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同心頻借力　萬馬齊喑反猶聲

3月底，約1,900名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院成員發佈公開信，呼籲川普政府「停止對美國科學事業的全面攻擊」。公開信說，「川普政府正式通過削減研究資金，解雇數千名科學家，取消公眾獲取科學數據的權限以及迫使科研人員出於意識型態原因改變或放棄工作」，「重創美國的科學事業」，為此，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學院的成員們不得不聯合起來，向公眾發出「求救信號」。

這封公開信有13名來自多個領域的科學家撰寫，並得到了覆蓋38個州、400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約1,900名科學家的支持。

這封公開信似乎沒有使川普向菁英大學宣戰的氣燄稍熄。自川普上任以來，有60多所高校因所謂「反猶」傾向遭到調查，另有50多所高校因所謂「歧視白人」而被調查。在一眾名校中，位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最先受到「圍剿」。川普希望「殺雞儆猴」，給其他那些不聽話的高校敲響警鐘。

川普與哥大的矛盾由來已久。早在他第一任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哥大發佈研究稱，如果美國政府的封鎖措施未被延誤，可以挽救數千人的性命。這一論調激怒了川普，他怒斥哥大是「可恥的自由派機構」。

當他重返白宮之際，哥大內部親巴勒斯坦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開始緊張起來。半個世紀前，哥大學者、巴勒斯坦裔思想家愛德華‧薩德（Edward Said）開創了後殖民主義研究，為當前的反以色列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他的一批擁躉仍然活躍在哥大校園內。

新一輪巴以衝突暴發以來，哥大成為親巴勒斯坦人士的「聲援基地」。2024年4-6月間，這裡爆發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得罪了政界一眾挺猶人士。這起事件將時任哥大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推上國會聽證會的審判席。她因未能明確表態「反猶口號是否違反校規」，最終導致自己離職，也讓哥大面臨失去捐款的險境。

對哥大而言，真正的「致命打擊」不是針對抗議者的清算，而是政府欲切斷學校的經濟命脈。哥大每年接受約50億美元的聯邦合同和撥款，如果這部分收入被削減，教學和科研資金將迅速枯竭。因此，哥大從一開始就不希望惹火川普政府，甚至在他上台後悄然刪除了官網上針對多元、平等、包容（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政策的表述。

但噩耗還是傳來－－川普政府3月7日宣佈，將從哥大撤回四億美元的聯邦合同和撥款，原因是該校在面對針對猶太學生的持續騷擾時「未能採取行動」。

幾天後，川普政府又向該校發出一封信，提出重新發放聯邦資助的「整改」條件，包括須對去年春天參與營地活動或占領大學建築的學生給予開除和停學處分、清晰定義「反猶行為」、禁止在校內戴面具等九項要求。信中寫明，哥大須在3月20日前承諾做到這些要求。

為保住政府撥款，哥大被迫「投降」。3月21日，該校在一份備忘錄中默許了幾項要求，包括推進在校園裡禁止戴面具的計劃、賦予學校警察的逮捕權、承諾打擊「反猶行為」等。 美國拉特格斯大學教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會長托德‧沃爾夫森（Todd Wolfson）認為，川普政府的要求「是自麥卡錫時代以來對學術自由、制度自治等方面最嚴重的侵犯」，「這開創了一個可怕先例」。

高校本是承載理想和文化的象牙塔，如今卻變為美國「文化戰爭」的主戰場。美國副總統萬斯早在2021年時就直言不諱地說：「大學是我們的敵人。」因而，讓高校「守規矩」成為本屆川普政府的關鍵目標。

在肅清「校內哈馬斯分子」這一問題上，川普更是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他指示司法部派遣調查員進駐10所高校，強調將「動用聯邦政府的全部力量」監測和報告校內外國學生的活動。他直言，逮捕哥大巴勒斯坦裔學生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是「行動的第一步」。

川普警告稱，任何涉及非法抗議的行為都可能導致學校失去聯邦資金的支持，煽動抗議的個人或將面臨監禁或遣返的待遇，罪行嚴重的甚至會遭到逮捕。

除了糾正「反猶」傾向，川普政府的另一大重點打擊對象是此前民主黨政府力推的「多元、平等和包容」政策。他在上任首日簽署行政命令，規定任何在招生、獎學金發放或學生管理中考慮種族因素的大學，聯邦資金將被切斷。

3月14日，美國教育部宣佈對全國50多所大學展開新一輪調查，指控它們在招生過程中存在「種族歧視」行為。川普認為，《1964年民權法》的本意是消除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如今的高等教育政策卻演變成對白人群體的反向歧視。

