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是機遇大於挑戰

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宮。已經有過一次執政經歷的川普不僅更加成熟而且更加高效。對外他再一次揮舞自己鍾愛的關稅，並成功的迫使全球大多數國家屈膝簽訂城下之盟。不僅如此，他還開始強烈輸出自己的民粹主義意識型態，一再支持歐洲的極右政黨，介入歐洲內部選舉。對內則繼續打擊非法移民、減稅，同時全面強化對體制的控制，甚至打破習俗和慣例把勞工統計局局長埃麗卡‧麥肯塔弗解職，僅僅是不滿她公佈的真實就業數據。

可以說半年多他就已經顛覆了世界格局和美國形勢。由於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中國自然是川普的核心目標。從目前看，可謂一波三折：高開、低走、反彈。

川普就職前後就打出一系列組合拳：在就職前一天恢復了TIKTOK的服務，延後實施禁令。並提議中美成立合資公司，各佔50%的股份。就職前三天更按傳統和中國領導人進行通話。也就在幾乎同一天，美國媒體透露川普要在就職一百天之內訪問中國或邀請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要知道，中美建交以來雙方唯一沒有互訪的就是拜登政府時期。此前，他更在就職前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美中兩國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就職當天更是打破慣例邀請中國國家領導人出席就職典禮，中國也是罕見的首次派政府高級代表團蒞臨盛事。可資對比的是美國傳統盟友都未受邀，集體缺席。

2月1日也就是就職十天後，他宣佈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加徵關稅。但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盟友，加徵25%。中國是競爭對手，卻只有10%。表面上看是留有餘地。

4月2日，川普雖然宣佈對全球加徵關稅，但由於對中國的關稅累計已到高位，中國進行全面反擊。雙方陷入一場史詩級的關稅大戰。但一個多月後，峰迴路轉，雙方在瑞士談判並達 成暫停關稅戰。自此雙邊關係走向反彈，川普甚至連芯片都放鬆了對中國的管制。目前雙方都在積極準備領導人高峰會。

中美關係是從川普時代完成的轉變：即從接觸加遏制轉為全面遏制。但總合各方面因素，川普時代對中國仍然是機遇大於挑戰。

首先，川普第一次當選到現在改變了美國21世紀以來的政治週期。即美國政策的連續性從過去八年縮短為四年。考慮到美國政治極端化的現實，每一次政黨輪替都是內政外交人事的大逆轉和大翻盤，國家頻繁的高強度南轅北轍的折騰。對外，嚴重損害了美國的信譽和可信度。對內嚴重損害了其發展。過去，還可以認為美國的政黨輪替是糾錯功能的一種體現，但現在雙方基本都對對方是全盤否定式的改變。以外交為例。民主黨執政就重視價值觀和盟友，並費盡心血和代價構建各種圍堵對手的聯盟。川普則將其完全廢除，退群毀約，上一任政府的資源和信用投入完全打了水漂。這種四年就一次的國家宏觀政策和方向的折騰，對美國的損害是全方位的。

其次、今天的川普不管多麼受民眾支持，但客觀事實卻是他四年任內，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差距在縮小。反倒是在拜登時期，中美差距重新在擴大。2017年川普執政第一年，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62%，2020年也就是川普執政最後一年，上升到68.9%。由於其政策後果的慣性，2021年拜登執政第一年仍然明顯上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75.5%！但隨後拜登遏制中國的政策效果顯現，中國佔美國的比重開始回落，2023年跌至65%。

現在川普回歸，重蹈覆轍的概率很大。僅就他公開的政策來看，對外加關稅破壞了美國建立和主導的經濟秩序，成本最終主要由美國承擔，並最終會損害它的切身利益。同時關稅和對內減稅、大規模驅逐移民、製造業回流都會推升物價，損害美國的經濟增長。根據美國農業部可查的最新數據，2018年無證農場的工人數量為41%。考慮到拜登執政四年大量非法移民湧入，這個比例更高。所以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的經濟後果是用工短缺，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

從根本上講，今天的世界已經是產業鏈和供應鏈高度融合的體系，一件最終產品往往是各國資源優勢整合的結果，美國生產的產品也依賴各國提供的零部件。就是事涉國家安全的軍工領域也是如此。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報告，2024年，美國九大關鍵領域主要國防項目的一級供應商中，有9.3%是中國企業。在導彈防禦領域對中國供應商的依賴程度最高，達11.1%。就是核領域的外國供應商中，中國供應商數量最多（534家），且較前一年增長45.5%；相比之下，來自美國盟友加拿大和英國的供應商分別只有405家和366家。這也是美國的關稅往往會給自己帶來比19和20世紀更大的損害。

還有一個數據值得一提，2024年美國取代中國成為德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終結了中國長達八年的第一地位。但2025年在川普的關稅戰下，美德貿易大幅下降，中國重返第一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從大國博弈的角度，美國在歐洲和亞洲建立的針對中國的同盟體系都將會停擺，這些盟友甚至還不得不一定程度地轉向中國。

