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父親走向抗日根據地

舒柏年，生於1894年，台灣新竹人，原名蘇維石、蘇子和，舒柏年是他參加革命後因工作需要改的名字。舒柏年青年時代曾在台北學醫，後來被保送到日本慶應醫大深造，畢業後在朋友的幫助下從台灣輾轉來到天津，在河南路上自己開設了一家更生醫院。他為人正直善良，經常對窮人少收費或免費，深受周圍百姓的愛戴。

上世紀30年代是中國最動盪的年代，舒柏年非常關心時事。受他的影響，全家人對時局的變化與發展都很關注，受影響最深的是他的兩個女兒蘇遠青（蘇菁）和蘇眉青（蘇群）。要說起來，舒柏年參加革命，還是受了他的兩個女兒的影響。

西安事變發生時，蘇菁和蘇群還都在天津南開女中讀初中。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南開校園反響很大，因為主要的調停人周恩來就是南開大學培養出來的高材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面對著亡國的危險，為了救亡，為了圖存，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鬥爭也蓬勃興起，而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校園裡的青年學生。在南開，大學生和高年級中學生組織了請願團，南下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抗日；像蘇菁、蘇群這樣低年級的同學就組織起來罷課，通過上街演活報劇、發傳單、辦貧民夜校、給窮人講課、為抗日捐款等各種活動造聲勢，予以配合。這些活動都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發動的。通過參加這些活動，蘇氏兩姐妹認識了一些共產黨人。

不久，天津淪陷，蘇氏姐妹親眼目睹日寇鐵蹄肆意踐踏天津衛的土地。由於南開中學的校園被日本炮擊，學校同學被迫轉到聖功中學。在這裡，蘇菁和蘇群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學成立了讀書會，交換被禁書籍，交流讀書心得。讀書會最多時達到13人，由於都是女性，所以編輯出版的自辦刊物起名《婦吼》，集中反映和抒發大家急切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熱忱。通過私下傳看《延安抗大介紹》、《西北印象記》等書籍，讀書會的成員對延安和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嚮往延安的革命，嚮往投身抗日鬥爭。

但是當時國民黨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處處設卡圍堵學生，困難重重，唯有去平西革命根據地相對容易一些。地下黨決定把蘇氏兩姐妹作為第一批送去根據地。兩姐妹開始瞞著父母做應對根據地艱苦生活的各種準備，包括鍛鍊身體，增強體魄。1939年暑假不久，兩姐妹根據地下黨指示先到北平，暫住在讀書會成員張凜的親戚家，等待平西來人接頭。但是，兩姐妹突然離家急壞了老母親，她從天津來到北平到處尋找。她們的行蹤讓一位遠親發現，被母親找到，帶回了天津。但兩姐妹決心已定，一次沒走成，就爭取下一次。

1939年冬季，蘇菁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組織決定讓蘇氏兩姐妹想辦法到北平讀書，為下一次去解放區創造條件。1940年2月，她們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為由說服了母親來到北平，進入輔仁大學附中讀書。母親也跟了過來，一方面照顧她們的生活，一方面也是看著她們。這時，蘇菁的組織關係也轉到了北平，接受北平地下黨的領導。那段時間，蘇菁通過地下黨的聯絡人學習了黨的基礎知識和秘密工作原則，瞭解了抗戰的形勢變化以及平西根據地的發展狀況，掌握了一些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方法。一邊學習，一邊等待去根據地的機會。

1940年7月3日，姐妹兩人接到通知，組織安排她們進入平西革命根據地。吸取了上次離家出走的教訓，她們謊稱明天學校有演戲，晚上要在家中排練，請母親先到朋友家住一夜。第二天黎明，她們打點好行裝，在米缸裡給母親留了一張紙條，告訴母親她們必走的決心，讓母親不要擔心，也不要再去找了。

她們先到了海淀，與兩位交通員接上了頭。同行的還有一男一女。他們假扮成進山遊玩的學生，整整走了一天，所幸沒有遇到什麼意外，晚上到達東營。兩位交通員把他們交給了一位老鄉，算是完成任務，就回去了。

她們在東營換了邊區的貨幣，第二天由那位老鄉帶著一站一站地往前走。晚上，第一次住進了根據地的招待所，踏踏實實睡了個好覺。7月6日，繼續前行，來到了一個名為沿河城的村子，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八路軍的游擊隊。一位姓吳的隊長熱情地接待了她們，而且勸她們多住一夜，參加第二天的「七七抗戰三週年紀念大會」。第二天，那場大會上，根據地軍民人人鬥志昂揚，個個群情激奮的場景深深地印在了兩姐妹的記憶中。