重拳之下，一些高校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向川普「投降」。據美媒報導，全美已有240多所大學完全或部分取消了DEI計劃，有些學校更改了相關網站的名稱，修改了課程內容。 並非所有大學都選擇沈默。一些高校正在醞釀反擊，試圖捍衛學術自由。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魯伯（Christopher Eisgruber）表示，該校不會對川普政府的每一項命令都做出反應，而是等到其法律地位明確後再開始行動。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里奇‧萊昂斯（Rich Lyons）指出，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行動，威脅到了該校的核心價值觀：「沒有學術自由、沒有探究自由、沒有表達自由的伯克利分校不是我們所熟知的伯克利分校。我們將竭盡全力捍衛自己的價值觀。」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則與其他團體一起就針對DEI的禁令提起違憲訴訟。該協會會長沃爾夫森警告稱，許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因害怕成為目標而不敢發聲。「人們現在必須站出來。我理解他們的恐懼，但在外界看來，這似乎是在投降。與威權主義同流合污是沒有用的。」他呼籲道。

今（2025）年4月初，川普對其親信表示，摧毀哈佛「很酷」。他剛剛迫使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屈服，其策略如出一轍：以削減聯邦資金為要挾，迫使大學取消DEI項目，干涉人事與課程設置，實質是要求學術自由向政治議程低頭。哥倫比亞大學的妥協被視為無條件投降，但川普若以為哈佛大學會步其後塵，便大大失算了！

川普政府於今年3月底對哈佛展開調查，指控該校未能充分應對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4月1日，聯邦政府向哈佛發出一份長達五頁的清單，要求該校撤銷親巴勒斯坦學生團體的許可，立即中止所有DEI計劃，採用「績優主義」的招生和聘用政策，改革國際生招生制度以避免錄取「敵視美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學生」，以及委託一個外部機構，審核每個系所、領域和教學單位的「觀點多元性」。相關措施須至少持續到2028年年底。及川普第二任期結束時。川普萬萬沒想到哈佛是「膝蓋最硬」的那一個！

哈佛校方高層認為這些條件相較於其他大學面對的更加嚴苛。在4月13日的會議中，董事會成員達成共識，認為必須公開反擊川普政府。翌日，哈佛正式拒絕聯邦政府，稱大多數要求「實際上是對哈佛『知識環境』的直接管制」。哈佛校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致函政府，堅稱：「哈佛絕不放棄獨立性與憲法賦予的權利。」川普視此為挑釁，當日凍結哈佛22億美元聯邦資助。次日，他又威脅撤銷哈佛的非營利稅收豁免。

4月16日，美國國土安全部（DHS）致信哈佛，稱部分學生簽證持有者在校園內從事「非法」或「危險」活動，形成不利猶太裔學生的學習環境，要求哈佛提供涉事學生的相關資訊。若哈佛未在4月30日前完成，將取消其「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項目」（SEVP）資格，等同禁止招收國際學生。 4月18日，美國教育部指控哈佛未正確披露來自外國的捐贈，要求該校提交完整捐款紀錄。4月21日，哈佛大學宣佈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聯邦政府對預算的凍結「任意和反復無常」，並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

5月22日，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矛盾急劇惡化，美國國土安全部突然撤銷哈佛大學SEVP認證，嚴禁該校招收國際學生，還要求現有國際學生轉學，否則將失去合法身分。

哈佛大學稱，國土安全部阻止其招收國際學生的舉動「違法」。哈佛大學表示將全力維持招收來自140多個國家的國際學生和學者的能力。同日，國土安全部長克莉絲蒂‧諾姆（Kristi Noem）稱，此舉是對全美所有大學和學術機構的警告；「招收國際學生是一項特權，而非權利」，由於哈佛大學屢次違反美國聯邦法律，這項特權已被撤銷。5月23日，哈佛大學表示，已就川普政府對哈佛的國際學生禁令提起訴訟。5月23日，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一名法官對川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發出臨時限制令，要求在舉行聽證會之前「維持現狀」。5月26日，美國總統川普再次威脅哈佛大學，考慮撤款30億美元。5月27日，川普政府下令美使領館暫停留學生新簽證面談。5月29日，美國聯邦法官「叫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政策。6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一項總統公告，宣佈對哈佛大學實施新的限制措施。6月5日，哈佛大學提請法院阻止政府限制其國際學生簽證。6月7日的《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國務院於6月6日晚上7時55分發出電報，指示全球各地使領館恢復為準備赴哈佛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辦理簽證。

