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

「二．二八」事件牽涉面很廣，我只是在台北參加了鬥爭，只能提出若干問題來求教於大家。

一、「二．二八」的發生有其客觀必然性

談到「二．二八」首先要談到陳儀其人。陳儀早在抗戰末期就在重慶著手籌備接收台灣的工作，制定了一套計畫。陳儀本人為人清廉，有事業心，這在國民黨官僚中是少有的。他有意把台灣搞好，但他對台灣、台灣人民實在太不瞭解，因此赴台主政之後有很多失誤。

（一）沒有抓好生產的恢復和社會救濟

台灣光復之初，遭受戰爭破壞的台灣百業待興，他沒有抓好生產的恢復，對數十萬失業者沒有採取救濟或輔導就業的措施，造成台灣人民的極大痛苦和不滿。

（二）用人不當，不重視台灣人才

陳儀起用的主要幹部是他任福建省主席時的老班底。陳儀的用人原則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的老班底中不能說全是壞人，但多數還是官僚習氣極重的貪官污吏，如專賣局長、貿易局長、台北縣長等都是大貪污犯。當他們的貪污罪行被揭發出來以後，陳儀沒有採取果斷措施，予以懲處，讓這些人逍遙法外。中下級幹部及軍警大都是從大陸各地招募來的，他們以勝利者征服者姿態君臨在台灣人民頭上，他們貪污腐敗，欺壓百姓，為所欲為。陳儀的失敗，就敗在這些人手裡。而大批台灣的有用人才卻以不懂國語、不會「等因奉此」這一套為由而被排除在政府機關之外。少數被留用的台籍幹部的待遇又比外省籍的差一大截，受到歧視。台灣人民對此當然深惡痛絕。

（三）經濟政策的失誤

陳儀原想築一道防波堤，防止大陸的通貨膨脹影響到台灣，防止浙江財閥（四大家族）來台灣興風作浪。因此受到四大家族的掣肘。但他該緊的不緊，該鬆的不鬆- ，一誤再誤。「民以食為天」，大米配給制，本來可以延續一段時間，等條件成熟了再放開，以保證人民基本口糧。但陳儀到台之初就廢除了大米配給制，結果米價不斷飛漲，帶動各種物價上漲，最後各地發生搶米風潮。他設立貿易局控制對大陸的貿易，削奪了廣大工商業者的利益。上海的香煙比台灣的香煙質優價廉，陳儀卻以香煙專賣為由禁止上海香煙進入台灣，把它當成走私煙，專賣局就到處查緝「私煙」，斷了售煙小販的生計，以此為導火線終於釀成了「二．二八」事件。

（四）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對台灣的影響

1947年初，國民黨的反人民內戰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台北黃金價格向上海行情看齊，每天成倍地上漲，最後有行無市，金價一漲，各種物價跟著狂漲，許多機關長期拖欠工資，造成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當時（1947年2月份）在台灣採訪的南京、上海的記者目睹這種險象驚呼：「春天到了、台灣百病齊發」，「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張琴、楊風等人寫的報導也都說明了台灣已到了民怨沸騰，一觸即發的地步。

所以「二．二八」事變的發生有其客觀必然性。問題只是在何時、何地、以何種規模發生而已。人們也許要問光復當初，台灣人民那麼熱烈地歡迎陳儀、國民黨政府到來，萬人空巷歡慶回到祖國的懷抱，而竟然在一年四個月之後就發生了席捲全台灣的大暴動呢？分析起來原因還很多，我在這裡僅指出最基本的原因。這就是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是封建法西斯專政，它比日本的帝國主義法西斯專政，更加野蠻、殘酷、黑暗和落後。台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也非常不滿，不斷反抗，50年間犧牲了65萬人生命，日夜盼望回歸祖國，能夠做一等公民，過上幸福生活，而迎來的卻是國民黨封建法西斯的暗無天日的殘酷統治，連飯都吃不上了。這怎麼能不激起台灣人民的反抗呢？

