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vs.「反圍剿」

話說1931年5月底國軍第二次「圍剿」的失敗傳到南京後，國民黨當局大為震驚。隨即宣佈蔣介石自兼湘鄂贛閩浙皖豫七省剿匪總司令，駐節江西南昌，調整策略為「平進窮追、分進合擊、猛打猛攻、長驅直入」。緊接著，7月1日兵分三路向江西蘇區進軍，陳銘樞指揮右路軍，由吉安推進，指揮左路軍，由永豐推進；何應欽指揮中路，由南昌推進，全部國軍兵力三十萬人，是當時紅軍兵力的十倍。此時紅軍主力遠在閩西休整，而且忙於整肅黨內AB團及社會民主黨，對紅軍面對第三次「圍剿」，在處境上的確是不利的。

中共史料說，「1931年7月1日，敵乘我紅軍主力在福建之際」，「發動了第三次圍攻，敵人向我中心腹地長驅直入，興國、瑞金等城鄉暨被佔，大部地區落入敵手」。於是紅軍主力由閩西急返江西，並瞭解到國軍第三次圍剿聲勢浩大，攻勢猛烈，因此紅軍主力由閩西折返江西時決定不直接由東向西，改由閩西而贛北，轉贛南，走贛西，然後再由西而東的曲線攻勢，以「避敵主力」，「避其朝銳」，「擾敵於後」策略，將國民黨軍拖累拖垮，然後在敵人疲困不堪之際，仍採取各個擊破戰法，「擊其惰歸」，「乘退追殲」。

關於第三次「反圍剿」的戰略與策略，毛澤東後來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如此敘述：「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避實就虛」。

毛對中共第三次「反圍剿」下的紅軍戰略策略方針雖已訂下，但戰況動態變化，方針如何指導戰爭在於毛的拿捏與實踐。史鋒在《紅軍第三次反圍剿》中說，「7月31日，我軍沿著預定的路線向富田方面疾進。突然，情況發生變化，敵人發覺我軍的行動意圖，陳誠、羅卓英的兩個師已搶先趕到了富田。這時，敵軍共十二個師從東、南、北三面向我軍迫近，形勢萬分緊急。」毛澤東說，「我不得不改變計畫，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墟，此時僅剩此一墟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里容許我軍集中。」

於是，全部紅軍三萬人都集結在這一帶山林裡隱蔽，國軍飛機整天在不斷地轟炸、掃射，紅軍處境危險至極，毛澤東說：「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力並進，找我作戰，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軍乃於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和陳（誠）、羅（卓英）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偷越過去，由東面回到西之興國境內集中。」於是，「各路敵軍連忙掉頭東進，以大包圍的姿態撲向紅軍」；亦即，「敵人被紅軍在根據地內牽著轉了兩個大來回，到處撲空」。最後，毛澤東指出：「敵則饑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卻了」。就在第三次「反圍剿」將近結束時，毛說，9月7日紅軍又在高興墟以北與國軍打了一場激烈遭遇戰，「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接著紅軍追至東固山，又和國軍韓德勤部打了一仗，韓部也撤退了事。

總的說來，國共第三次「圍剿」vs.「反圍剿」雙方死傷均重，三十萬國軍圍攻兵力僅三萬人的紅軍，居然打成一個對峙，最後國軍落得撤退、逃走。客觀而言，國民黨大軍對中共中央蘇區的決戰式殲滅性「圍剿」沒有打贏，紅軍用調虎離山策略，以少制多，形成對峙，讓國民黨當局為此出現內鬨，加上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侵略，製造東北瀋陽「九一八事變」，以及長江大水患，此使南京政府重新籌劃第四次「圍剿」問題往後拖延。

第三次與第四次「圍剿」vs.「反圍剿」時間上間隔有一年半，對國民黨蔣介石而言是重新思考「剿匪」戰略與戰術；對朱、毛紅軍來說是抓緊時機休養生息，一面鞏固內部，一面準備應付下一場的「圍剿」。 毛澤東對斯諾說：「這時候紅軍走入了一個比較和平的時期，生長和發展都很快。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931年11月7日開幕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組織成功，我被選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在同一月間，發生了大的寧都暴動，國民黨軍隊第廿八路軍（按：應為廿六路軍）有二萬人以上譁變，參加了紅軍。這些軍隊，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著（按：第廿六路軍屬西北軍馮玉祥舊部孫連仲軍隊，1931年12月初孫因公赴南京，時任參謀長的趙博生在寧都發動軍變），趙博生後來在江西陣亡，董振堂今天仍舊是紅軍的第五軍軍長。紅軍第五軍團是從寧都暴動中創造出來的。」

「寧都暴動」使紅軍聲勢大增，毛對斯諾指稱：「紅軍現在開始它自己的進攻了。1932年在福建漳州打了一次大戰，奪取了這個城池。在南方，它在南雄擊敗了陳濟棠，他又在蔣介石的陣線上，突進到了樂安、黎川、建寧、泰寧等縣。它攻打贛州，但沒有占領它。從1932年10月以後，直到長征的開始，我把我的全部時間用於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上，而把軍事的指揮交給了朱德和其他的人。」這段話最後一 句毛談到1932年10月以後他主持中華蘇維埃政府工作，朱德負責軍事工作一事，筆者補充說明如下：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蘇區後，1932年8月，當中共第四次「反圍剿」第一階段潰敗，江西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擴大會議（「寧都會議」），會議上發生關於第四次「反圍剿」軍事路線爭論，王明路線國際派指毛過去的戰略是「純粹防禦路線」和「游擊主義」，從而「王明路線的領導者通過寧都會議將毛澤東同志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崗位」。 因此中共中央局任命軍委主席兼工農紅軍總指揮為朱德，毛為中央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明顯地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之後被排擠出軍事權力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