在川普政府與美國教育大學的激烈對抗中，哈佛大學這所美國最古老的學府成為政治風暴的暴風眼。哈佛拒絕了政府提出的「解散多元化項目、限制學生抗議、接受聯邦全面審查」等要求，從而引發了聯邦政府一系列嚴厲制裁，包括凍結約22.6億美元聯邦經費、取消招收國際學生的SEVP認證等。這場衝突看似源於「反猶太注意」指控，實則觸及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政治化趨勢、學術自由與政府干預的邊界，以及國際教育格局的深刻變革。哈佛作為美國高等教育的象徵，其強硬姿態既體現了學術獨立性的堅守，也導致了更大的政治與經濟衝擊。這場對抗不僅關乎哈佛自身命運，更是全球高等教育體系在政治與意識型態壓力下的一次關鍵性自我宣示。

哈佛大學自1636年建校以來，一直是美國菁英教育和自由派思想的象徵。它培養了八位美國總統（包括歐巴馬）和160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中長期位居榜首。這種學術權威與政治影響力，使其成為川普政府意識型態清洗的重要目標。

哈佛的DEI政策和對巴勒斯坦學生的聲援活動，被川普政府視為「左翼意識型態堡壘」的標誌。國土安全部長諾姆指責哈佛「宣揚對哈馬斯的同情，並推行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多元化政策」，這種指控背後是川普對菁英自由派教育機構的系統性打壓。哈佛拒絕妥協的姿態，更強化了其作為自由派政治符號的地位，使其成為保守派政府必須「馴服」的對象。 哈佛擁有全美最大的大學捐贈基金（約532億美元），但聯邦資金仍佔其年度預算的11-16%。2024財年，哈佛總營收為65億美元，其中聯邦科研撥款約6.86億美元，國際學生學費貢獻約3.84億美元，這兩項經費使哈佛成了川普從財政上施壓的理想對象。

川普通過凍結哈佛的聯邦科研撥款（包括能源部、農業部、住房部等八個聯邦部門的4.5億美元撥款），威脅取消其免稅地位，試圖以經濟手段迫使哈佛改變立場。失去免稅資格，意味著哈佛每年需繳納約5.25億美元稅款，還需為波士頓和劍橋的校園房產補繳約1.58億美元房產稅，這對任何機構都是沈重打擊。

哈佛的國際學生佔比高達27%（約6,800人），其中中國學生達1,365人，位居各國之首。這些學生不僅貢獻約3.84億美元學費，還通過住宿費、消費支出等為哈佛帶來約13.44億美元教育收入（佔總運營收入的21%）。此外，國際學生還支撐波士頓約3,900個就業崗位，對當地經濟有重要影響。

在學術層面，國際學生是哈佛科研的重要力量。國際學者佔實驗室人員的40%，在人工智能、生物醫學等關鍵領域的研究中扮演核心角色。例如，哈佛醫學院的結核病防治計劃（價值6,000萬美元）和太空輻射病研究等項目，都因國際學生參與而取得突破性進展。

儘管哈佛捐贈基金規模龐大，但聯邦科研撥款仍是其學術使命的重要支撐。2024財年，哈佛聯邦科研經費佔其總科研經費的20%左右，約2.87億美元。這些資金主要用於支持生物醫學、人工智能倫理、氣候變化等具有廣泛社會效益的研究。

川普政府凍結的22.6億美元撥款實際上包含了哈佛多個長期科研項目的總預算，而非僅年度撥款。這導致哈佛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等多個部門被迫暫停研究項目，甚至取消辦公電話、縮減餐飲、減少安保等基本服務，嚴重影響了學術產出和其對公共健康的貢獻。

哈佛的DEI政策是衝突的焦點。儘管2023年最高法院以6:2的投票結果裁定哈佛大學基於種族考量的招生政策違憲，但哈佛仍堅持DEI原則，拒絕完全放棄對少數族裔的傾斜政策。

哈佛2025年亞裔學生錄取率維持在37%（與去年持平），而其他常春藤盟校如耶魯、普林斯頓等亞裔錄取率則出現下降。這種隱性堅持DEI政策的立場，直接違背了川普政府「能力本位」的招生要求，成為衝突的導火索。

哈佛在中東研究領域的立場與川普政府形成鮮明對立。哈佛中東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中東研究機構之一，其與約旦河西岸大學的合作關係被視為「偏袒反以色列立場」。川普政府將哈佛的學術研究與「親巴勒斯坦」政治立場直接關聯，認為其「助長反猶太主義」。