二、「二．二八」事件的兩個階段

人們談論「二．二八」往往概念模糊。「二．二八」應該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月27日晚，專賣局緝私人員打昏煙販林江邁，接著開槍打死路人陳文溪引起公憤，群眾漏夜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第二天向長官公署請願時，遇到機槍掃射，死傷多人，憤怒的群眾佔領廣播電台，登高一呼，全島各地都紛紛起來響應。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政府沒有及時採取措施，懲辦兇犯，來紓解群眾的情緒，反而火上加油。雖然陳儀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這是虛與委蛇，實際是緩兵之計。國民黨兵仍不斷開槍殺人，群眾看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複雜性、妥協性，不能依靠，便為了自衛紛紛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鬥爭，這是正義的。

第二階段，蔣介石下令21軍的兩個師和一個憲兵團於3月8日開到台灣實行血腥鎮壓，見台灣人就殺，從基隆、台北一直殺到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宜蘭、花蓮、台東，一共殺了兩、三萬人，真是血流成河，橫屍遍野，有一批社會名流被暗殺，連屍首都找不到。隨後又進行清鄉，又捕殺許多人。這是非正義的、反動的、殘酷的大屠殺，是國民黨反人民本性的大暴露。

三、省籍矛盾與「二．二八」責任問題

台灣人民在歡慶光復不久，看到國民黨貪官污吏的橫行霸道，對國民黨政府的熱切期望就開始幻滅。早在1946年年底，我在上海就聽到了故鄉人民罵陳儀，罵大陸去的政府官員為「阿山」了。也就是省籍矛盾開始產生了，又過了一年兩個月，台灣社會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每況愈下，省籍矛盾就非常嚴重了。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二．二八」，在事件發生的頭一兩天群眾在懲罰貪官污吏的同時誤打了一些外省籍的一般公教人員，這是群眾自發的鬥爭中難以避免的。但是台灣人民很快自己起來糾正這個錯誤。很多材料都說明，許許多多外省同胞如教員、商人、學生及一般公務人員都受到了保護。據國民黨方面所調查的資料，在事件中外省人死亡人數很少，除台北市死33人（對這個數字我存疑），基隆市死4人，台中市因傷致死4人，嘉義市死1人，高雄市死3人，屏東市死1人，台東縣死1人，共死47人外，台北縣、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縣、花蓮縣、澎湖縣的外省同胞均無一死亡者。許多正義公正的外省同胞都理解這一點，支持台灣人民的「二．二八」鬥爭。如台大外省籍學生就組織起來待命，聽從我的指揮。因此，有人說「二．二八」是台灣人打外省人，這是顛倒是非，是對台灣人民「二．二八」鬥爭的誣蔑。這一點應該澄清。倒是蔣介石下令對台灣人民進行大屠殺，造成了更大、更嚴重的省籍矛盾，久久不能癒合。這一點更應該澄清的。

造成「二．二八」悲劇的責任，在事變前主要應該由陳儀來負。但事變中的更大的責任在蔣介石。前年夏天，陳儀當時的侍從（貼身保鑣，來往函電都要通過他）舒桃來訪問台盟，他說「長官公署自己有電台，每天都跟南京通報。2月27日晚上，陳儀就電告南京。老蔣立即回電：『以強硬手段平息』。3月1日下午一、兩點，陳儀又電告南京。1日晚老蔣回電：『格殺勿論，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殺一人』」。

