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段自我顛倒歷史的歷史

今（2025）年是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大陸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尤以9月3日登場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最受矚目。在台灣官方、媒體和輿論中，往往將陸方的做法視為「爭奪話語權」。然而，5月8日賴政府破天荒舉行「歐戰勝利80週年紀念茶會」，從6月下旬至7月上旬，執政黨集中火力批判大陸的「3個80週年」紀念活動，定調為「中國企圖抹企中華民國存在」、「妄稱台灣屬於中國」云云。賴清德更堅決使用日本人的「終戰」取代中國人的「抗戰」，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還稱「台灣人是日本人」，因此「沒有台灣光復節」。

一系列政治動作表明，執政者一方面拒絕「抗戰史觀」，另一方面借殼「中華民國」與「中國」對立，完全自我放棄了抗戰勝利一方立場的歷史。既然如此，又何來「爭奪話語權」？

台灣光復初期，「台人奴化」論盛及一時，甚而以此做為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原因之一。不過，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實施的「皇民化運動」，究竟發揮多少效果，恐怕得重新推估與評價。據1944年1月24日《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截至1943年為止，台人「改姓名」的件數僅占全島人口的2.06%。此外，日據時期台南醫師、新文學運動主要人物吳新榮的日記，從皇民化運動開始的1938年，由中文白話改為日文寫作，但在1945年8月16日「又戲劇性地轉回到中文」。「皇民化」這陣風，對台灣人心的影響可說微乎其微。

1925年6月，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發行機關刊物《台灣新青年》，署名「仲農」的作者發表文章《小宣言》，力主台灣青年返回祖國參加國民革命：「我們自救的方法，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不能。待祖國強大之秋，當時台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皇之秋。」這段話反映了當時台灣年輕知識分子對台灣反殖運動與大陸革命運動關連性的理解。

日本學者近藤正己的研究即指出，台灣人的抗日運動，並非在1937年撤銷台灣議會設置要求的階段便戛然而止，反而是將抗日運動的立足點，由台灣轉移到大陸，隔海與日殖統治對峙，「反映出殖民地台灣逐漸崩潰的樣態」。而在個人層次，可以看到著名台灣經濟史學家劉進慶，回憶日殖當局要求集中焚毀全鎮媽祖像時，父親流下的眼淚，「成了觸發我民族感情的原點」。

二戰末期，台灣人在承受日本高壓統治之餘，內心對中國戰勝、日本戰敗有所期待。如已故社會運動家馮守娥，戰後學習中文寫的第一篇作文為《台灣解放的一天》，她猶記1945年8月15日那一日，「一回到家就聽到日本投降了。之前曾聽到傳說日本可能會戰敗，但是完全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那麼快，所以全家都非常高興，以後不再受日本人欺負了。」類似的感受，也能從在台大物理系首位女性系主任林清涼身上看到，當她眼見台灣遭轟炸後的慘狀，心裡萌生如此念頭：「如何為這些受難者報仇？中國非強不可！什麼時候才能把日本人從台灣，甚至於從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趕走？日本，最好打垮日本！」

日殖末期由特務警察捏造的「台灣獨立大陰謀事件」（1941年11月8日至1945年4月），其始末更是由於高雄的台灣人小學生在《我們對日中戰爭的看法》作文中，多數人不約而同寫道，在家中聽到家長們的談話，因此將「日本會輸」、「戰爭勝利將歸中國」、「中國軍隊會打到台灣來」等想法寫進文章，竟因此在旗山、鳳山、東港一帶牽連200多人，遭日警特務羅織為「叛亂」而遭大規模逮捕刑求的事件。

無論是個人經驗，或者集體事件，基本呈現了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並未因此被改造成「不像中國人」。對於自身所處的殖民地地位，以及對於兩岸反殖抗戰的休戚與共，也有著極為素樸與深刻的認識。

今日台灣主流話語出現一種論述，指二戰期間台灣乃日本帝國的「國境之南」，因此當時台灣人是「日本人」，非屬戰勝的同盟國陣營，故「抗戰」與「光復」為國民黨「黨國教育」產物，不符合史實。這是以今天的認同與想像，生搬硬套進歷史之中。那時日本視殖民地為與「內地」不同的「外地」，稱台灣島漢人為「土人」或「台灣島人」（本島人），還衊稱「清國奴」，不適用日本本土法律，而是殖民地特別法。「土人」、「台灣島人」、「清國奴」怎麼就成了「日本人」？

台灣光復後主宰社會的「反共」意識型態，在「民主化」之後由於內部政治鬥爭的需要，視對岸或「中國」為「敵人」，與當前的「反中」有著一脈相承，一體兩面的關係。特別從李登輝時期，利用「親日」的政治姿態，既與中共抗衡，又能對抗台灣內在的省籍與路線之爭，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刻意拉攏日本（右翼），進而「出口轉內銷」。如2000年小林善紀出版《台灣論》，李登輝向作者歌頌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統治」。欲達其政治目標，「美化」與「肯定」殖民統治，解消「抗戰」與「光復」（教科書以「接收台灣」取代）之意義，便成為重構歷史認識的利箭。

