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華民族現代性引領全中國現代化

一、前 言

「中國式現代化」如今在全球社會科學界已經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分析的課題，早在上世紀80、90年代，台灣的現代化，也曾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也曾是西方社會科學界感興趣的對象，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課題是被視為西方社會對立面的存在，因為中國的現代化粉碎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唯一性、典範性的存在，開啓了不同民族現代化的「民族化」新道路。而「台灣的現代化」則被視為移植、抄襲西方的「樣版」，展示「西方優於東方」的「證據」。

其實台海兩岸各自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不是由上世紀兩岸分離才開始，而是其來有自，今年恰逢劉銘傳開啓台灣為中國一省的140週年紀念，也開啓台灣作為近代中國早期地方建設現代化的省分，也是比較突顯具體成果的省分。

二、分離式的兩岸現代化

（一）台灣省現代化

1.劉銘傳巡撫的努力與不足。

台灣建省後是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台灣省的建設雖然在沈葆楨、丁日昌（福建巡撫兼領台灣）也都有貢獻，但專任台灣巡撫並一手擘劃台灣省的建設，成為中國當時唯一系統地實施全面改革計畫的省分，是以有「台灣現代化之父」的稱號。劉銘傳之所以專注台灣建設，應該與他欲實現自強救國，將台灣視為實現救國之「夢土」有關。他在台灣主政六年，全心致力於台省全面的現代化建設，他曾大刀闊斧改革，遍及台灣的行政、財政、交通、電力、電信、土地、經濟、教育、軍事等各層面，「使台灣成為滿清國最進步的一省。」

劉銘傳對台灣省的現代化設想是系統的、整套的，包括了新規劃為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以台北府為省城的行政改革；重新丈量田地的財政改革；開山撫番，設西學堂，聘請外籍人士教導外語，在台北設「番」學堂的教育改革；鐵路、郵政、電報線和道路的交通建設；包括了樟腦專賣制；台北設磺礦物總局贊助糖商採用新製糖機器製糖，設立商務局向華商招募商股，訂購八艘輪船發展與南洋的商業貿易；在大稻埕成立商貿中心，在巡內主要街路裝設電燈，並請日本技師至台鑿井供應自來水，使台北城成為新興的市街等等 。綜觀史料，我們即以現今的治理角度來看，都稱得上是綜合性、科學化、體系化的現代化設計。當然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變化必然遭致政治的、社會的反彈，加以財政的困難和時間的短促，其設想與實施，存在差距，加上後任的理念不同，有些成績也就不了了之。致使劉銘傳當初建議台灣單獨建省，並變賣全部財產捐助台灣建省的心血付諸東流。

政治上，劉銘傳與台灣兵備道劉璈不合，滿清亦不支持劉銘傳對台灣的戮力建設。社會上，重新丈量田地，必然侵犯既得利益集團，引發全台仕紳反抗。加上財政窘迫，後任的主見，都使劉銘傳的努力大打折扣。

罷官後，1896年，即台灣割給日本的次年，劉銘傳在合肥家中因憂思鬱結，飲恨病逝。劉銘傳的現代化台灣雖然沒有成功，但美國記者德微臣在《福爾摩沙的過去和現在》書中，依然肯定劉銘傳的努力。當時的日本駐福建領事到台灣考察後，盛讚台北的市容：「與當時的東京或上海的租借地一樣整齊乾淨，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之一。」

以今視昔，當年劉銘傳的台灣現代化在目標追求上就是「西化」；在方法上就是「拷貝」；其進步的意義在於超越了船堅砲利的單一向度的模仿、抄襲，到多維度的抄襲、學習。至於制度、意識、精神層面的現代化則遠遠不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理解的範圍。