另據當時國民黨監察院監察委員何漢文在《湖南文史資料》《二．二八起義資料集》上集第四輯寫的《台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刊於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出版的文章中寫道：「二．二八起義開始爆發時，陳儀以為問題不大，所以他最初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由於市民與經濟警察之誤會，發生衝突，雖有少數奸徒，乘機滋事，致有死傷，旋即平息。』到3月2日，他看到群眾起義鬥爭已如火燎原蓆捲全省，方慌了手腳，把事變的釀成說成是由於『奸匪煽動、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之感情，勾結日寇殘餘勢力，致無知平民協從者頗眾，祈即派大軍，以平匪氣』。蔣介石為了搶救台灣這塊肥肉，立即抽調21軍的兩師軍隊和駐福州的一個憲兵團限期開赴台灣，執行軍事鎮壓。」（見該集182頁）何漢文當時由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加派參加監察委員楊亮功的調查，是瞭解內幕的。上述資料集186頁何聘如的文章，完全印證了何漢文的上述敘述。何聘如寫道：1947年3月3日早飯後，我（時任國民黨21軍副官處處長，軍部駐江蘇昆山），剛走進副官處的辦公室，電話鈴響了，拿起聽筒一聽，原來是參謀長江崇林叫我馬上到軍長辦公室去開會，走進軍長劉雨卿的辦公室……大家圍著會議桌坐下後，參謀長即宣佈開會。軍長手裡拿著電稿紙，對大家宣讀：「奉主席蔣電令」，大家照例一挺胸，軍長接著念道：「（一）台灣亂民暴動；（二）該軍全部開台平亂；（三）軍部及直屬營連和146師即日在吳淞上船直開基隆，145師在連雲港集結候輪開高雄，並限3月8日以前到達；（四）該軍到台後歸陳長官指揮。」由此可見，叫21軍開赴台灣實行軍事鎮壓的命令是蔣介石在3月3日晨之前下的。蔣介石的這道命令陳儀當然會馬上收到。所以，緩兵之計是蔣介石和陳儀共同演出的。須知蔣介石的命令和緩兵之計，害死了多少台灣民眾。蔣介石和陳儀一樣，血腥鎮壓「二．二八」民眾的罪責是難以逃脫的。應當指出，陳儀也是聽命於蔣介石的，蔣介石應負主要責任。這一點過去很少人知道，今天應當下結論了。

上面提到，大屠殺開始以後，台北以及台灣各地都有一批社會名流被暗殺，連屍首都找不到。據陳儀侍從舒桃說，「黑名單由各單位提到陳儀那裡匯總，統一確定後交給參謀長柯遠芬。柯再分派給幾個單位去執行。」

我認為台灣當局應該公佈這些檔案，以分清責任，還歷史本來面目，卸下歷史的包袱，取信台灣民眾。柯遠芬現在避居美國舊金山，寫了不三不四的所謂回憶材料，如果他敢於面對歷史事實的話，應該把這些真實情況說出來。人們是不會再去追究他的。對當時的高雄要塞司令殺人如麻的彭孟緝來說也一樣。他因殺人有功，後來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等要職，他1974年曾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就讀，他如果真學通了歷史的話，應該把二．二八這一段經歷如實地寫出來。

四、中共台灣地下黨與「二．二八」的關係

中共台灣地下黨即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於1946年6月正式建立組織系統。到「二．二八」時，全省只有黨員70多名。「二．二八」發生前，台灣地下黨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為這是突然發生的，群眾自發的。我們事前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也沒有任何部署。當事件猛烈爆發起來的時候，當時台北為數不多的黨員都立即投入群眾鬥爭中去。共產黨員一面參加鬥爭一面找組織，互相都聯絡不上。到了第三天下午，組織才找到了我，告訴我國民黨軍憲警到處在殺人，為了自衛，根據各界群眾的要求，地下黨成立了全島性的武裝鬥爭委員會。台北的組織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同志組織領導武裝鬥爭，另一部分同志進行宣傳活動。其他各地的黨組織都按照黨的指示，全力以赴地依靠群眾開展鬥爭。嘉義的武裝鬥爭是省工委委員、組織部長兼武裝部長張志忠同志指揮的，武裝鬥爭開展得最出色，也有地下黨員在武裝鬥爭中犧牲。台中、高雄、屏東、宜蘭、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開展了不同規模的武裝鬥爭。嘉義地區的武裝隊伍後來轉移到小梅地區堅持到五月份。

