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台之台灣籍賢儒的政教功德

清朝治理台灣，除了朝廷從大陸任命而來台灣的官吏之行政之功之外，台灣籍的本地儒士、鄉紳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淡水地區（指大安溪以北直至台北、基隆之北台灣）晚於南台灣之發展，但康熙末年，亦有漢族從閩粵直渡而來開墾，雍正元年建立淡水廳，正式設官行政治理，自乾隆之後，隨漢族移墾日速，也很快地「儒漢化」（史家尹章義先生語）、「內地化」（史家李國祁先生語）；所謂「儒漢化」或「內地化」，皆是指出台灣地方經過漢族移民開墾、定居、建村建邑且設官治理之後，地區日闢、農商日熟，隨之開展了中國儒學德教以教化地方，其結構和運作是地方廟學、義學、社學、書院、族塾之教。其時淡水廳的行政中心是在竹塹，亦即今日的新竹市，其周圍就是新竹縣。在這個地方，士儒世家於焉產生，成為地方穩定、成教的主要中心，換言之，清代台灣的治道，實為朝廷命官和本地儒紳共治的一種政治文教自治體的方式而發展。其例多有，本文茲以鄭崇和及其兩子用錫、用鑑父子為例加以詮釋。

清陳培桂纂修的《淡水廳志‧列傳二》載鄭崇和，曰：

鄭崇和（乾隆廿一年〔1756年〕生，道光七年〔1827年〕卒），是金門人，《淡水廳志》說他是在家耕讀而學儒養志，換言之，其儒學是在家自修而得。渡海來台，舊居於今苗栗後龍（《淡志》說後龍舊居；鄭崇和墓在後龍的十班坑，列為古蹟保護），在當地就已設塾教育鄉民，後遷於竹塹城內，仍以宋儒程朱理學設塾學以教化淡水竹塹士子。

施善與教化，是傳統中國的地方治理之兩大實政，鄭崇和不是官員，但他是地方重要儒紳，所以其親身踐履了這兩大領域的實政而成為清代台灣地方賢儒之典範，地方若有自然災荒，他就出面領頭救濟，如給藥、濟米、施棺；又台灣多漳泉閩粵械鬥，淡水地方亦有較大的分類械鬥，鄭崇和必出面勸和消彌，他是泉籍，卻也公正而不願加罪於漳人或粵人，所居心者乃是希望淡水地方族群不分彼此而宜一視為同胞親人。再者，當時仍然有漢番矛盾鬥爭，於是鄭崇和出貲且僱人於竹塹也就是今新竹縣沿山一帶設立民隘來防備泰雅族的出草，於是漢族得以平安地入山採樵開墾，於是竹塹一帶的漢族往山區之開發就更能順勢而為。

由此敘述得知在台灣落籍的鄭崇和於淡水地方所實踐的人物角色，就是儒家型鄉紳，他在地方自治體中，是需支持協助清朝官吏治理地方，他推展並協力的事務有弟子儒教、施善災民貧戶、和解族類糾紛、防範盜寇以及設隘防「番」。如此諸多事務，不可不說十分繁重，其對地方建設和發展之功，可稱偉矣。

鄭崇和之長子是鄭用錫。《淡水廳志‧列傳二》說：

依此，則鄭用錫是鄭崇和之子，繼承家學，熟習經史子集之國學，特別專精於《易經傳》，且喜詩作。是清代程朱理學之學養下的淡水地方儒士。

他承鄭崇和的志業和身分，史籍如何描述呢？《鄭用錫列傳》中繼續曰：

依據上引《淡志》所述，鄭用錫的實學實政實務的踐履，遠超過其父鄭崇和。嘉慶廿三年，他於竹塹通過鄉試而為舉人，再於道光三年進京赴考，高中進士，乃是開台兩百多年以來第一位台灣籍進士。但鄭用錫之用心卻是在淡水地方竹塹城的明志書院擔任山長，以傳授程朱理學教化地方士子為其志業，同時著手編纂了原創的《淡水廳志》，淡水地方一直無志乘之編，鄭用錫之纂輯編寫的淡水志書，乃北台灣第一部史籍，後來的陳培桂《淡水廳志》，有很大篇幅是抄襲《鄭志》的內容。除此之外，鄭用錫也參與了淡水廳文廟（今新竹孔廟）的創建，是創建董事之一。

