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夜訪毛澤東

自從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實行「清黨」將中共驅逐出去後，國民黨總理的「聯俄容共」政策就此告終，中共也就從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尤其是中共在「五大」後不斷在黨內質疑與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脫離「中國革命之實際」的時候，「南昌暴動」（1927年8月1日）的失敗讓中共立即召開「八七緊急會議」。除了清算總書記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毛澤東在會上正式提出「槍桿子出政權」，從此中共的發展道路由「右」轉「左」，由城市工人運動轉入農村土地革命，「兩湖秋收暴動」便是最明顯的轉向跡象。

「兩湖秋收暴動」是1927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所規劃一連串農民暴動的一部分。毛澤東在窯洞中對斯諾說：「我被派遣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這個運動。」毛說它的具體綱領如下：「1.省的黨組織和國民黨的完全脫離；2.組織工農革命軍；3.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4.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政權；5.組織蘇維埃。」

毛澤東繼續對斯諾說，在兩湖秋收暴動中他差一點沒命：「9月間，在組織普遍的起義上，我們已經成功了。」然而，「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在漢陽礦工和農民保衛隊之間奔走的時候，我被和國民黨通氣的一些民團捕獲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正達到它的最高點，整百的中國共產黨嫌疑犯被槍決了。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槍決。」在押解路途中，毛說他先賄賂押送隊員，然後內心決定脫逃，直到離民團不到二百碼的地方，毛說他扭斷繩索逃進田野裡躲藏起來。接著毛說他邊逃、邊躲地走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四周長滿蘆葦如小湖的大池塘，毛在池塘蘆葦中躲藏至日落，民團士兵來回搜捕，「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他們幾乎接近我的身子，可是我終於未被發現。最後天已經黑了，他們不再搜捕了，我馬上出發越過了山，整夜地跑著，我沒有鞋，我的腳起了泡，在路上我遇見了一個農民，他很友善地待我，給我住處，又領導我到了鄰縣，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保衛隊的時候，在我的口袋裡，只有兩個銅元。」可見幹革命會掉腦袋的，在死亡之神面前千鈞一髮死裡逃生，要有命運，還要有機智，如果毛澤東在這次兩湖秋收起義中就這樣地為「革命」而「犧牲」了，就沒有以後的「毛主席」，也沒有以後的「新中國」。

兩湖秋收暴動最終失敗，讓擔任領導農民革命起義而成立的工農革命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帶著以羅榮桓為主不到一千人的殘餘武裝力量穿過湖南向南移動，途中遇到國民黨軍隊的連續夾擊，毛說「打了許多的仗，退了又進」，最後於1927年10月「爬上了井岡山」。

對於兩湖秋收「暴動」的失敗，毛對斯諾如此回憶：「因為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又因為第一軍遭受一些嚴重打擊又從城市的視角來看，這種運動好像絕無成功的可能，所以中央委員會這時候決定斥棄我。我被免了政治局和前敵委員會的職位。（中共）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桿子主義』。可是我們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我們十分相信自己走的是正確的路線。後來的事實充分地替我們辯護了。」可見兩湖秋收「暴動」的失敗對毛個人而言不算失敗，他會總結經驗教訓，那就是不但要以「農村包圍城市」，更須用「武裝奪取政權」。以「農村包圍城市」必須在農村地帶建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紅區），用「武裝奪取政權」必先建造革命武力「工農紅軍」，毛澤東在井岡山上先整建工農紅軍，接著創建「江西蘇區」就是他對自己革命理論的具體實踐。

從上海三次城市暴動，到廣州暴動，從南昌暴動到兩湖秋收暴動，這一連串的城市勞動無產階級暴動與鄉村勞動農民秋收起義，在1930年代的中國均告失敗，對中共來說是政治路線的偏失與戰略和策略錯誤問題，這些路線、戰略、策略均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指令與中共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及國際派執行莫斯科指令所致。