「二．二八」群眾鬥爭被鎮壓以後，一切團體都被打下去了，只有中共地下黨獨樹一幟同國民黨進行鬥爭。「二．二八」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在鬥爭中看到地下黨員不畏犧牲的大無畏精神，紛紛集合到地下黨的周圍，因而「二．二八」以後地下黨有了迅速的發展，逐漸開展了工人的鬥爭，農民的「三．七五」減租鬥爭和學生運動、文化活動。到了1948年，隨著大陸上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上海進步報刊的廣泛流傳，台灣廣大人民覺悟大大提高，社會上瀰漫了盼解放迎解放的氣氛，中共地下黨進一步發展壯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二．二八」鬥爭中的骨幹分子。

可惜，1949年下半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台灣地下黨遭受了殘酷的鎮壓，白色恐怖籠罩了全台灣。據統計在長達數年的白色恐怖中，被殺的共產黨員大約四千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外省同胞，被捕坐牢的地下黨員和外圍群眾有一萬人左右。坐牢時間最長的林書揚長達34年，創世界紀錄。台灣有人說中共與台灣人沒有關係，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中共台灣地下黨為了繼承「二．二八」未完成的事業，為了台灣人民的解放，為了全國的解放，盡了最大的努力，四千名黨員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台灣籍人和外省籍人的血流在一起，他們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堅持鬥爭到1954年。這在我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應該是大書特書的。而其代表人物就是張志忠同志。還有鍾浩東、郭秀琮、吳思漢等等許多同志堅貞不屈，英勇就義。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五、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訴求

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中的政治訴求集中地表達在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特別是32條要求中。這些訴求歸納起來無非是反對貪污腐敗，反對濫用軍權、反對對台籍公教人員的歧視和差別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實現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簡化起來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這些要求並沒有超出舊政協決議的範疇，但是，長官公署的報告卻把它歪曲為「企圖使台灣脫離祖國而獨立」。楊亮功的報告也說：「此項大綱提出後，不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範圍，且其叛國陰謀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筆者在「二．二八」期間一直在台北，沒有看過、聽過要求獨立的口號。事後走遍了許多城市和鄉村，也沒有聽過獨立的訴求。

事後，國民黨公佈了「二．二八」「要犯」的通緝名單。其中有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名字。國民黨以為把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列進去，「二．二八」要求獨立的罪名就成立了。這實在可笑之至。當時在台北的人都知道廖文毅在「二．二八」前不久競選偽國大代表落選，還跑去南京旁聽偽國大，回來後他的主張仍是聯省自治。「二．二八」當中，他們兄弟兩人正在廬山遊山玩水，根本沒有參加。他們後來跑到香港，開始提「聯合國托管」，50年代跑到日本才打出「台灣獨立」的旗號。到了60年代就被國民黨招降回去，當了曾文水庫的主任。台獨開山鼻祖廖文毅的可悲下場，預示著「台獨」是沒有前途的。

相反的，「二．二八」是愛國運動的證據則俯拾即是。例如高雄學生的傳單一再地強調：「我們是絕對沒有忘記愛祖國」、「我們絕對沒有忘記祖國愛精神」、「打倒腐敗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在3月6日告全國同胞書說：「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外省同胞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熱情來，和我們共同推進。我們很誠懇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真是愛祖國的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正因為「二．二八」鬥爭是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所以得到中共中央和大陸各界和媒體包括《正言報》、《申報》、《益世報》、《立報》、《大公報》、《新聞報》、《文匯報》、《新中華報》、《新民報》等的深厚同情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在3月8日即通過延安廣播電台發表了《台灣的自治運動》的長篇廣播，後來於3月20日作為《解放日報》的社論發表。這篇社論指出：「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這是中共中央對台灣人民「二．二八」鬥爭的極高評價和強有力的支持。今天看來，仍令人十分感動，是關於「二．二八」的一篇極其寶貴的文獻。考慮到這篇文章是3月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廣播的，更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二．二八」事件的極大的重視和寫出文章的效率之高，事實掌握的迅速準確、遣詞用語說服力之強，尤其是對台灣人民的深厚感情實在令人歎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