2.日本軍國主義對台的掠奪與殖民。

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台灣50年（1896-1945），從現代化台灣的角度來看，當以第四任兒玉源太郎時代最為突出，因為當時日方同時任命了習醫出身的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由於兒玉常年在外征戰，所以台灣事務幾乎全權交由後藤新平處理，也開啓了他在台灣推動現代化建設的時期，共八年八個月。後藤的殖民地政策基於「生物學原理」，後藤新平曾說：「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即在尊重台灣的風俗習慣，漸進式推進文明開化，落實殖民地產業振興的具體方針，爲了瞭解台灣的文化習性以規劃因地制宜的政策，他開始大規模對台灣土地、戶口與風土民情進行普查，奠定土地改革、統一貨幣及度量衡、設立台灣銀行實施金本位制度、整建交通設施等政績，還留下許多翔實的調查資料。他還收編抗日分子，攏絡台灣的門閥仕紳，奠定日本在台灣往後的殖民統治基礎。台灣今天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後藤新平任內完成；在台灣林業史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也是後藤新平主導興建。這些交通建設，本質上都是為了讓日本殖民政府能夠更有效率地將當時台灣盛產的稻米、蔗糖、林木運到港口，送回日本。具有醫學博士背景的後藤新平，對衛生的要求自然不在話下；台灣當時有許多傳染病，甚至曾因鼠疫死了4,500人。1895年日軍接收台灣之初，因各種疫疾染病死亡的日本軍人竟比與抗日義勇軍作戰致死的人數還多。為了當時在台日本人的健康，充實衛生設備、建設上下水道避免病菌與傳染媒介孳生。

如果撇開殖民主義的立場，日本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客觀上產生兩種影響：一是提供台灣人體驗現代化統治的經驗，雖然台灣在被殖民的半世紀中，自身的現代化進展十分有限；但畢竟有機會想像現代化的樣態；此一經驗對日後台灣人在兩岸關係的認知，影響十分深遠。二是台灣人的「戀殖心態」，類似集體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此種「戀殖心態」嚴重影響台灣人對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認識。

3.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現代化的作為。

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敗退台灣，為了自身政權的存活，靠向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從建設反共基地到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歷程中，雖曾試圖以三民主義為「現代化」之指導，然而已經投靠西方陣營，就不可能獨立自主，所以在中國國民黨治理台灣的現代化路徑，依然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沿續。不論其績效如何、結果如何，台灣的現代化一直以西方化為圭臬。直至今日台灣的現代化之路，依然步趨西方，聽從美帝。

所以台灣的現代化之路，自清朝劉銘傳巡撫起，治理者雖有更替，而現代化路徑始終未變。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持續經營，成就了台灣發展的變遷但也形塑台灣人的「集體現代性」，具備了「反共（中）」、「戀殖」、「島民」三種特質。

「反共情結」。既然台灣的現代化自始至終都是對標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天生對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充滿敵意，特別是在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中，刻意加強「反共」價值觀，以之為唯一的政治正確的價值觀。並加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變成中國國民黨反共的經典。由於「不知共」而「反共」，加上台灣自認為「現代化」的成功早於大陸，領先大陸，而此種情結，又在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和兩岸早期的開放探親，兩岸交流中得到「充分」的印證，前者讓台灣人直觀地感受到當年祖國同胞對現代化的陌生與無知，相較與之前日本之殖民統治，從而對祖國的失望，對祖國同胞睥睨。後者使得台灣的「反共」得到正當性的確定。之後加上台獨政權有計劃地引導，「反共」就輕而易舉地滑向「反中」，特別是當大陸的現代化獲得無可否認的成功之後，反中便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正確。

「戀殖心態」。由於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走持續的、不間斷的以西方為師，甚至以西方的學生－－日本為榜樣，從而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戀殖心態」，「戀」是一種執著、執念，行為上表現為非理性的迷信西方的「洋奴思想」，以「洋奴」為榮的「買辦」心理，對洋人卑躬屈膝，對同胞頤指氣使，一切以西方為準繩、為圭臬，不知反思；當然客觀而論，全球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人民或多或少都有類似心態，我們只要看看此次在以色列對伊朗將領的集中精準清除的戰果，就可以看出伊朗對波斯民族的極不自信，從而被大幅度滲透，作了間諜，戕害了自己國家。相較而言，也只有台獨政客拱手將「台積電」公司奉返美帝，稱日本為「母國」的作為，而台灣人民依然選擇其政黨執政的行徑可以比擬。有了此種集體意識的存在，台灣人民接受「反中，反民族」的宣傳和作為，也都只是必然的發展。而此種偏執的「戀殖心態」已經成為台灣人認知世界的基礎，植入其價值的DNA之中。

