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興起和美日安保條約

失之一廂情願

在未來一段時期中，亞太未來的穩定，基本上是必然奠基於美國、日本與中共這樣一個三角關係的穩定，這是無庸置疑的。這三個國家或政權在對台問題上的互動結果，幾乎就可以決定台灣的未來。而對俄羅斯的考量，目前幾乎可以完全省略；一則是因為其經濟困境；二則是它與北京的利益遠大於台北。

身處於其中的台灣究竟會面臨一個怎樣的地位，當然是我們的首要關切。

日前甫出爐的美日安保新指南，大致可以看成是美國對未來亞太安全架構的一部份。只要再加上與北京在其間的互動，未來五到十年間的安保情勢，大致可以明暸。

所以，在日前的美日安保條約出爐後，台灣在未來這一個亞太局勢中的地位，其實已經可以初見端倪而如果還一味認定自以為美日安保條約可以籠罩台海，那就未免太過樂觀而失之一廂情願了。

平實而論，最終定案的美日安保新指南，果然並無令人特別吃驚之處。

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整體而言，這是美國為因應後冷戰時代來臨，而在亞太地區所設立的安全架構，所以它是美國全球安全戰略架構的一部份。另外，純就台海安定而言，它是一個把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與美國概念中的亞太安全架構結合的橋樑。

所以這個問題要從美國的後冷戰時代全球安全架構、以及北京的因應態度來看。

無疑地，相對於冷戰高峰時期，美國現在在全球安全事務上所投入資源，是要少得多。而且如果再從全球資源所擁有的程度來看，美國也正在逐漸凋蔽中美國國內民眾對於美國本身使用於全球安全事務的大量資源也日漸反感。

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以雙邊關係為外交政策主軸的美國，在未來全球安全上所使用的架構，就必須有相應的變化。這個新的架構，目前看來，已在逐漸成型中那就是以美國為軸心的多邊主義。在這個概念下，美國在歐洲依賴由它本身所能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中東則以埃及與以色列為主要依靠；在非洲則是以曼德拉所領導的南非為美國的主要代理人；在南太平洋以澳大利亞為主要盟邦；在亞太則是以日本為主要盟友。

在這樣的架構下，美國仍試圖把權力投射的達距，擴至最大。

但在亞太，對於以東協國家本身主導的「亞太區域論壇」，美國仍持有若干戒心。美國國防部人士還曾三翻兩次地希望把「亞太經合會」賦予安全架構的功能，來與「亞太區域論壇」來對抗，就可以窺其端倪。

另外，美國在亞太所依賴的另一隻腳－－澳洲，由於日漸嚴重的內部種族歧視心態，使得美國在拉攏澳大利亞之時，始終要顧及東協國家的反應。

由是日本的地位更形重要。

這是為何會有重新釐定美日安保條約的美方主要考量因素。

在另一方面，日漸興起的中共政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和走向，是真正美方在亞太關切的主要重點。

要在這些個概念與架構下來看美日安保在台海的適用性，才能真正瞭解該一背景，而不致出現無謂地誇大或低估。

在亞太安全方面，美方毫不避諱指出，未來亞太安全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共的興起。美國國防部長培里早在95年10月的西雅圖的演說，和96年2月13日的演講中，即已強調同一件事，那就是美國已正式承認北京已是一個具有世界地位的強權。基本上美國是想讓北京明白，美國已承認北京在亞太地區的份量與新興地位，他說，「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而新亞地緣政治秩序，正在亞太地區形成。」

其實，不止培里所代表的軍方持如此態度，就連與行政部門同一政黨的美國前聯邦參院軍事委員少數黨領袖努恩（SamNunn）也發表類似的看法，他在96年2月29日在美國參院就台灣／中國政策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應從歷史中獲得教訓，接納中共這個興起的強權，以免重蹈德國、俄國、日本興起時，引發全球性災難的覆轍。

歐布萊特女士在接任美國國務卿後的一篇講辭中，再度承認此事。她說，「在亞洲與全球事務上，中國是一個上升的勢力」。

美國事實上充份明白，她必須正視北京的興起，而且事實上還必須設法把北京納入，成為亞太安定的一支助力。這是為何美國與日本一再宣稱要把中共納入國際體系的根本原因。

而東協在中共興起一事的態度上，一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1996年2月25日的香港《南華早報》上一篇專欄中所說，「如果美國和其所能帶來穩定本區的效應無法持續到20年左右，那亞洲國家的領袖就要小心的避免去激北京」。他認為，「東亞的國家不會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做左右袒」。

