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揚的日本軍國主義批判

日據台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州曾文溪畔麻豆林家。殖民地台灣左翼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15年期間（1921-1936），正是他從出生到懂事的階段：1927年，台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在麻豆街，組合長就是林書揚的家庭醫師黃信國。

隔年，農民組合成員迅速增長為四萬之眾，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台灣農民組合及其他反帝運動團體持續遭到破壞。1936年，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抵抗精神。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殖民地台灣也進入最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林書揚的父親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雖然基於土地佔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終其一生嚴厲批判日本殖民統治，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晚年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1942年病逝。

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父親特地央請族人從廈門帶回數冊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他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又叫他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台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為止。1940年，他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台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比他父親小十五、六歲的大表哥莊孟侯醫師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一段時日。

莊孟侯（1901-1949）就讀醫學校期間學習了現代社會科學，成為反殖民運動積極分子，當選過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眾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台南市反對昭和登基清塚的南門墓地事件，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殖民當局列為重要的反日分子。他經常和林書揚認真談論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林書揚也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補強自己對台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他在莊孟侯的藏書中讀到日本馬克思主義教授編寫的《社會科學辭典》與新文協殘缺泛黃的運動傳單，並通過家鄉的老農學會了當年所唱的農組戰歌與共產黨人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學習，他打下了往後漫長獄囚生涯中反芻變革理論的知識基礎，也間接繼承了台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

1945年2月，南二中畢業前幾個星期，還不足20歲的林書揚接到臨時召集令，被徵入高雄山區警衛兵器彈藥庫的部隊當國民兵。為了防備已經反攻占領菲律賓群島的美軍在台灣登陸作戰，在極度不安和焦慮中，他們每天被迫構築顯然毫無勝算的防禦陣地。四月間，聽到美軍跳過台灣攻向沖繩島的消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他看到部隊中少數沖繩籍的技術員掛念槍林彈雨下的家鄉而強忍著悲痛表情，除了深刻同情，也痛切體會了戰爭的恐怖和罪惡－－多行不義的日本帝國正處在自作自受的困境之中，侵略戰爭的代價卻由多數無辜民眾承擔。

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月底，林書揚復員返鄉。由於戰爭末期一直沒有固定收入，作為小地主的家境已經沒落，再加上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就讀大學的機會，進入總爺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生計。他同時投入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繼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站在人民左翼立場，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台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擁抱了紅色祖國，毅然投入波濤洶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1950年5月31日半夜，在敗退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展開徹底的紅色肅清之時，25歲的林書揚在家裡被秘密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假釋後，這樣的出生與成長背景促使初老的林書揚經過初期翻譯的暖身之後，開始在《夏潮論壇》等刊物陸陸續續發表「自寫」的文論。

1986年7月3-6日《聯合報》副刊刊載了林書揚翻譯，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原作的《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強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41週年》。7月7日，石飛仁應《人間》雜誌邀請，第一次帶著他的「不死之鳥」劇團來台北，和「人間劇場」的中國青年合作演出「事實劇場」《怒吼吧，花岡！》，報告1945年發生在日本北海道大館市花岡的華人奴工暴動事件，強烈控訴日本政府、軍部、戰爭企業的殘暴。由於演出方式新穎，內容有強大的道德迫力，台北各媒體和市民的反響十分熱烈。

2001年6月28日，林書揚出席了日本愛國華僑在東京舉行的花岡事件紀念集會，並在大陸花岡基金會訪日團歡迎會致辭。他以台灣的中國人身分，對長期投入與支援花岡運動的所有異國戰友與國際友人的人道關懷和公義精神，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謝意，並從「人民的歷史批判運動的原則立場」聲稱，他「本人在台灣也是運動團體的一員，對花岡運動這一類以民間人士的自動結合來對抗當權者的艱難性，可以說感受特深。」因為「對手是國家權力體，和巨大化的企業體。它們具有頑強的維護特權的本位立場，同時也擁有極其雄厚的自衛手段。一個民間運動體與其對幹，幾乎是以卵擊石。壓力之大，進攻之難是可想而知的。

2007年6月，人間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國立山口大學的纐缬厚教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中譯本。林書揚鄭重推介說，「纐缬厚教授是當代日本學界第一線上相當突顯的人士，在教育研究、時事評論，再加上運動論述等方面的活動業績，使他成為極富時代代表性的，日本近現代政治史學家之一。特別是，針對二戰後美日軍事關係的特異本質和現實走向的掌握方面，其多篇研究論文日漸受到國際注目……每從美、日兩國以其分佔全球第一、第二經濟體的資本共利立場為基礎的，政治、軍事連結高密度化的具體揭發，確使關切亞洲和平情勢包括台海政情的人們，深懷警覺與憂慮。」

他指出，纐纈教授在5月間最後寄到的「結語」中特別摘引美國華府著名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2月間公佈的《美日同盟﹕正途邁向2020年》（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與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執筆的所謂「阿米塔吉新報告」）的一段文字﹕「如果未來台灣通過民主方式，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美國和日本必須重新評估和調整政策，以尋求在該地域實現共同利益的最佳方式」。纐纈教授判斷說，所謂「不同的道路」，可以理解為與美國和日本現階段採用的維持現狀政策有所不同的「台灣走向獨立之道」。