川普奉行單邊主義，向來喜歡單打獨鬥，對盟友既不信任也拒絕合作，更把盟友當作榨取美國利益的對象。如韓國現在承擔的美軍駐韓費用為10億美元，川普競選時聲稱要提高到100億美元。在貿易上對韓國也毫不手軟。但韓國是美日韓東亞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這樣的做法必然危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保障機制。像AUKUS、四方安全架構以及印太經濟框架（IPEF）都將名存實亡。拜登之所以費盡心力搭建這樣的盟友體系，是因為他很清楚僅靠美國自己並不能實現遏制中國的目的。現在面對川普的單打一，中國自然是壓力減輕了很多。但這並不是中國收益的全部。因為這些盟友不得不和中國改善關係或者更加緊密的合作。比如在美國大選前夕，中印雙方就邊境地區的邊境巡邏達成協議，雙方的緊張關係開始緩和。

今年以來，中國和美國盟友的關係都有了積極改善。中歐、中英、中澳、中日、中韓特別是中印關係都在改善。主因就是川普再度執政造成的。

這裡需要多說一下中歐關係。因為在中美戰略博弈的背景下，歐洲的選擇某種程度上決定這場博弈的結果。

從中國角度講，面對美國的打壓，歐洲對中國的作用是戰略性。既要避免歐洲完全倒向美國，還需要歐洲的市場和技術對中國開放。而且放眼全球，歐洲也是唯一一個能對美國產生重要影響的國家。如2023年中美元首在舊金山峰會後，中美關係趨於穩定。法國媒體就報導稱是歐洲向拜登施加了巨大壓力的結果。

從歐洲角度看，它一方面需要借助中美博弈的歷史機遇，左右逢源，爭取時間解決內部的問題，最終形成獨立的一極。因此它竭力避免選邊站。目前歐洲面臨多個重大挑戰。內有一體化困境、經濟缺乏競爭力和民粹主義崛起，外有戰略自主、氣候變化、俄烏衝突以及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 幾乎每一個問題都需要中國，而且在這些議題上，中國穩定而可靠。反觀美國，如果是民主黨執政，部分挑戰還可以得到美國支持，但川普或者其他民粹主義者執政，美國在多種問題上就變成阻力。

但另一方面，它和美國雖然是盟友，但雙方關係並不平等。北約提供了安全，也把它對美國的從屬地位制度化。它又很難擺脫美國的控制。不過不管怎樣，奉行單邊主義的川普當選，歐洲會向中國靠近。

具體講，川普當選對中歐關係產生四大積極影響。一是歐洲強化戰略自主的機會來臨，歐洲對華政策有更多的自主權。一方面是由於單打獨鬥的美國放鬆或者不再對歐洲盟友施壓以共同對付中國，歐洲可以更能根據自己的利益而非美國的利益處理對華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美國放棄大西洋主義，認為歐洲是包袱和佔美國便宜的夥伴。二是美國從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議題退出，只剩下中歐兩方攜手合作。三是美國將同時對歐洲和中國進行貿易戰、關稅戰，儘管力度不一，但效果卻使得中歐雙方共同面對。四是俄烏衝突如果短時期休戰，中歐之間也由此減少了一個矛盾點。

第四、棄價值觀帶來多重利好效應。

價值觀一直是美西方遏制對手的重要手段，這在拜登時代體現的淋灕盡致：不僅利用它凍結中歐投資協定，還以民主的名義組建軍事、經濟和芯片同盟，更是支持台灣的主要藉口。反觀川普向來對價值觀毫無興趣，也根本意識不到這張牌對美國在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性。因為一個大國，一定要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意識型態，從而以此號令和影響其國家，能大大減少其影響世界的成本。冷戰時蘇聯靠共產主義，美國則是民主牌。今天川普當選本身就是對美西方價值觀最大的否定。因此從話語權和價值體系方面講，美國對中國的攻擊和施加的壓力就大幅減弱了。

川普棄價值觀還有另一個效果：削弱了台獨的實力。台獨自恃有三大資本：一是所謂的民主牌。二是美國牌。三是經濟發展。這三大資本憑空就少了一個，還有經濟在日益失去大陸市場的同時也會受到美國的壓力。

此外，雖然拜登和川普都視台灣為棋子，但在雙方的地位非常懸殊。拜登是從中美博弈、捍衛美國霸主的高度來看待台灣，有很高的戰略地位。但川普是從經濟角度看台灣：賣更多武器、台灣交更多保護費以及和北京經濟戰討價還價的籌碼。如他回答媒體提問時說大陸如果武統，他就加200%的關稅，台海問題變成了關稅問題。

從川普第一任期發動貿易戰至今已七年，贏家仍然是中國：與貿易戰前的2017年相比，中國出口增長60%，在全球的貿易份額也增長了兩個百分點。

最後則是，雖然從戰略層面講，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挑戰者，試圖遏制。中國則力圖跨越復興過程最大的障礙。但在戰術層面，由於川普個人特質和第二任期的新變化，使得川普2.0時代的中美戰略競爭層級下降，領域更窄，更不具致命性，妥協空間更大。所以儘管從中美大的歷史視野來看，是川普第一任期徹底改變美國對華遏制接觸政策，但現在中美有可能進入相對緩和的時期。

