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輝應保持知識分子的良知

公視董事長胡元輝和我屬於同輩，我們只見過幾次面，並不熟，但彼此知道。40年前他在《自立晚報》當記者，我在《中國時報》當記者。現在他是公視的董事長，我現在則自己花錢租的小辦公室耕耘文史，這是不同的人生之路，不過，再往下講之前。我先說一下這篇文章的主題：公視最近拍攝推出的《聼海湧》。

這故事的編導強調所有人物都是虛構的，然而劇中的中華民國領事夫婦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卓還來與夫人趙世平，卓領事因為拒絕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戰爭結束前遭日軍秘密殺害，後人挖掘埋葬的地方，只找到頭髮殘骸，顯示死前遭日軍殘酷地凌虐、斬首和肢解。日軍如此痛恨他，合理推斷不只是因為他拒絕投降，而且還直指日本帝國必亡大義凜然之言，所以日軍投降之前下此毒手。如此文天祥式的人物，《聽海湧》竟然把他改編成被日軍饒過一命，對台灣戰俘懷恨在心，在法庭上作偽證，刻意將其入罪，以報一箭之仇。至於卓夫人受到台灣戰俘暗助，後來一直放在心裡，交待後代一定要到台灣找到恩人，當面表達謝意。《聽海湧》竟把卓夫人改編成受到日軍的姦污，最後遭殺害。

胡元輝董事長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展覽中表示：「過去公視也製作不少時代劇，因為我們相信好的時代劇可以鼓動人心、觸動反思，《聽海湧》就是最好的例子。公視與台史博志向一致，我們一同觸動這塊土地上的多元族群，讓大家認識瞭解這塊土地的成長歷史以及不同族群的觀點及看法。」我想請問元輝兄，把一位寧死不屈的中華民國外交官胡亂改編成作偽證報私仇之人，把他勇敢的妻子改編成遭到日軍姦污，這種做法是如何「鼓舞人心」、「觸動反思」，是那類「不同族群的觀點和看法」？可以肆無忌憚踐踏往生者的人格嗎？更何況是萬人景仰的抗日先烈。這是什麼「多元史料」？有哪一份史料是這麼寫的？

或者把話講得更白一些，你願意你自己清白母親的故事被改編成被人姦汚嗎？可否請你閉上眼睛想像那種畫面？或許如此，你能有一絲同理心來理解別人的憤怒。

至於其他不符合史實和社會常理之處比比皆是，我曾經寫過：《聽海湧》十大瞎編。一開始就演到新海三兄弟在海邊和日本女性朋友，使用專業相機，笑語不斷。新海志遠在牢中憶起過去在台灣海邊美好的時光。事實上，戰時台灣物資缺乏，糧食都進入配給，照相機被列為宣傳機器，重要的戰略物品，拍照需要總督府頒發的執照，如此高的等級需要考試通過，全台灣只有86人擁有拍照執照，其中台灣人只有22人。沒有執照的拍照屬於嚴重犯法行為，會受到嚴厲的處分。所以作為管制品的相機，如果沒有拍攝執照，不管是擁有、租借、或者拍照，都會受到嚴厲懲罰。更何況拍照是專業的技術訓練，擁有攝影執照的台灣人清一色都在日本攝影專科學校學習過。三兄弟何德何能，竟然可以拿著嚴格管制需要拍攝執照的昂貴相機把玩。

另外，戰俘監視員並非軍人，而是軍屬，沒有軍階，屬於軍隊中最底層的雜役，連最低階的士兵也可以對他們隨便打罵，台灣青年自願去當戰俘監視員，只有家裡貧窮這個原因。

《聽海湧》形容三兄弟在台灣海邊穿著中上，使用受管制昂貴的相機，還有家室和個人條件均佳的日本女友，一副幸福快樂的時光。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問題，既然在台灣過得如此快樂、幸福、優雅，為什麼要自願跑到南洋曬大太陽、幹苦工，還成天被上級賞耳光拳打腳踢呢？有人笨到這種程度嗎？影集並沒有把戰俘監視員家境貧困、物資短缺，社會氣氛肅殺，以及日本人和台灣人上下階級分明的社會實情表現出來，這是道地的瞎編。

其他還有太多的例子，從竄改歷史、醜化先人，到社會的紀實性等，各個角度來說，絕對不是「讓大家認識瞭解這塊土地的成長歷史」，唯一「觸動反思」之處便是，為什麼公視要揮霍納稅人的錢來拍這種偽史以及醜化中華民國外交官的「歷史劇」，為什麼要做這種黑心的事？

從1980年代開始當記者，我們都親身經歷了台灣40年改變的過程，那是黨外運動蓬勃的時代，社會每一個領域都突飛猛進。我也在黨外雜誌寫過一年多的文章，當年黨外並非全都是台獨，主要仍是反抗權力霸道，我到今天依然如此，過去的事情跟今天的台獨的解釋完全不同。我後來在《中國時報》待了17年。每一個人的選擇不一樣。我最後選擇離開報社，很困難地養活自己，做自己的夢。也有其他報界的同仁繼續做到退休，或隨著台灣民主化，選擇跟隨不同政治力量，進入官場，食有魚，出有車。所有的公營機關，無論是國營事業或者是媒體，都屬於官場。不管哪一個黨，官場的文化是一樣的。