毛澤東走上井岡山以「農村包圍城市」，用「武裝奪取政權」後才算徹底改變了中共革命路線與戰略。這一改變確實重要，否則沒有今天的中共與新中國。然而毛澤東在接受斯諾的訪問時，只談路線與戰略、策略的轉變，未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有關階級社會與武裝暴動理論問題。如果談了，筆者相信斯諾對毛訪談會更加深入。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與暴動》中指出，「暴動」是一種藝術，完全和戰爭一樣，有一定的規律，此即「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端的轉變時期才會爆發起來，也就是「革命來潮」時才可進行「暴動」，忽視這個規律，「暴動」一定失敗。由此觀之，1930年代下半期中國無產階級工人運動尚未達到革命高潮，農村勞動佃農階級意識覺悟程度還不夠高，這是客觀歷史條件限制了中共的主觀革命意志，致讓黨以各地暴動為「盲動主義」收場。毛澤東理解列寧的話語，雖未對斯諾引述，但到井岡山後他做戰略路線大扭轉一事就是對列寧主義的實踐。

毛澤東告訴斯諾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他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工農第一軍已經打得只剩不到一千人，因此，到井岡山後毛第一件急務是先整建殘餘零散的中共工農紅軍，先將他們整編成為第一師，然後毛接著說「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的土匪的領袖，名叫王佐、袁文才，在1927年冬天參加了紅軍，使紅軍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個團。王、袁都被任為團長，而我是軍長」；「1928年5月，朱德（

）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合了」。「在軍隊本身中，我和朱德須與兩種傾向鬥爭：第一種是希望立即向長沙進攻，這我們認為是『冒險主義』；第二種是撤退到廣東邊界以南去，這我們認為是『退卻主義』。我們的主要工作，那時我們所看到的，是兩件事：1.分土地；2.建立蘇維埃。我們想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些步驟。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並寬柔地對待被俘的敵人部隊，一般地說來，即主張『民主的溫和主義』」。國民黨史裡所記述的井岡山上的「紅色土匪燒殺淫掠」是背離事實的。

同樣在1927年冬天，彭湃領導的「海陸豐暴動」失敗後，他的武裝力量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揮下，與朱德取得了聯絡，毛在整編工農紅軍下將「它變成了紅軍第11軍的基本隊伍」。毛繼續對斯諾說，「1928年春天，游擊隊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一帶活動，由李文林、李紹九領導著，這些游擊隊，以後成了第三軍的中心幹部」。

毛對工農紅軍的整編有成效，「在井岡山『反對冒險主義的鬥爭』的時期中，第一軍擊退了白軍（

）兩次奪取井岡山的企圖。井岡山證明是我們所要創造的這種部隊活動的絕佳根據地。它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而且有生長充分的榖物，足夠供給一支小小的軍隊」。

對於整編工農紅軍，毛對斯諾總結如：「我們的隊伍在井岡山會師以後，實行重新改編。有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做軍長，我做黨代表。1928年冬天，在何鍵的部隊起義嘩變以後，井岡山又來了很多的軍隊。從這些中，又出現了紅軍第五軍，軍長是彭德懷。」可以看出「槍桿子出政權」對毛澤東而言，手中最核心的武裝力量是朱德的「紅四軍」與彭德懷的「紅五軍」。

國民黨以「朱毛」謔稱中共紅軍就是如此來的。「紅四軍」在井岡山扮演著主要武力角色，毛說它「開始做貫穿江西南部的征戰，這征戰很快地很成功地發展起來。我們把軍力分開繼續進軍到永安、上杭和龍岩」，甚至「經由農村群眾運動和游擊隊，紅軍的勢力伸張到幾個別的縣份」。1930年4月彭德懷在瑞金聯合了朱德和紅軍的主力成立「第三軍團」，在江西、湖南邊界活動，6月又與「紅一軍團」建立起聯繫，在毛的努力下兩軍團合併組成「紅一方面軍」，朱德為總司令，毛為政治委員。對毛澤東的整軍經武而言，彭德懷與朱德並駕齊驅，1950年代初在朝鮮戰場上彭德懷將麥克阿瑟最現代化的軍隊從鴨綠江邊趕到北緯38度線以南，舉世聞名。

毛發展工農紅軍，同時改進其缺點。他如此說：雖然「紅軍的情形開始改進了，不論在物質方面或政治方面，但還有許多的壞的傾向。舉例說吧：『游擊主義』是一種弱點。從這弱點反應出來的是缺乏紀律，誇張民主觀念和組織渙散等等。另一種傾向，需要鬥爭克服的，是『土匪性質』－－不喜歡沉靜下來，去做政府的嚴肅工作，此外還有『軍閥主義』的殘餘。」所有這些缺失，毛對斯諾說，「1929年12月，在福建西部所舉行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