川普作為一個商人，有兩大性格特點：一是經濟利益至上。二是喜歡單打獨鬥。在他看來一對一博弈，簡單明瞭，高效，更能發揮美國實力上的優勢。

一是雙方對抗主要在經濟領域。經濟一向不是零和博弈，只是贏多贏少的問題。川普第一個任期，中美貿易戰仍能達成妥協協議。現在雙方關稅戰短暫激烈交手後又進入一個平緩的討價還價階段。更何況經濟是中國所有牌當中最具優勢的牌，進退迴旋餘地更大。像用稀土迫使美國不得不迅速讓步：不僅暫停關稅戰，還一再取消或放寬對先進芯片的出口限制。 二是川普是以經濟眼光看待所有國家和國際事務，經濟和地緣政治、價值觀脫鉤，敵我不分，根本無視盟友和地緣政治。

因此它的歐亞盟友受到了和中國一樣的無差別待遇。和美國的關稅博弈成為各國首要事項，而不是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像美國最需要的亞洲盟友和拉籠對象：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越南、台灣，都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仍然無法避免高關稅。拜登時期費盡心機和成本建立的盟友體系基本失去了作用。

所以中美4月爆發激烈關稅戰之時，沒有一個盟友站到美國一邊。而且很多盟友還不得不轉向中國或者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由此和美國相關的第三方衝突也在下降，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減少。現在不會出現拜登時期「聯合」歐洲制裁中國，迫使中國反擊，中歐關係迅速逆轉的事件了。目前被徵收50%高關稅的印度也明顯改善和中國的關係，莫迪總理七年來首次訪華。

價值觀雖屬於軟實力，但它和經濟議題不同的是難以妥協。如果一方挑起價值觀之爭，往往無法兼容，難以並存，屬於零和博弈。拜登時期也用此作為劃分陣營的工具。但在川普時代，價值觀之爭不復存在。

簡而言之，川普的商人特質，決定了中美全面戰略博弈降格為經濟競爭。無法妥協的安全、價值觀、地緣政治和國際權力的競爭被邊緣化。衝突面變窄，惡性程度大幅下降。

川普商人特質並不只是第二任期才有的，但何以他第一任期中美關係一再發生惡性事件，雙方關係急劇惡化。但第二個任期可能完全不同呢？

第一、川普終於擺脫建制派對他的一切限制，所有人均以他馬首是瞻，他能夠不折不扣的貫徹他的治國理念。

這對中美關係的意義在於，中美博弈大概率會停留在川普追求的層面上，而不會被對華強硬的建制派所綁架，並利用川普第一任期對體制的陌生和無法掌控全局的弱點上下其手。比如孟晚舟事件是川普第一任期嚴重影響中美關係的惡性事件，而且是在中美元首會晤時發生的。雙方為此進行了高強度對抗。但是這件事是以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為代表的建制派所為，不僅激化中美競爭，還要破壞中加關係。但川普本人對此事並不知情。博爾頓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認這一點，並說這並非例外。

川普今天的國務卿魯比奧，一向持激烈的反華立場，而且價值觀色彩濃厚，並因此被中國制裁。但他被提名國務卿之後表示：「總統制訂外交政策，我們國務院的工作就是執行它」。迄今為止他也一直緊跟川普，絲毫沒有任何逾越。這和第一任期立場迥異的蒂勒森（支持自由貿易）、強勢鷹派的蓬佩奧（主張外部干涉）兩位國務卿非常不同。蒂勒森成為美國1945年以來第一位被解職的國務卿，蓬佩奧則在第二任期被棄用，還被川普撤銷安全保護。

應該說，川普在熟悉體制和擁有班底之後，其用人確有過人之處。比如擔任最重要職務的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魯比奧都非根正苗紅，此前都有強烈反川普的前科。但川普反而予以重用，當然除了可以顯示他的偉大正確和高度的人格感染魅力，更重要的是他深諳人性：越是反對過自己的人，越是要更加強烈的表現出忠心，越是要積極表現。比自己人更放心，更好用。

對俄關係也如此。雖然川普親俄，但在第一任期他無法掌控共和黨，國會兩黨共同高票通過對俄羅斯制裁法案，他無法否決也只能簽署。第二任期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了。

第二、川普不能再連任，因此對影響他執政的突發國際性事件容忍度上升。比如他第一任期發生新冠疫情。雖然隨著人類對大自然影響力度的擴大，幾年一次的未知大流行傳染病爆發已經是常態。但新冠疫情發生時美國進入選舉季，這被川普視為影響選舉的重大事件，從而也成為他第一任期另一起嚴重惡化中美關係的事件。 現在這一潛在的風險點也不存在了。 再加上川普已經不是政治素人，也具備基本的應對危機的能力。

所以中美關係在川普2.0時代將會處於階段性穩定狀態。也正是由於上述各方面原因，川普2.0時代對中國大陸是機遇大於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