至一度成為人們嘲弄的對象。現在不但重新宣傳，還多了一個孔繁森叔叔。

上面所舉的四個例子有三層意義：第一，儒家道德和社會主義道德有共通之處；第二，提倡傳統美德並不是照搬，而是舊瓶裝新酒，給予舊道德以新的內容；第三，改革開放時期，人們價值觀錯亂，笑貧不笑娼，笑忠不笑奸，現在開始端正風氣，重新恢復是非對錯的價值標準，這是大陸從事文化建設的積極措施，希望能夠繼續下去，假以時日，就會形成一種健康的良性文化生態。

在台灣，沒有像大陸那種有系統的文化和倫理建設，但也有開始重視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跡象。例如台灣政界現在正為明年的總統選舉熱身，國民黨方面，李登輝到底參不參選，成了熱門話題。反李的人說，李曾經說過只幹一任，如果競選連任，就是沒有誠信。誠信是中國人的價值觀，西方政客可不講這一套。

其次是，台北國民黨主任委員林詩輝由於對他的南投鄉前輩林洋港出言不遜，引起南投人公憤，認為林詩輝不應該對鄉前輩和政壇大老不敬，因而迫他向林洋港道歉，罪名是「不敬老尊賢」。台灣政界一向以肢體抗爭聞名於世，現在居然也講「敬老尊賢」了，似乎不可思議。但畢竟這是很好的現象，值得肯定和大力提倡。

第三是，有記者問林洋港，他最近讀些什麼書，林說讀《四書》，特別是《論語》、《孟子》輪流念。在台灣這樣事事以洋為尚的社會，一個政治人物居然還如此珍惜中國老骨董，希望從中汲取智慧，實在難得。而李登輝卻勤讀《舊約》，所以才有「出埃及」的奇談怪論。於此可見，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他讀什麼書同他的言行和施政方向是有密切關係的。

最後是，當記者問林洋港對台灣三家電視台不播放他的新聞有什麼評論，他說，這不能怪電視台，而是他的演講沒有新聞價值。這種自我反省而不是攻擊指控別人的政治風格，頗有儒者謙讓的君子風範，是台灣政治的一股清流，同台灣其他西化政治人物的蠻悍無賴作風截然不同。

上面提到李登輝所謂的「建設新中原」和許信良所謂的「新興民族」的台灣文化建設觀，前者尚有可觀，至於後者，只是一廂情願的夢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關於這點，顏元叔教授有很中肯的批評。

倘若台灣人唾棄中國文化，把中國文化從台灣文化抽出去，不過一年三節，不拜媽祖，不拜祖宗，不拜佛道，甚至不說中國話（閩南話當然是中國話），不讀中國書，四書五經全燒了，那麼台灣文化還剩得餘燼幾許？（《海峽評論》，第52期，1995年4月）

的確，台灣文化的根在大陸，其源頭活水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果同大陸和中國傳統文化切斷關係，其結果不是使台灣成為文化荒漠，就是使台灣淪為日本和西方的文化殖民地，此外別無其他可能。所以，同李登輝和許信良相較，林洋港的文化思想傾向和治國理念顯然具有濃厚的中國氣質，所以比較健康，比較實際，比較可行，所以也最有利於兩岸和平統一，統之以德。

七、小結：中國文化第三次大綜合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文化建設密切相關的是如何使中國文化現代化和世界化，使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具有現實意義，從而不僅對兩岸的中國人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也對東亞儒家文化圈具有強大的凝聚力。這樣到了21世紀，中國成為一個文化大國之後，當東亞儒家文明同其他文明再次碰撞時，才不致像以前一樣，被動挨撞，毫無回應能力。

現在講一段個人的親身經歷。1989年10月初，當我到山東曲阜參加孔子2540年誕辰國際學術討論會時，看到韓國儒者像回教徒到了麥加朝聖一樣，態度非常虔誠，令我這個中國人深為感動和慚愧，因為我是利用開會之便抱著參觀訪問者的心情來曲阜遊覽的。於此可見，儒家傳統仍然對東亞各國具有相當大的文化親和力。

當然要使儒家傳統具有生命力，不能簡單地復古，而是要像在漢、宋兩朝一樣，創造性地從事新的文化大綜合；董仲舒汲取了陰陽家和道家學說，形成了漢儒，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第一次大綜合；朱熹汲取了佛家和道家學說形成了宋儒即理學，這是中國文化的第二次大綜合。現在到了中國文化的第三次大綜合時期，即創造性地汲取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形成新的文化思想流派，從官方的立場可名之為新毛澤東思想，從民間的立場可名之為馬克思主義儒家或儒家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種文化大綜合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過程，也許需要數百年才能完成，現在只是處於開始的階段。大陸第三代江核心和台灣的李登輝政治強人應該認識到這個中國歷史的新任務，然後在兩岸分別推動良性的中國文化建設，促進中國文化第三次大綜合的進程，使中國繼經濟大國之後，再成為一個文化大國。

中國能否成為一個文化大國？答案在於江李所說的燦爛輝煌、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含的智慧，對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有沒有解決之道。如果有，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就是否定的。當代人類主要面臨兩個重大問題，一個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失調，一個是人與人、國與國、族群與族群的關係失調。對這兩大問題，費孝通認為孔子的天人合一學說和和為貴的思想正是醫治這兩大人類病態現象的良方。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聯合國秘書長加裡在澳大利亞召開的一個叫做「全球文化多樣化問題會議」上，大肆譴責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口頭上大講民主、自由、人權，實則壓迫世界各地的土著弱小文化，不能容忍其他不同的民族文化，甚至要加以消滅。同時，他也譴責巴爾幹式的極端民族主義導致不安和動亂。而儒家講包容，講和諧，講和而不同，這正是當代世界所亟需的政治倫理和政治文化理念。

由此看來，中國傳統在當代仍然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不僅對世界如此，兩岸更是如此。如果燦爛輝煌、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智慧不能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又豈能寄望它去解決世界的問題？所以我們深切希望兩岸當局和同胞都能發揚儒家和為貴和包容的美德以及上述新、一、禮、和、仁、義、利、容、公、勇、信、誠等政治文化和倫理精神。果如此，何愁兩岸不能和平統一，統之以德？

（根據5月7日紐約亞美文化協會和5月13日費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學術研討會上講稿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