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
近代追求富強獨立的歷史使命

中共新華社2月20日凌晨2時43分正式公告，鄧小平先生已於19日夜間9時08分逝世，享壽93歲。這位在毛澤東1976年9月9日故去後，隨即主持國家政治經濟改革發展大計，並使中國以一個當代大國的獨立地位，而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機具，重行參與世界的偉大政治家，終於萬般不捨的告別了祖國與人民，晉陞入中華民族子孫世代緬懷的不朽先烈先賢之列。

這篇悼念文字將簡要而不悲情的述及鄧小平對中國的意義，以及鄧後中國要面對的若干重要問題。全體中國人有義務以鄧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高瞻遠矚21世紀，迎接和克服新的挑戰，給全人類帶來真正和平與繁榮的新秩序。

回顧20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崛起於當代的政黨與人物，都必須回答如何使中國重歸富強免於亡國的大問題。而在20世紀的後半頁歷史展開之時，一方面中國的亡國危機愈趨凶險尖銳；另方面中國人民也進入百年來空前團結奮鬥的階段，帝國主義強權在此刻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中國人民清楚的表達出他準備用拚命來維護獨立自主的鬥志與決心，這也便構成了中國最根本的安全保證。於是，做為中國的政府與政治領袖者，也就被課以新的責任，那就是須不斷的拉近中國與強權國家間在軍事力量上的差距，徹底的瓦解強權勢力對中國的軍事冒險進犯動機與行動，扭轉19世紀中頁以來中外鬥爭的模式，

從赤裸的暴力攻防改變為經濟的與文化的本質性的競爭。中國從提升遊戲的層次，提升國家地位。

但是，從50年代開始，持續了近一個世代的毛澤東式的自力更生政策，在達成了其階段任務後，中國勢必需要更巨大的物質力量與資金，建立以美、蘇水平為目標的現代化國防，這便涉及對所謂社會主義路線的重新解釋，也難免導致中共權力結構的再組問題，「文革」因而爆發。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瞭解是正確與深謀遠慮的。毛生前數次刻意對鄧的保護，應該是鄧小平終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全勝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認為，毛在面對選擇究竟是要一個貧窮落後但革命鬥志昂揚準備打「人民戰爭」的中國，還是要一個「走資」但可以換得更多安全與富強機會的中國的問題上，放棄了他的干綱獨斷，把決定權留給了鄧。必須承認，鄧是有效的利用了毛給中國所紮下的基礎，他當然不是反毛或非毛的。關於這一點，如果從鄧小平如何執行與維護毛與周恩來始自1971年新的對美政策來看，其意義當更加清楚。毛與鄧都不是極端主義或教條主義者；而鄧應該是毛的繼承和發展，因此，毛與鄧的合作，總的目標應該是中國如何更好的生存，以及誰可以為這個目標服務。人們看到的則是「馬列主義中國化」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前後聯結，「四人幫」則被淘汰。

鄧小平的可貴在於他主動制止與防止對毛的「個人崇拜」延續或復活到他頭上，他樹立了一個極佳的典範，使中共中央的黨內民主、集體領導恢復為組織生活的常態，今後技術幹部與專業黨工將成為中共權力結構中的主幹，這固然是「世俗化」，但也是更確定的告別「革命」，有利於帶來穩定。另外一點值得重視的是，從1979到1982年，甚至到84年，中共曾進行過規模極大的黨內清理，目的主要是解決所謂「左」或防範「左」的問題，而在實務工作上卻幾乎完全避免了任何「迫害」，跟「文革」早期的情況大為不同，這似乎表現了鄧小平的行事風格寬厚的一面，或許也可以說，鄧並不懷恨。因此，某些人預期鄧後的將發生的中共左、右敵對鬥爭，機會並不大。

不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事業，誠如鄧所親言的，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提供許多人在過河的時候順手摸些其他東西的「空子」，這些人將政策與私利結合在一起，「先富起來」，十幾年下來，已儼然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富階級，大量暴露出惡劣的面目，引起反感。這一情況已迫使中共當局必須考慮與選擇，是否動用公權力進行全面打擊懲處，或是進行更廣大更深入的開放政策，以公權力支持基層人民公平取得致富管道，藉以平衡日趨明顯的貧富落差。無論如何，鄧小平身後的中共當局，確已面臨非設法改善此一問題不可的壓力，事實上，這也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民主」落實的工作。

盱衡鄧後中國的重大問題，最值關切的仍在於富裕化的過程中，小心的維持「平均」的原則，以及在階段性的「失衡」發生時，執政者站在哪一邊的態度問題。21世紀的中國將不可阻擋的高度發展，但人口超過13億以上的中國內部，要怎麼樣才能使最大多數的人認同，發展帶來的利益會公平的被政府分配，這是期望既有發展又有穩定的基礎。也就是說，鄧小平留下的遺產必須很好的加以管理與保護，他的「一個中心」政策所創造的富裕，將會在21世紀的某一個年代，幫助中國取得真正的國防實力上的與強權勢力的平等，也在經濟實力上壓倒四鄰，中國重登世界一流國家地位，但我們認為，在那一時期的中國政府，是不是有智慧與能力扮演好全體中國人民政府的角色，可能是在鄧小平逝世後的現今，就應該認真去思考討論設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