）上討論了改善的辦法，許多的誤會清除了，許多這樣的弱點都被克服了。」

毛與工農紅軍的成長關係密切。在工農紅軍成長的基礎上後來壯大，為對日抗戰，為維護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而先後出現的「八路軍」、「解放軍」自然也與毛澤東關係密切。至於今日要評估何以當代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成為世界一流的軍隊，也要從毛澤東早年在井岡山上如何治理紅軍說起。

要讓紅軍成為工農群眾願意接近、幫助、信賴、支持的軍隊，首先要把紅軍治理成不但能打仗，而且要變成為愛護工農群眾，解放人民困局，為人民利益著想的「人民的軍隊」，這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裡有專篇敘述。

一般的理解是中共將工農紅軍以及後來的八路軍、解放軍當成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的無產階級武裝力量。毛澤東對斯諾說的則更為具體：「慢慢地紅軍對於群眾的工作改善了，紀律加緊了，在組織方面的新技巧也發展了。各地方的農民階級開始自動地幫助革命了。最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對於戰士們，立定了三條簡單的維持紀律規則，那是：1.行動聽指揮；2.不許沒收窮苦農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從地主階級沒收而來的東西，應馬上直接交給政府，聽候處裡。」1928年以後，毛澤東付出了很大努力，為了獲得農民階級的擁護，又在上面所說的三條之外，添加了「八項注意」：

1.在離開一家人家時，應將借用門板（睡覺用）放在原處；2.把你睡時所用的草褥子捲起後交還；3.對老百姓要溫和客氣，並且隨時加以幫忙；4.一切借用的東西要歸還；5.一切損壞的東西要賠償；6.和農民交易要規矩；7.買東西要付錢；8.要講衛生，廁所要在離人家很遠的地方。」

鑑於紅軍當時力量弱小，敵人（國民黨軍）的力量超過紅軍10-20倍，毛澤東在治理紅軍上又對斯諾說，還有「三件守則」和「四項口號」特別重要。「三件守則」：1.對敵人要鬥爭到死；2.要武裝群眾；3.要募集款項幫助鬥爭。「四項口號」：1.敵進我退！2.敵勝我擾！3.敵疲我打！4.敵退我追！前述「三件守則」說明紅軍走的是「群眾路線」，打的是「人民戰爭」，要殲滅的是「敵人的有生力量」。至於「四項口號」，毛澤東說是「巧妙地（

）混合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談到這裡，毛澤東對斯諾特別強調，這些是「紅軍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戰術，過去如此將來還是如此，是在攻擊中集中它的主要力量，而之後又很快地分布開來。這意思是要竭力避免陣地戰，而用一切方法迎擊在行動中的敵人隊伍並毀滅它；在這種戰術的基礎之上，紅軍的驚人的活動力和快而有力的『突擊』力發展出來了。」

從毛澤東上井岡山到整編工農紅軍，再到讓紅軍生長成為國民黨軍的勁敵，說明中共革命路線中從戰略到戰術的轉變，與毛澤東的政治智慧與軍事天才息息相關，但毛澤東對斯諾的訪談顯示的不是個人英雄主義，而是概括了中共作為一個「集體」在路線、政治謀略、軍事戰略與戰術策略上的轉變與實踐。

蘇維埃（Soviet）原指1905年俄國革命時期所創建的領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政治組織型態，它是1871年法國大革命成立的「巴黎公社」的再現，不論在俄國或中國，「蘇維埃」主要是一種工農民主形式，而「巴黎公社」是城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直接民主型態（

）。

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中共確定「土地革命」及「武裝奪取政權」，開始在全國各地進行武裝「暴動」，開闢大大小小幾十個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組織，其中以1931年江西瑞金蘇維埃的規模最大，對毛澤東個人而言，政治意義也最具決定性。