所以，推展並實踐地方文教以及史籍編纂乃至撰述之功，是鄭用錫之人生志業的首要。竹塹一直無城，只是以刺竹環圍種植並挑土挖溝成塹，故曰竹塹城，到鄭用錫身為淡水地方重要儒紳，且又已有儒仕之官方身分，故建請朝廷之允准而領導修築了正式磚造的城牆。

道光廿年（1840）英夷挑起鴉片戰爭，在進攻大陸同時，也覬覦挑釁台灣，為何要這樣作？那是因為台灣在東亞海陸之中間地緣區位太重要，乃列強來東亞同時接東南亞與東北亞以及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之海路的十字路中心，再又台灣基隆的煤礦是軍艦、商船唯一的能源，在台灣補充，是一個最重要的中繼站。道光廿二年（1842）英艦開至大安港（今大安溪口，台中港附近），欲圖由此登陸，鄭用錫組織並率領淡水竹塹地區的義勇趕赴大安港協助清朝治台主官姚瑩、達洪阿領導的清兵共同禦夷，終於擊敗侵台之英國帝國主義。接著又在左近的土地公港俘虜了搭名為「草鳥」之小舢舨欲圖上岸的英軍。這就是鄭用錫參與了抗拒並且擊退鴉片之役時入侵台灣的英夷之史實，一介文儒其實亦可踐履其武德。

再則為因應外夷侵台的局勢日危以及當地治安之不安，所以鄭用錫以地方儒紳兼儒士的身分角色，主持了竹塹地區的民間團練的組建和訓練的任務，團練對於抗夷和治安，具有積極的影響。另外則是對貧困、老弱、病苦之人民給予救濟之各種施善，也多有功德。至於當地的漳泉粵之分類械鬥之風氣，鄭用錫如同其父鄭崇和一樣，以其鄉耆儒紳之德望，站出來親自以仁義忠信之德加以勸和，各籍人群受其感召，乃自動停息械鬥，因而存活眾多生命，鄭用錫之仁著矣。

鄭用錫之弟用鑑，據《淡水廳志》同一列傳所記，是拔貢生，追隨其兄而嘗倡修竹塹文廟，促進了淡水地方的竹塹區之儒學之推展，有其顯著貢獻。他一生最主要志業之踐履，是掌教明志書院垂三十年，且參與鄭用錫主纂的《淡水廳志》之編修。可以說是台灣籍的淡水地方的老師儒君子人也。

依上述可知清代台灣籍的在地儒紳積極扮演了師儒、施善者、地方自治體的領袖階層等多元而又一體的角色，如鄭崇和、用錫、用鑑父子之在地的儒君子的德業，於台灣地方的文風德教和善政起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清代台灣的儒家文教與政風，固有大陸來台的儒官和儒士之認真行政之下建立了根幹，但其葉茂之豐富，則必是由鄭氏父子同型的台灣籍賢儒共同培育護持而才能得以生生不息、長久永續的。

連雅堂先生《台灣通史》將鄭氏父子三人歸入「鄉賢列傳」，他在其文之前言曰：

連雅堂先生納五位賢儒鄉紳入「鄉賢列傳」，鄭氏父子三位之外，還有王鳳來、陳震曜。兩賢之功德皆與鄭崇和、用錫、用鑑同質。連雅堂指出儒士是四民之首，若升上朝廷為仕，就要以仁德治國平天下而為明君賢相；若居住在鄉里，也要以仁德來施善教化而為鄉邦之善士。他稱頌中國開台以來，台灣風淳俗美，真是華夏東海上的一個美善之蓬萊大島。但他卻又嚴斥士子德與學皆敗壞的現象，曰「枉道曲文，頑嚚比周，則名教之賊」！雅堂先生所斥者，不就今之台獨民進黨徒之現實狀態嗎？一大群「枉道曲文，頑嚚比周，敗壞名教」之賊寇蹲踞於國鼎、尸位素餐於廟堂。相對照於清代之竹塹的儒君子之鄉賢鄭氏父子，鄭崇和、用錫、用鑑父子則可謂天上翱翔的鳳凰，而今之民進黨台獨賣國者，則是躲在幽暗陰溝中串竄之鼠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