2024年，哈佛部分學生參與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被政府描述為「極端主義暴亂」。川普政府以「反猶太主義」為名，要求哈佛提交外國學生簽證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動」信息，實質是試圖通過政治審查控制學術自由。

哈佛與川普支持者（MAGA群體）之間存在深刻的階級對立。哈佛畢業生在金融、咨詢、科技等領域的就業比例高達45%，而川普支持者多來自非菁英階層。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哈佛成為川普政府「清洗異見」的政治道具。

面對政府制裁，哈佛採取了強硬的法律對抗策略。2025年5月22日，國土安全部宣佈撤銷哈佛SEVP認證後不到24小時，哈佛就向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指控政府行為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學術自由）和《行政程序法》（程序正義）。

哈佛訴訟的核心論點包括：

－－程序違法：政府未按《行政程序法》提供充分證據和聽證機會，直接撤銷SEVP認證缺乏正當程序。

－－學術自由：政府試圖通過資金凍結和簽證威脅控制高校政策，違背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

－－國際貢獻：國際學生佔哈佛科研力量的50%以上，其流失將嚴重損害美國科技競爭力。「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指出，移民創建或共同創建近65%全美最頂尖的AI公司。人工智能領域的70%全職研究生是國際學生。移民也擁有一半以上的私人控股的初創公司，價值超過10億美元。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喬瓦尼‧佩里（Giovanni Peri）引用他的研究說，外國學生畢業後在美國創業的比率是美國本地學生的四倍，國際學生減少後，新創公司數量將隨之減少。企業所需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也減少，許多地區將出現公司成長放緩、就業減少，收入下降等負面效應。面對未來，佩里擔心，假如川普政府對國際學生的做法不大幅改變，負面後果恐怕二、三年內就會波及美國整體經濟。

哈佛的法律策略已取得部分勝利。2025年5月29日，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批准延續此前發佈的臨時限制令，維持哈佛SEVP認證效力。加州聯邦法官也發佈全國性臨時禁令，禁止政府在此期間以移民身分逮捕或拘留學生。

哈佛的對抗策略有積極影響也有潛在風險：

積極影響：☆維護了學術自由的邊界，為其他高校樹立了榜樣；☆獲得了前總統歐巴馬等政治人物的支持，強化了道義立場；☆通過法律訴訟暫時阻止了政府制裁，為國際學生爭取了緩衝期；☆提升了全球道義形象，吸引更多校友和國際捐贈。

潛在風險：☆科研項目中斷可能導致學術產出下降，削弱其全球競爭力；☆國際學生流失將影響學費收入和學術多樣性；若政府證明哈佛存在「實質性政治活動」，可能威脅其免稅地位；☆法律訴訟消耗大量資源，分散學術研究精力。

哈佛國際學生禁令直接威脅到約6,800名學生的學業和身分。這些學生面臨三重絕境：轉學困境、身分危機和心理重壓。雖然法院叫停了驅逐令，但新招生通道仍被封鎖，2025年秋季學期將無法招收新國際學生。

中國學生是受影響最大的群體之一，約1,365人面臨被迫轉學或簽證失效的風險。一些學生表示「一生努力化為泡影」，焦慮情緒蔓延。即使在法院叫停禁令後，這種不確定性仍將持續影響學生心理和學術規劃。

哈佛事件已引發全球人才流動的連鎖反應。英國、新加坡等國高校推出「學術避難簽證」和補貼政策，加拿大向受影響學生開放綠色通道。香港科技大學等亞洲高校也迅速向「哈佛難民」拋出橄欖枝。

這種人才外流趨勢對美國高等教育構成長期挑戰。2024年，全美國際學生總數突破110萬，年貢獻438億美元，是美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哈佛事件可能加速國際學生轉向其他國家，2025年或成為國際教育格局的分水嶺。

哈佛抗爭引發學術共同體的強烈反應。麻省理工學院率先發表聲明，強調「MIT的卓越性建立在全球人才的交匯融合之上」，約三萬名哈佛師生在畢業典禮上佩戴白花表達對國際教育的支持。

然而，這種團結也伴隨著分化。哥倫比亞大學等高校因妥協政策遭裁員和科研縮減，而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則公開支持哈佛立場，批評政府破壞教育體系價值觀。這種分化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界在政治壓力下的不同應對策略。