他認為「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愈益渺茫的情況下，還硬是在報告書中提及台灣獨立的可能性，其用意顯然是為牽制中國」。而「美國的危險意圖，也就是強化和日本的同盟，借助台灣問題的口實，推進對中國的包圍戰略」。林書揚因此尤其敬佩「纐纈教授身為研究者的敏銳的感受力和犀利的推理力」。

他推薦《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說，一位有良知的日本知識分子對母國社會的內在危機的客觀剖析和深層暴露，對「同處21世紀由美霸執最高權柄的世界權力構造的網絡之中」的台灣民眾，也很有啟發意義。因為兩地人民大眾的禍福緊密相連，所以就有必要相互瞭解，從而團結受宰制的全球人民群眾，共同對扮演唯一者的政治單邊主義的軍事先制原則鬥爭。

2009年3月21日，林書揚又寫了讀《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的感想，題為《加害者與被害者》。他「以最誠心的敬意向這位為了正義與和平揮淚控訴自己國家的良心學者纐纈教授行禮」，同時「希望更多的島上朋友讀他的新書」。因為「纐纈教授透視了日本新軍國主義已經起步了，美日軍事同盟的新機制起動了，而他的悲願是亞洲前戰禍區的轉禍為安，推戰爭往和平。」

他也由衷祈望曾經是戰爭加害者，也是戰爭被害者，至今還喜歡唱「襟章一片紅，是萬朵盛開櫻花」的老步兵歌的部分日本人，暫忘兩顆原子彈，想想曾經對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搞過的「三光政策」，從而有朝一日都變成佛典中的鬼子母神。

就是這樣的成長背景與歷史認識，1988年9月10日，林書揚在《自立晚報》副刊看到留日的台灣史學者吳密察一篇《過時的帽子該扔了》寫道：「不論從國際條件或日本國內條件，均已無軍國主義再興的土壤，即使仍有軍國主義的孤魂野鬼，只要制度化的裝置健全完備，也不怕彼等興風作浪」云云，因與他「平日所瞭解者有很大的出入，乃一時興起，卒讀全篇」，並基於「大眾求知的心態」，寫了一篇題為《日本軍國主義豈是孤魂野鬼》的讀後感。

首先，林書揚分析指出，「所謂的軍國主義，是指導諸項國家政策的綜合性政略的一種，也就是以強有力的軍事組織的直接或間接的推動，包括物質和心志的征服手段，達成國家權力的擴張目的。」而一個國家有沒有發展軍國主義的可能的判斷根據，一是有沒有必要擴張國家權力到國外的根本動機。二是有沒有能力建立起超乎自衛需要的有效軍備的現實條件。就此而言，一般公認，日本軍國主義的基本架構現已建立了。

吳密察樂觀地認為，「即使日本缺乏礦藏、土地等傳統資源，但只要不缺『腦袋』，它還是可以不必去掠奪、擴張。」林書揚則認為「這種說法有點玄奧」，質疑說「難道日本人的腦袋能逕行填飽日本人的肚子？日本人的腦波能直接產生生理熱能？〔按：台灣政客的用愛發電亦然〕」同時提出不敢苟同的幾個理由。

第一、具有創造力的腦袋是在包含著基本內在對抗性的一定的生產關係下培育的，資本主義下的技術體系帶有一定的侵略性，是剝削的手段。第二、日本軍國主義的真正源泉是日本獨佔資本體系的「政‧官‧財複合體」，不是吳密察所說的「被神聖化了的天皇制」；「天皇制不過是在其操作下的，一種具有歷史性特殊有利條件的工具而已」，軍國主義與天皇制都是獨佔資本體系的工具。第三、所謂Pax Americana（美國治世）時代的美日反共同盟則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國外條件。

如眾所周知的日本自衛隊的成立、舊金山和約、舊日美安保條約、1954年MSA協定（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1960年的新安保條約、1970年的安保自動延長；乃至1983年中曾根首相與雷根會見之際喊出「日美命運共同體」，承諾「日本列島不沉空母化」、「三海峽封鎖案」、「一千海里航路帶防衛分擔」與日美海空核武聯合作戰的參謀作戰計劃案等等一連串的軍備復活。但是吳密察卻說「擁有龐大的軍事武器，並不必然即是『軍國主義』，軍事預算比例偏高，也不必然即是『軍國主義』，最重要的是『侵略意識』，也即是態度的問題。這從美國、蘇聯都擁有強大的軍事力，台灣的軍事預算比例驚人的偏高，都沒有人稱之為『軍國主義』」。

對此，林書揚感嘆說，吳密察「個人認為美國不是軍國主義，認為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不同，這些都是個人意見，也許見仁見智，還有討論餘地。」至於「勇斷」說「沒有人稱之為『軍國主義』」，就實在「離譜的」令人不解究竟是「那一門邏輯」了。

基於台灣民眾曾經飽嚐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受難歷史而有的杞憂，值此中國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80週年紀念的光輝時刻，人間謹從林書揚文集當中選編了去殖民的相關文論，出版這本《日本軍國主義豈是孤魂野鬼》，作為鑑往知來的節日獻禮，希望愛台灣的台灣青年可以靜下心來認真研讀，進而找到未來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