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復興與亞太未來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美國前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伊認為，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國家日益增強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在下世紀初將成為亞太地區和美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問題；建立在目前的投資和力量基礎之上的美國在東亞的現行戰略比其他替代方案好；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現實的發展模式是「東亞式的發展」，即繼續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逐漸推進民主政治改革。奈伊元月八日來台拜訪蕭萬長院長及應台北哈佛校友會發表演講，帶來了許多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智囊，他的「中國觀」和戰略思想，本文應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表達。編者

縱觀歷史，一個新的強國的興起總是伴隨著動盪和不安。而激烈的衝突常常隨之而來。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日益增強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在下世紀初將成為亞太地區──和美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的興起」是一種不恰當的說法，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復興」。就其領土和歷史而言，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亞太地區的一個重要國家。從公元五百年到公元一千五百年，中國在技術和經濟方面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雖然沒有全球性影響），歐洲和美國只是在最近的五百年中才超過它。

1979年之前，中國又有加入東亞的變化大潮。1978年，中國按人口平均算比韓國在1960年還窮。但是，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在這個國家後來的歷史中，經濟佔了主導地位，年增長率高達8-9%。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增長了兩倍。

《經濟學家》雜誌估計，今後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為7-8%。作為經濟增長之依托的經濟基本要素可能保持良好的狀況。亞洲開發銀行設想中國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樂觀的，即今後10年人均經濟增長率為7-8%，而隨著人口受撫養比率上升和儲蓄減少，增長率在21世紀20年代下降到5-6%；另一種是悲觀的，即中國沒有進行必要的改革，而收入的日益不均使人均經濟增長率下降到4-5%。即使這個數字也差不多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目前增長率的兩倍。

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力量是發展同樣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基礎嗎？有關的資料和看法有爭議的，因為中國並不把所有與防務有關的開支都透露出來。

總部在檀香山的東西方中心的態度比較樂觀。在它看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還遠不能滿足其防務需要。中國的軍費一直非常低，特別是考慮到其國家和軍隊之龐大……中國的低軍費反映了其明確的政策，即軍事現代化是服從和支持國家經濟建設的。

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的軍事力量可能增強。即便這不會使中國成為一個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全球性──或者地區性──強國，這也確實意味著北京對其鄰國來說可能顯得更加可怕。此外，中國增強的軍事力量意味著今後美國的任何軍事任務都將比現在需要更多的軍隊和物資。也就是說，即使排除所有誇張和誇大的成分，也必須認真地看待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增強，應視之為這個地區的一個新的因素。

政治情況和外交政策

中國打算怎樣利用它的新力量是一個引起激烈爭議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這些變化既包括政治制度的演變又包括中國闡明其國家利益的方式。就短期而言，保持連續性是有可能的。今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鞏固了江澤民的地位，並進一步確定了現行政策的軌道。

把眼光放遠一些，展望一下中國在下世紀初的情況很有意義。

1994年，當我和埃茲拉．沃格爾都在國家情報委員會工作時，我們兩人作出一些有關下世紀初中國具體地說可能是什麼樣子的不保密的設想，並讓一些學術專家估計這些設想實現的概率。隨後，我們分析了這些設想與中國外交政策的關係。

東亞式的發展──繼續保持快速經濟增長，保持面向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勢，保持中央政府相對穩定的控制。政治多元化勢頭加強，逐漸確立民主制度和人權。外資可能使基礎設施迅速發展──這種設想似乎最有可能成為現實。一些有見識的觀察家──包括前美個駐華大使芮效儉──都說，現在有更多的中國人比這個國家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候更加自由了。《國民利益》主編歐文．哈里斯說，用「極權統治」來形容中國政權是荒謬的。

美國總統柯林頓說過：「社會的推動力和經濟變化的本性──再加上從外部世界獲得信息的能力──共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增加自由精神。」《紐約時報》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它認為：「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繁榮帶來了具體的政治變化，甚至也沒帶來柯林頓認為必然會出現的無形的自由弊端。」而像多克．巴尼特這樣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則又有不同看法。他說：「對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控制已大大放鬆……如今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不但經濟上富裕多了，而且還比以前擁有了更多的個人自由，他們可以選擇職業、生活方式、個人興趣和關係。大多數中國人現在有比以前多得多的獲得各種信息的機會……多元化跡象──到目前為止還僅限於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不斷增多。」

另一個弄清中國意圖的辦法是先不研究國內因素，而是依靠歷史類推和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把中國看作是一個理性的國家。即使是在這個問題上，專家們的看法也不一樣。在一些專家看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恢復，它顯然希望重新獲得地區支配地位。這會使它與美國發生衝突。其他專家則認為，中國將希望成為一個全球性強國。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認為：「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狂熱地想在全世界傳播其生活方式的國家。它也從來不贊成擴張，至少在從明朝以來的五百年中是這樣。中國現在主要關心的國內的事情，而且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地區性挑戰而不是全球性挑戰的可能性較大。

國家利益可以隨時間而變。每一個國家都有許多願望，這些願望列出來就像一份有價格的菜單。但是，要在特定的形勢下闡明國家利益，就需要瞭解各種限制和代價。就中國本身而言，它很可能想強行收回台灣，確保控制南中國海和確立自己作為東亞地區首要國家的地位。但是，中國領導人不得不面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各種限制，不得不在各種目標之間進行協調。鑒於中國把經濟現代化和依靠外國市場和資源作為首要任務，它不得不面對由自身造成的限制。它還要面對由美國的力量造成的限制，而這種力量不大可能消失。最後，它還要面對由與該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造成的限制。