哈佛事件的核心是學術自由與行政越權的邊界爭議。政府要哈佛提交外國學生抗議紀錄、審查課程內容等，被批評為「思想管控」。若哈佛敗訴，可能開創行政權深度干預高校的先例，削弱美國高等教育的全球競爭力。

哈佛校長艾倫‧加伯在公開信中強調：「任何政府－－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不應規定私立大學的教學內容、招生和人事政策以及研究內容。」這反映了哈佛對學術獨立性的堅守，但也突顯了其與政府的根本分歧。

哈佛事件可能成為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轉折點。國際學生佔哈佛學生總數的27%，若政策長期執行，可能導致科研項目中斷、全球頂尖人才轉向歐洲或亞洲高校。 哈佛事件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與政府關係的深刻變化。川普政府通過凍結聯邦經費、威脅取消免稅資格、限制國際招生等手段，試圖將高校轉化為支持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價值傳播平台。

哈佛的抗爭則試圖重塑這種關係，強調「大學與政府應是合作共生關係－－政府提供資金支持與政策保障，大學反哺社會以人才、科技與思想成果」。這種理念與川普政府的「控制」思維形成鮮明對立。

哈佛的抗爭從長遠來看可能積累聲譽與社會資本。國際媒體將哈佛塑造為「學術自由捍衛者」的典範，這種道義形象的升值難以用金錢衡量。部分校友與公益基金因認同哈佛立場，加大了捐贈力度。歷史經驗表明，那些在政治壓力面前選擇妥協的大學，往往在事後難以恢復昔日的聲譽與地位。哈佛的強硬立場可能成為其未來發展的隱形資產，儘管短期內面臨財政壓力。

哈佛的未來可能面臨妥協與平衡的挑戰。雖然哈佛拒絕了政府的整改要求，但已實施內部改革，如加強反猶太主義的治理、調整國際學生招生流程等，堅持原則的同時緩解矛盾。 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在畢業典禮上巧妙「暗諷」川普政府對大學的打壓，獲得全場30秒熱烈的起立鼓掌，表明其在學術界仍擁有廣泛支持。這種支持可能成為哈佛在未來博弈中的重要籌碼。

哈佛大學此次與川普政府的對抗，表面上是關於「反猶太主義」和「國際招生」的爭議，實則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哈佛作為學術自由的象徵和財政獨立的代表，成為川普政府意識型態清洗的典型目標。政府通過凍結聯邦撥款、威脅取消免稅資格、限制國際招生等手段，試圖以經濟壓力迫使哈佛改變政治立場。

哈佛的強硬回應體現了其對學術獨立性的堅守，但也帶來了國際學生流失、科研項目中斷等現實挑戰。這場對抗不僅關乎哈佛自身命運，更是全球高等教育體系在政治與意識型態壓力下的一次關鍵性自我宣示。哈佛的抗爭為其他高校樹立了榜樣，但其代價也是高昂的。

從長遠來看，哈佛的抗爭可能強化其在全球學術界的地位，但短期內其科研實力和國際聲譽將面臨嚴峻挑戰。川普政府的打壓可能加速全球人才流動的重構，2025年或成為國際教育格局的分水嶺。哈佛大學能否在維護學術自由的同時，保持其全球競爭力，將取決於其應對策略的靈活性與法律抗爭的持久性。

這場風波最終可能促使美國高等教育機構重新思考其與政府的關係，以及如何在政治化趨勢下保持學術獨立性。哈佛大學的抗爭，不僅是對自身權利的捍衛，也是對全球高等教育價值觀的一次重要維護。

從1945年《富布萊特法案》確立的教育交流原則，到21世紀「常春藤聯盟」的全球化佈局，美國教育體系始終以開放性為核心競爭力。如今，川普政府的政策正在摧毀這一根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f Stiglitz）所言：「當哈佛成為政治人質，美國就親手埋葬了它最引以為傲的智力資本。」

這場鬥爭的結局或將重塑全球教育版圖。若哈佛勝訴，可能確立高校對抗政府不當干預的法律先例；若敗訴，則預示美國高等教育進入「泛政治化」新階段。

川普政府似乎將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視為理所當然。這樣做將是一個重大的失誤。美國人已經習慣了美國公司定期推出令人驚嘆的創新，包括iPhone、雲計算、特斯拉Model S和ChatGPT。美國歷史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也鼓勵創造力和冒險精神。但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超級大國，並非因為其人民天生就比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更聰明、更有創造力。它之所以成為領導者，是因為它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和創新體系，也因此吸引各國的尖端人才，而這一體系如今正受到川普政府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