到解放區，蘇菁被分配到黨校學習。蘇群同另外兩個從北平來的中學生一起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的《挺進報》當譯電員。不久，蘇群又被分配到抗大四分校學習，正式參加了八路軍。半年後畢業，被安排到挺進劇社工作。這是由挺進軍政治部領導的劇團。蘇群在這裡與大家一起搞宣傳、出牆報、刷標語、演話劇、到連隊教唱革命歌曲，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秋，蘇群受晉察冀軍區社會部派遣，回天津做黨的地下工作。走之前，根據需要，先派她到平山的一個農村進行封閉式訓練和學習。蘇群在那裡患了瘧疾，農村條件差，缺醫少藥，她幾乎完全靠自身的抵抗力慢慢好轉。訓練結束時她的病情剛好一些，就帶上組織給的假「良民證」上路了。

回到天津，父母見到她當然非常高興。她對父母說，跟姐姐一起離開家是去農村辦學校，姐姐現在離不開，只能她一個人回來養病。父親託關係為她辦了一張真的「良民證」，她又有了合法的身分，於是一邊讀書，一邊開始做地下工作。

在天津，蘇群的地下黨領導是李才，她的主要工作是把收到的用密碼寫好的中央文件翻譯出來，傳遞出去。父親對時局很關心，蘇群就利用議論時局的機會，向父親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一些地下黨的成員或家屬有病，蘇群就介紹給父親，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療。

那些年，父母雖然從未過問過自己的女兒在做些什麼工作，但他們相信自己的女兒為人正直，走的一定是正道。在蘇群的影響下，父親對共產黨有了一定的瞭解，後來甚至幫女兒把解放區的宣傳單塞給可靠的患者，擴大影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勝利。蘇群被調回張家口解放區，轉到聯大學習三個月後被派到北平，在葉劍英同志領導的軍調部工作。由於父親舒柏年為黨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應解放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的邀請，天津地下黨的李才同志帶著舒柏年第一次訪問了張家口解放區。

在那裡，他見到了大女兒蘇菁和女婿張克宇，張克宇時任張家口鐵路局的副局長，局長是後來擔任過北京市長的吳德。還見到了女兒在天津上學時讀書會的幾個成員。最讓他高興的是他的侄兒陳明此時也在張家口，而且還代替陳明的父親，作為主婚人參加了陳明和李風的婚禮。

在張家口解放區逗留期間，舒柏年看到解放區生活雖然艱苦，可是人人心情舒暢，精神振奮，他看到了共產黨人在人民中的威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新世界。 那時，解放區醫生很少，藥品缺乏，他還利用參觀的空餘時間，為聶榮臻等許多領導人看病治療，領導們都希望他能留下來工作。在長期艱苦的環境下工作，大家的身體都很差，的確需要好的醫生。

舒柏年回到天津後，把自己的見聞告訴了妻子，直到這時，這位母親才知道自己的兩個女兒共產黨員的真實身分。1946年初，舒柏年安排妻子先離開天津去了張家口。1946年4月，他自己把醫院的事情處理好之後，來到北平，在軍調部見到了二女兒蘇群。

在軍調部，他給李克農、周揚看病治療時，周揚聽說他要去解放區，就答應帶他一同去。不久，舒柏年來到了張家口，暫住蘇菁家。吳德親自出面為舒柏年安排了工作，從此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舒柏年1947年初來到大連，任大連鐵路醫院院長。這所醫院是原日本滿鐵醫院，是東北最大的醫院，日本投降後由蘇軍接管，前院長是蘇聯人。舒柏年是第一任中國籍院長。後擔任旅大衛生局長，1970年1月去世。

兩個女兒蘇菁、蘇群離休後定居大連。1992年7月，全國台聯和遼寧省台聯組織東北、華北、西北13省、區、市的50名在各行各業為祖國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先進台胞，到地處遼東半島最南端的大連市舉辦了一次參觀改革開放成果的夏令營。

全國台聯會長張克輝在參加夏令營活動期間，走訪慰問了老台胞蘇菁、蘇群兩姐妹，姐妹倆住在同一層樓的兩個單元房內，年過六旬的她們，雖然都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每天仍很忙碌，精神十分飽滿，她們剛從美國探親回來，向張會長詳細介紹了訪美與台灣親人團聚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