如果他們繼續待在報社，可能很多年間一步步升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副社長……；如果他們出去創業，除了很少數人以外，大部分兩年左右就賠光所有的積蓄。所以如果他們跟隨政治人物，很可能一步登天，當上部長、董事長、有黑色的座車和專屬司機。但那些跟我都沒有關係，我最享受的還是20幾歲當記者的生活，李四端、周玉蔻、江偉碩和我四個人感情很好，幾年後即使彼此都很忙碌，還是會想辦法找時間聚一下。當然30年過後，有很多的改變，但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最熱愛的還是生活本身。 人在官場常常要說自己內心不相信的話。那終究不是我的人生，我20多到30幾歲擔任戰地記者，不管在菲律賓的七次政變、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內戰，我都見識過激烈的槍戰，我是我們這一代極少數見識過真實槍戰的人，知道什麼是生死之瞬間的恐懼，以及戰火浮生中的愛恨情仇。即使從嚴重受傷復原後，我仍然周遊各地，持續做了20年多年的口述歷史和歷史事件追蹤。任何人如果堅持自己的路，就注定是少數，但都沒關係，因為正義並不是以數量來估算的。

兩週前，我首次在《中國時報》專欄撰稿批評《聽海湧》，李展平先生把該文轉給該劇孫導演，後來又把孫導演的回覆傳給我，年輕的導演一副自信滿滿、無所謂的口氣，甚至幾分揶揄。後來，他在公開演講中說明自己尋訪各地博物館和歷史檔案館，提到他整理的各種口述、自傳、文獻等等，彷彿把自己當成歷史學家。我覺得真是道地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沒關係，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如此。不過，我要提醒一句，不要把史實和戲劇混為一談，擺出兩張面孔，隨時變臉。這種態度非常不誠實。

既然強調自己有豐富的歷史考證，那麼有關卓領事活下來在法庭上作偽證報私仇，以及卓夫人被姦汚殺害的劇情，請問是孫導演翻閱過浩翰的歷史文獻檔案中的那份得到的考證？這種有關真實歷史人物節操的問題上，請不要再用「虛構」兩個字來推諉，即使是虛構，我也用問元輝兄同樣的問題來請教孫導演，如果有人把你清白母親故事改編為你老母受到姦汚，你會以「劇情的需要」欣然接受嗎？你能有一點同理心嗎？為了個人名利雙收可以做這種事嗎？很多時候，快速登上事業頂峰跟身敗名裂往往只是一線之隔。

在此，我也分享一點，你提到東京的遊就館，其實是老生常談，除了擺一架會動的零式戰機之一外，他們早已搞不出新花樣。真正精彩的是每年8月15日「終戰日」，九段下靖國神社排隊的「致敬隊伍」，那是我看過最滑稽的年輕人cosplay（編按：角色扮演，日語，costume play的混成詞）隊伍。對照出「神聖的日子」最令人捧腹大笑的表演，那才是真正今天的日本。至於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應該展出真實的歷史文獻和文物，這是博物館之成為博物館的基本條件，目前展出的只有電影道具，那個跟歷史文獻毫無關係，只能說是電影道具展，放在文創園區，不能騙人。沒有人會認為《神鬼奇航》的電影道具應該擺在海洋博物館裏，那種博物館也未免太遜了，更何況《聽海湧》的道具遠不能跟《神鬼奇航》相提並論。

你宣稱採訪過當事人，目前他們都已往生，那麼您採訪過幾位後人呢？有沒有從他們那裏得到當年戰俘監視員的遺物，如照片、書信、衣物，以及監牢裏用過的東西？或者清楚的問一個基本的問題，你採訪過多少位戰俘監視員的後人呢？

最後，回到今天的主題，我深深感覺到40年前我們知識分子的身段堅持，今天已經消失了。當年不論我們的政治主張為何，仍然有良心的底線，不會用花言巧語直接偽裝明顯錯誤的事情。台灣有這麼多年輕人投入詐騙行業，因為他們只把詐騙當成「一份職業」，喪失自我的羞恥心和榮譽感。缺乏這兩者，所有冠冕堂皇的事情都可以變成本質上的邪惡。

這也是我要建議元輝兄，應該保持當年知識分子的良知，確認《聽海湧》刻意混淆史實，醜化中華民國先烈、傷人名節是編導的嚴重錯誤，絕對不能代表「多元文化」。

至於剽竊之處完全無法逃避，只要對照李展平先生的報導文學原作，就可以看出壕溝屠殺盟軍戰俘的那一幕，包括日軍軍官、台籍戰俘監視員的動作、對白以及情境描述，完全剽竊自李展平先生的文學作品。

元輝兄應該立刻面對這些批評，拿出誠意主動對李展平先生提出賠償的方案，並且承認侮辱先烈人格的做法是錯誤的。當然，官場有官場做事的習慣，很難事事求全，但避免這件事情成為公視永遠的污點，從而傷害台灣社會的基本互信，仍然應該踏出這正確的一步，不要讓事情走到無法收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