毫無疑問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過類似的表現，所幸中國菁英沒有「跪」。過去孫中山提出要復興民族主義，要提高民族地位，要迎頭趕上，並駕齊驅，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在戰略上藐視美帝，視美帝為「紙老虎」，這些口號提出之時，許多人大概都會不以為意。然而，中國人民在中共的領導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成功的實踐之路。多年前習近平終於提出「文化自信」，提出「平視世界」，中共中央明示世界「中國早已不是當年的中國」。鼓勵全民族在心態上去殖化，在意識型態上平視西方。但是為什麼兩岸分離現代化之後，在中國近代史的教育上，都是悲情史觀、屈辱史觀，但只有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領袖才會提出宏大的敘事，緊定民族的信心。而台灣地點地區的政治人物完全不自省自己民族的地位。原因之一，在於台灣的「島民意識」。

「島民意識」主要表現在對空間的認識比較狹窄，一旦空間的認識窄化而民不自覺，那就很容易視天下如一隅，反之也容易把一隅視為天下，容易生成小國寡民的偏安心理，從而滿足於苟且偷生，安於現狀，滿足於所謂的「小確幸」，無心大趨勢、大形勢的變化，從而容易受人左右，欠缺主見；其實這些政客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台獨叫囂的「獨立」，本質只是重新尋求「強大」的殖民帝國的庇護，換言之，台獨政客利用了台灣現代化的既有成就，及人民在看待中國大陸時，顯示出「兒嫌母醜」的心態，提出的「認賊作父」的政治口號而已，新近喊出的「脫中入北」就是抄襲自日本之前的「脫亞入歐」，都是「島民意識」的反映。

所以台灣的「現代化」是欠缺主體性「現代性」的「現代化」，而如今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正是台灣現代化最欠缺的部分，在現階段的兩岸交流中，中國大陸除了未來中國、未來世界的展示外，必須逐步展示的一個方面。

（二）新中國以來中國大陸現代化路徑

1.從「一面倒」到「自力更生」。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毛就提出了新中國建立後走「社會主義路線」的總方針。在外交上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外交三原則。在建設國家的內政上，向蘇聯學習，經過韓戰考驗後，蘇聯在中國的「一五計畫」期間「向中國提供年利1%的三億美元優惠貸款。並用這筆貸款向中國提供第一批大型工程項目50個，幫助中國進行國民經濟最重要部門的恢復和改造。這50個項目就是156項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電力等能源工業，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1958年，蘇聯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遭到嚴拒，中蘇鬧翻，蘇聯立即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圖給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帶來災害性困難。毛澤東提出：「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隻手……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中國自力更生地成了原子彈、氫彈的試爆，核潛艇的製造等堅實捍衛了中國的國家安全，為日後的現代化提供穩固的保障。

2.改革開放中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197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提出「改革開放」策略，從國家發展現代化的角度審視，這是新中國現代化路徑的一次調整，中國把以往單一的「現代化」模式，增加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路徑的模式，此一嚐試，使得中國的現代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有機會同時兼有兩種現代化經驗的國家，先是國家安全層次的現代化，創造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安全空間；再是社會發展層次的現代化，從而使得每一個中國人一個都不能少地感受到現代化對個人的意義。這使得中國的現代化從黨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形成了上下合力，全民參與的澎湃浪潮，大大加快了現代化的速度，擴大了現代化的幅度，加深了現代化的深度。中國真正作到在現代化的蛻變上超英趕美，實現了彎道超車，引領方向。

3.非西方化的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的成就引起西方菁英重視，紛紛議論其成功的原因，世界銀行集團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亞太局局長呂凱聞與美國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和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的一次訪談中，斯蒂芬－羅奇提出他對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因素，認為主要得利於中國治理國家四個系統治理模式的優勢。第一是中國政府有意願而且有能力計畫和干預經濟事務。第二是系統內部的問責制，包括多種多樣的回饋機制。第三是政府願意做局部試驗並從試驗中學習。第四是適合中國經濟發展週期的長期視野。

中國式現代化是結合社會主義路徑與資本主義路徑的雙重特點；中國式現代化是結合中國菁英的覺悟與全民大眾的創新的雙重優勢；中國式現代化是體現集體安全與個體發展的雙向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中國一國的發展又是恊助、協同全球所有渴望發展國家的共同需求。中國式現代化是全球各個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另一種選項。作為方法而言，對各國現代化在參照物方面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存在。

當然現代化是永遠不停止的過程，而今「中國式現代化」已經逐步進入了自我循環的良性邏輯中前行，前程中沒有極其重大的災難，其發展的進程不會中止，那麼中國式現代化還欠缺什麼，才能更加完善，對世界更有吸引力？特別是立足兩岸關係的發展，如何能在兩岸分離式的「現代化」中，最終使中國大陸和台灣回歸歷史常態，以中國大陸的現代性引領台灣的現代化回歸中國的傳統？那就應該是塑造中華民族的現代性吸引台灣人民對島嶼現代化的反省與超越。