日本文部省海外宣傳員古川勝三於1989年出版《愛台灣的日本人》，將八田與一形容為「嘉南大圳之父」，讚美其為「熱愛台灣的日本人」。陳水扁執政後，將該書引進台灣出版中譯本，從而打造了「八田與一神話」。此前，1995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舉辦「落地生根，終戰50週年」，學舌日本右翼，否認對外侵略的用語，而日本拒絕承擔戰爭責任的「戰後」一詞，在台灣也被說成「學術用詞」或「中性用語」。

另一個關鍵轉折點在蔡英文執政時期，1945年5月31日美國發動的「台北大空襲」，成為史觀改造的重要標的。包括以此主題發行桌遊、電子遊戲、改編音樂劇等形式，以復現歷史之名，強化台灣社會的「受害者情結」，強調美軍轟炸機由中國江西遂川起飛，令台灣遭受最大規模的空襲，藉此宣傳台灣身受中國的「迫害」。同時還有「灣生」的悲情浪漫，同樣是在加深台灣與日本在「戰敗」上的連帶感。

今年8月16、17日國史館舉行的研討會，以「中日戰爭」取代「對日抗戰」，以「終戰接收」取代「台灣光復」，在政治上意味著「中華民國政府」官方正式將「中國」他者化，全面否定「抗戰」與「光復」，無形中彰顯銜接日本立場的「戰敗史觀」。在民間活動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推動「終戰80　全民寫史－－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圖文徵集；在影視作品上，突顯「台籍日本兵」；在出版市場上，「廣島原爆」的各種緬懷。

日據時期台灣人的反殖抗日意識，時至光復80年後，竟弔詭地被改造為日本「受害者情結」的「保溫箱」與「延長線」，背後所挾帶的政治涵義被過度低估。日本學者白井聰曾提出「永續戰敗」之說，以此描繪日本「親美保守派」否認敗戰的心態，聲稱戰爭只是「剛好結束」，一方面是對「大日本帝國」的肯定，另一方面則是正當化日本做為美國的附庸地位，肯定美國對日本的核心支配角色，並輻射到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詭異的是，台灣從「抗戰光復」史觀擺盪到「終戰接收」史觀的過程中，正是以白井聰所謂的「永續戰敗」為思想底色，因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承繼了對美國無限的從屬關係。

任教於哈佛大學的印裔英國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2013年出版《被遺忘的盟友》，突出在西方世界被忽略、被看衰的中國抗戰英勇故事，同時也被認為其還原了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該書中文版於2014年問世，米德一夕之間在台灣成了炙手可熱的「抗戰代言人」，在抗戰勝利70週年的相關紀念活動中，屢屢受到高度肯定。直到今年，他仍被邀請來台，解析「川普與習近平的全球秩序之爭」。

可是，米德在書中的史實謬誤，僅見學者汪榮祖指出：「此書論西安事變誤解、曲解如此，而西方佳評如潮，華語名人也爭相推薦。所謂全史，既不全，卻淺顯，青史何辜！」更為要緊的是，在所有推崇《被遺忘的盟友》聲音中，卻沒有人注意到米德寫於2020年的另一本著作《正義之戰》，該書質疑中國抵抗日本侵華戰爭的正當性，認為日本在亞洲是最具民主自由素質，還具有現代化基礎的國家，中國戰勝日本反而帶來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對抗民主的獨裁政權，扼殺了20世紀末之前中國民主的希望，也損害了全球的民主。

在米德看來，中國抗戰勝利的「代價」，是「不幸」地掉進了「新的民族主義」陷阱，抗戰基本上是一場不具正當性的戰爭。學者吳啟訥認為，這本書與許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西方著作一樣，陷入了西方殖民主義的思想盲點。換言之，米德代表的西方學界觀點，事實上脫離了二戰為對抗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本質，而從當代「西方價值共同體」的「民主」意識型態，重新去界定是非善意的標準與分野。

就此而言，其對中國抗戰的評價，基本上是為當代地緣政治美國霸權遏制中國崛起背後的意識型態所服務。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3月29日赴硫磺島出席美日戰死者悼念儀式，聲稱要「牢記美日雙方士兵的勇敢精神」，罕見公開讚揚二戰日軍，放進此意識型態的思維框架中，反而顯得不難理解。

從「抗戰光復」史觀到「終戰接收」的轉折與擺盪，體現了台灣在政治意識型態主導下，一段「自我顛倒歷史的歷史」。掌權者宣稱的「還原歷史」或「爭奪話語權」，只是為了辯護、掩藏其政治目。在此過程中，拋棄的不只是歷史，更是主體性，由於日本「永續戰敗論」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中心論」的潛在宰制性地位，最後得到的不只是「抗中保台」的民粹動員與認同重構，而是在歷史虛無之下，最終走向「去台灣化」。尋回歷史主體性，擺脫日本立場與西方中心，才是紀念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80週年的最佳方式，也是當下最為缺位的視野、胸懷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