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義於兩岸

馬克思是文藝復興到19世紀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吸收改造了三大傳統：德意志古典哲學（黑格爾辯證法、費爾巴哈唯物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法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透過勞動實踐改造自然，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然而，工業革命以來，作為人的無產階級卻反過來被物質（資本）束縛，受資產階級剝削、淪為物質的奴隸。因此，必須經由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人的解放。

馬克思主義不是單純的「工人打倒資本家」的邏輯，也不是說推翻了資本家就能不勞而獲，而是有內在深刻的辯證邏輯。也就是要使人回到勞動實踐的主體的角色，實現個體的解放和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

馬克思當過《萊茵報》記者、投稿過多篇評論文章，也曾經在第一國際擔任領導職位，他有自己的工作收入。馬克思也在《德意志意識型態》說明，在理想社會中，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從事各項活動，藉由各種勞動實踐貢獻社會，促進社會的長遠發展。

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資本積累過程就充斥著血腥鬥爭和暴力掠奪，對內如英國圈地運動的暴力驅逐農民，對外是殖民主義劍與火的掠奪。工業革命以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日益擴大，非西方世界受到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日益加深。

起初，一部分善心人士嘗試以和平改革方式處理問題，在西方國家有歐文、傅立葉等人的公社運動，在非西方世界有各種和平的器物、制度改革，但大部分都在西方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強大的國家機器鎮壓下宣告失敗。於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辯證地總結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如一方是社會共同創造財富的生產力，一方是工人跟資本家間懸殊的貧富生產關係），是推動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在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再也無法調和時，社會革命就要到來，不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落後的生產關係最終必然會被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先進的生產關係所代替，從而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

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階級鬥爭是可行的出路。於是，歐美國家的工人運動更加活躍，1917年爆發了俄國革命，其後鼓舞了亞非拉殖民地、次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扭轉了原先白人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獨霸世界的局面，為工人、農民、有色人種的獨立自主提供了可能。

對現代中國而言，在經濟極度貧困（國民所得儲蓄匱乏、嘉慶年間到1949的年年大饑荒），又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剝削之下，和平改革從自強運動以來一路受挫，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自然大大啟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孫中山認為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因此「只可師馬克思之意，不可師馬克思之法」，孫越宣言也聲明「共產組織乃至於蘇維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這代表孫中山至少以資本主義的病理學家一面肯定馬克思，啟發了他對三民主義的思考和實踐。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和中共的競爭過程中，都汲取了馬克思主義：蔣中正以生產力發展階段論主張階級和諧，中共主張階級鬥爭，前者類似伯恩斯坦的邏輯，後者類似列寧的邏輯，兩者交織形塑了現代中國的發展。至於其他中國知識分子，有的熱烈擁護馬克思主義，有的雖然不認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但也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有一定的啟發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幫助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

從當代來看，馬克思作為19世紀的思想家，20、21世紀有許多新思潮和世局變化是他沒能看見的，他有他的時代侷限性。例如由於對非西方世界歷史瞭解不夠，馬克思以東方專制主義的邏輯看待非西方世界的發展。在20世紀，也發生了後人曲解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悲劇，如文革和赤色高棉等。但不可否認，馬克思精闢地指出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並啟發人們嘗試去解決它。若沒有馬克思等社會主義者的奮鬥和爭取，工人、農民、有色人種的權益和地位只會更加低落，天天工作十幾小時以上，在更低薪、更惡劣的環境下謀生。今天台灣許多人抨擊大陸貧富懸殊、權貴資本橫行，也批評島內貧富懸殊，批評政敵同權貴資本勾結。但當他們面對馬克思主義時，卻不能就事論事、心平氣和地看待它，而往往是充滿嘲諷和仇恨的偏見去曲解馬克思主義，彷彿資本主義社會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理所當然。

台灣從1990年代以來的政治正確，標榜民主化、本土化、抗拒統一，才能實現公平正義的台灣；實際上台灣社會現況卻在資本主義下，離公平正義愈來愈遠，不比大陸好到哪裡。相較之下，馬克思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還有一定的人性，正視馬克思的人文關懷，社會才能有真正的反省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