在現實世界中，各國都需要重新闡明它們的利益。80年代初，中國避免與防止核武器擴散制度粘連；到了90年代，除了與巴基斯坦有關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例外情況之外，中國基本上改變了立場，開始遵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此外，在90年代初，中國的態度是不贊成全面禁止核試驗。到了1996年，中國重新闡明了其利益，並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草案。北京的國家利益的進一步演變將取決於美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政策。

美國政策

與歐洲不同，亞太地區在冷戰期間沒有形成一個富國的機構網。而且，中國和日本沒有像法國和德國那樣在歐盟和北約這樣的背景下和好。冷戰的結束使亞太地區早些時候的舊衝突顯露出來。因此，這個地區的一些國家增加了它們的軍備，雖然到目前為止這僅導致了軍備「競走」，而非軍備競賽。

冷戰期間，中國、日本和美國在亞太地區與蘇聯抗衡。蘇聯的解體使美國佔據了支配地位；中國的分析家有時抱怨說，這個地區沒有均勢──而中國軍力的增強可以恢復均勢。美國人則警告不要改變目前的均勢。兩國分別利用這個詞的兩個不同的但是長期存在的含義：中國指的是大致平等的力量分配；而美國指的是目前的力量分配，一些分析家認為，美國可以避免與北京發展衝突，所需要做的就是退出這個地區，讓當地的均勢在中國、日本和復興的俄羅斯之間形成。其他分析家則認為，目前的力量分配使這裡出現了政治穩定，而這種穩定鞏固了亞洲的經濟奇跡。美國的優勢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華盛頓距離這裡很遙遠，在這裡沒有領土要求，而且能夠提供穩定，從而使當地沒必要展開軍備競賽。這些分析家指出下面這個事實，即美國在這個地區駐軍差不多受到這裡所有首都的歡迎。

美國目前的戰略被稱為「建設性接觸」戰略，有關接觸和遏制的辯論比這兩個本身所表示的意思更複雜。接觸與其說是一項具體的政策，還不如說是一種態度，而且它本身包含著限制因素。「建設性接觸」戰略沒有說明怎樣處理諸如台灣、貿易和人權之類的難題。它沒有阻止柯林頓政府在1996年派兩艘航空母艦去台灣，或者阻止它堅持要中國滿足適當的條件才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人也反對說，這種接觸太含糊不清了，有時像是遏制。例如，他們對1997年9月重新確認美日安全條約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

儘管對「接觸」和「遏制」口號敘述得不夠充分，但是，「接觸」口號所表明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著美國已拒絕接受認為與中國發生衝突不可避免的論點。儘管在貿易、人權和不擴散核武器政策的一些細節方面存在分歧，但是，美國看到了共同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目前壓倒一切的穩定對中國和美國都有利，這種穩定可以促進地區繁榮。兩國都不希望朝鮮半島發生衝突或者出現地區核軍備競賽。

在多邊機構方面，美國強烈支持東盟地區論壇。中國據說願意通過雙邊途徑與其較小的鄰國打交道（這是一個大國的自然反應）。另一方面，北京認識到，它不能對東盟地區論壇置之不理，包括這個論壇就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編者）問題進行的討論。旨在成立東北亞安全對話或論壇的努力不太成功，主要是因為中國不願意孤立北朝鮮。中國到目前為止不願意接受美國過去提出的中美日三國國防部長舉行會談的建議。但是，如果兩個朝鮮開始與中國和美國舉行四方會談，這種限制就可能減少。

與日本──美國是在這個地區駐軍最多的國家──的聯盟對華盛頓的戰略至關重要。1996年4月，橋本首相和柯林頓總統公開支持一個聯合小組重新闡明《美日安全條約》以使之成為冷戰後這個地區穩定的基礎的工作。這可能是這個地區最重要的關於政策的事態發展之一。它意味著中國不能借助日本來對付美國，或者試圖把美國從這個地區趕走。美國和日本可以利用這個穩固的陣地進行合作，在這個地區共同對付日益強大的中國。

一些分析家擔心這樣做會促使中國與俄羅斯重建它們在50年代的反美聯盟──中俄在《美日安全條約》被重新確認之後舉行的首腦會談暗示了這種可能性。這種情況不大可能會出現，理由有二。首先，中國和俄羅斯需解決與遠東地區的人口狀況有關的問題。遠東地區中俄邊界兩邊的人口懸殊很大，俄羅斯一邊有六百萬到八百萬人口，而中國一邊有多達一點二億人口。其次，一個更強大的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與美國在一個穩定的多元化的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不一定是不相容的……美國和中國在歐亞大陸彼此需要。只有笨拙的美國外交可能損害華盛頓在東亞的有利地位。

結 論

沒有人敢保證美國的現行戰略會有效；中國隨著國力的增強將怎樣表現也說不準。但是，現行戰略比其他替代方案好：它是建立在目前的投資和力量的基礎之上的；而且，在形勢變化的情況下，這種戰略是可以扭轉的。

在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北京可能希望把美國從這個地區趕走，並對其鄰國行使霸權。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各國都學會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闡明其利益。美國在下個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仍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由於沒有其他機構，華盛頓在東亞的駐軍可以提供穩定。只要美國合理地利用其權力，以便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繼續受益於其他有利於穩定的影響力，並明智地進行投資以便維持其權力來源，那麼就沒有任何國家或聯盟可能對它提出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越是維持在東亞的力量和不理會悲觀人士──這些人會抓住機會把有關衝突不可避免的看法變成一個不幸而言中的預言──的建議，與中國避免衝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本文原載英國《生存》雜誌1997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