三、以現代性統一兩岸中國人

1.現代性。什麼是「現代性」？單以詞兼彙的源頭來論，是哲學家笛卡爾（R. Descartes, 1596-1650）最先使用「現代性」一詞，笛卡爾強調理性思考，客觀方法是通向知識與真理之路。所以在笛卡爾那裡「現代性」是人們以科學的方法去建構知識，尋求真理。其後西方社會學科的專家引入「現代性」乙詞，用以描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來，特別是啓蒙運動、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社會所具有某些不同於傳統特性的社會，主要指16、17世紀以來，人類文明所展現出來的文化特性，特別是西方文化的特性。一般而言包含了理性、啟蒙、自由、主體、自主、進步、科學、平等、民主……等觀念，這些源自西方的社會、經濟、人文變遷，所衍生出的新觀念，對人類社會的意義在西方哲學界尚有爭論，但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的步伐，早已散播全球，使得「西方現代性」，逐漸成為全球的普世典範。如今西方具體而言，現代化社會的現代性的特徵包括：工業化、世俗化、理性化、民族國家、民主政治、個人主義、都市化、市場經濟、分工與專業化。

然而，新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不論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創新各個面向都出現嚴重的問題，大家都感覺到西方社會的發展停滯，社會出現崩解的癥兆。政客關心資本家的利益，經濟發展與人民的生活分裂，社會對立日趨嚴重。然而台灣作為西方化的跟隨者，依然是全盤接受西方的現代性謊言，並在兩岸交流據以批判大陸。

2.中國式現代性特徵。中國式現代化既不同於西方化，其「現代性」的表現自然不同，自然也不是簡單否定西方現代性，而是前瞻未來人類的發展，提出與人類未來化發展相適應，相和諧的「現代性」；一方面導正當前幾乎束手無策的「西方現代性」片面化的缺失，同時還要從未來的眼光看未來，提出因應之道。則「中國式現代性」特徵不應表現在價值觀標準的改變，而是探索「現代性」方法的建議，這應包含的元素：

第一是中庸性：我們建議在自己國家現代化的基礎決定自己上層建築，不是偏激地排外、疑古，不宜片面地媚外、迷今，看清「現代化」帶有「永續性」不斷從歷史中來到歷史中去，人類應覺悟自己作為個人可能僅僅活在當下，但作為集體的一分子就是歷史的參與者。對現代性不偏不倚追求，才能既作當代社會的典範，又為未來社會預留調整的彈性空間。

第二是辯證性：這是一方面以自己為主，一方面包容異己的他者，不論他者在「現代化」表現是屬於什麼階段，都包含了積極性，正能量的因素，抱持這樣的現代性追求，就能兼容兩者之美，兼收多家之長，不斷融合、辯證發展的現代性新價值觀，因為要兼容他者，故而必須學習他者，而以他人為師，自然就表現出平等、尊重他者的現代性。

第三是人本位：活在今日我們只能看見「已來的未來」，然而科技的進步已經可能使我們大致地以「未來」去演繹「未來」，推理「未來」，從大的方向，大的趨勢大致可以預測。然而不論科技如何發展都必須、也只能堅持「以人為本」「為人服務」的根本站位，但這一道理所有人都不會反對，關鍵是如何體現，如何預防，一旦有個人，有國家違反該如何處理。當然我們不可能有一勞永逸之策，但「國際科技發展透明性公約」的設想，是可能作為消極防範的第一步。

四、結 語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思考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的道路比之台灣對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更具參考價值，其發展更具世界性和未來性。

但是台灣在島民意識的困境上無法自我突破，一般民眾反而困在信息繭房中自我托大，自以為是站在正確的一邊；政客菁英可能略知世界，但為私利，繼續詐騙台灣民眾，所以台獨政權必須收緊兩岸交流，加固台獨的信息繭房，才能維持其統治。

如何運用科技手段摧毀台灣民眾的信息繭房，讓台灣民眾看到大陸從現代化到未來化的發展，讓台灣人民在交流理解中國式現代性的超越，從而瓦解台灣對大陸的心理傲慢，才能形成兩岸融合的新趨勢，匯成民族復興的新動力，以新力量促成國家的和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