然而，江西瑞金「中央蘇維埃」的建立有其曲折過程，先是出現「江西蘇區」，後來才有「中央蘇區」。江西蘇區以井岡山為基地，為了抗擊國民黨軍事壓力，工農紅軍遂向四周開拓新游擊區，最初分為「湘贛邊區」和「湘鄂贛邊區」。湘贛邊區以朱德、毛澤東的紅四軍為主力，其後向閩西、閩南、粵邊發展；湘鄂贛邊區以彭德懷、滕代遠的紅五軍為主力，朝贛西北發展。毛澤東只告訴斯諾：「大約在這時候（1930年8月－－筆者按），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我被推為主席，紅軍在湖南的勢力日趨普遍，幾乎和在江西一樣。」這說明「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是江西蘇維埃的原型，他既有紅軍武力，也有政權建構形式，至於「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革命形勢又變之下，中共中央由上海移遷到江西瑞金之後的事情。雖然如此，自從毛出任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後，國民黨已警覺到「代誌大條」，毛說，「國民政府為捕獲我（不論死或活的），曾懸了很大的賞金。對朱德和別的紅軍領袖也是如此。我在湘潭的田地－－從這些田地上得來的租金，我曾用來組織湖南農民騷動－－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妻子（楊開慧－－筆者按）和我的妹妹（堂妹毛澤建－－筆者按），以及我的兩個兄弟毛澤民、毛澤覃的妻子，都被何鍵逮捕了。我的妻子和小妹妹被槍決了。其餘後來則得到釋放。」

第二個曲折過程是「李立三路線」的干擾。毛對斯諾說，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是中國共產黨最接近托洛斯基派的一個。毛還說，李立三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軍事上的大城市，如長沙、武漢、南昌等，採取有力的攻擊戰略。並主張用「恐怖」手段去征服豪紳，用城市工人的「有力進攻」去破壞敵人的基礎。毛甚至對著斯諾當場批判李立三說，「他的最大的『罪惡』是在1930年把中國當作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句批判是實事求是，以1930年代的中國革命之實際看來，李立三確實高估當時紅軍的力量和中國政治背景中的革命因素，尤其李立三相信「革命」將近成功，中共很快地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無視國民政府蔣介石正在準備對中共中央蘇區進行大規模的殲滅性軍事進攻。「李立三路線」是「盲動主義」下淺薄革命樂觀情緒加調和主義的產物，毛對斯諾猛烈批判李立三，筆者在《瞿秋白的悲劇》一書中有專章論述。

所幸「富田事件」（

）後，「李立三路線」在彭德懷紅三軍團的抵制下以及農民階級對毛澤東的擁護下趨於瓦解，這給中共江西蘇維埃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由周恩來提議為建立「全國工農兵蘇維埃區域」一事召開籌備會，由於革命形勢逆轉，被迫延期。接著準備1931年2月「二七慘案」紀念日召開，又被迫順延；準備8月1日南昌起義紀念日再次召開，還是未能如願。此時中共中央在上海被國民黨以「白色恐怖」全力監控、打壓下已無法立足，被迫遷入江西蘇維埃區，並且早於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已通過決議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次年1月15日，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後的一個星期，中共中央派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余飛、曾山等成立蘇區中央局。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出毛澤東、項英、朱德等63人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中央執行委員，11月27日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大會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地設在瑞金，從此「江西蘇維埃」改名為「中央蘇區」，對外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與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對抗。

關於江西蘇維埃的建立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毛澤東對斯諾只略微道出：因為「國民革命運動上所產生的反動是很大的」，「新的農村區域的蘇維埃化」以及「徹底鞏固蘇維埃政權」是當務之急，但「這時南京方面已徹底明瞭了江西蘇維埃的潛在的革命勢力，在1930年的末尾，他們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接著又全力進行了四次「圍剿」。

其實「江西蘇維埃」、「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在中共發展史上有其特殊意義，此與毛澤東個人在井岡山的努力以及與六屆四中全會上國際派王明（陳紹禹）掌權的鬥爭關係甚大。毛是一個不談小我，專注大我的人，對於毛澤東與江西蘇維埃的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曹伯一著，1969，台北政大東亞研究所出版）。 從1930年底到1934年10月蔣介石發動多路大軍對中共江西「中央蘇區」前後進行五次「圍剿」，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中央蘇區」也進行了五次「反圍剿」，這在中國現代史上，尤其國共鬥爭史上，有其特別的政治意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毛澤東採取戰略退卻，出現的是如史詩般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