東協國家不會支持美國對北京的圍堵。以新加坡在東協國家中已屬親美派，尚出此言，其他如馬來西亞更不待言。所以，一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於95年7月13日在美國參院外委會作證時所說，「美國對中共的圍堵勢不可行」。

圍堵與接觸並非全然相斥

更何況，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評估中，中共並不是一個具有擴張性或擴張傾向的政權。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如當年對蘇聯所採行的預設性的圍堵，對中共而言，變成既不可行，亦無義意。

但正如美國亞太助卿陸士達在接受聯合報訪問時所說，美國仍必須防止「突然出現的強權中國」。

他說，「在他們（中共）完成了經濟改革與軍事現代化、變得更有力量後，會出現何種政策？我想人們期待排除一種更形軍事好戰的型態出現。我想這是周邊國家為何如此的急於要把北京納入像東協區域論壇那樣的區域組織之中這樣彼此可以更為瞭解相互的企圖，以免在20年之後，在感覺上，似乎是突然出現一個強大而又可能是帶有好戰侵略意味的中國。」

在這情勢下，美日安保再檢討的背景，就是很清楚的了。

其實，美國的政策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位瞭解內情的美方人士就明 白表示，圍堵（Containment）與接觸（Engagement）二者之間並非 全然相斥，二者之間是存在有相容的灰色地帶。就現在的實際情況而言，「圍堵」與「接觸」二者，在某種抽像的概念上，同時為美國所採行「要接觸」以求能使中共的軍事方面更加透明化，而這種透明化，未嘗沒有一種抽像的對未來的不可測有一種防止、甚或「圍堵」意味。

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中，美國的對台政策也勢必要出現相應的調整，雖然國務院的官員一再喜歡強調，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變」。

美國亞太助卿陸士達、副助卿謝淑麗都在接受聯合報訪問時表示，「美國所關切的台灣政治民主自由、經濟繁榮與區域穩定」三項，而這與中共所要求的一國兩制」「是可以相容的」。

而所謂「台灣問題」，在中共政策中的份量，是可以瞭解的；一如中共外長錢其琛一再告訴美方，「台灣問題與中美間最敏感的核心問題」，而美方人士也同意，美國沒有必要在中共這個最堅持的議題上，去做必然發生武力衝突的抗爭。一位美方人士說，「我們所更關切的是整體亞太的穩定與安全」。

在這樣的情勢下，美方以堅持前述三項「關切」、以及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來換取北京在亞太穩定、乃至人權問題上的合作，是可以想見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美日安保新指南事實上是必須遷就中共。

如果瞭解了這種背景，應該可以明白，美日安保新指南中所謂的日本「周邊有事」，根本就不可能把台海明訂在其中；因為如果真正這樣，那必然會出現一種弔詭，因為這個安保指南的本身，就必然形成 衝突的焦點。美國在把台灣點名列入去自找「一個這樣的必然衝突」嗎？但美國仍勢必要維持台海的穩定。因為這不僅是亞太的穩定問題，更是足以帶動美國國內政治的敏感問題。

所以《台灣關係法》這樣一個北京極度不喜歡，而勉強可以忍受的條文，再度被提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天才的主意。因為這實在是為美日與北京間提供了模糊的緩衝，而這個模糊的緩衝正是 美國要從當前情勢下脫身的必要條件。

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的副助理部長坎柏，在97年8月19日華府的一場記者會中，相當技巧地把美日安保在台海的適用性與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連結在一起。他在回答到底美日安保指南是否 包含台海時？，並沒有針對問題回答，反而是說，「指導美國與北京和台北接觸的原則是三報一法－－三個聯合公報與《台灣關係法》」。

這種作法的要點在於，美國並沒有明白的對北京作讓步；但在實質上，是退了半步；可是又沒有放棄對台灣安全的承諾。

其實，早在1997年8月23日美國國務院就已放出風聲說，美國在美日安保的「周邊」問題立場上，是「不設定區域基準」。而更早在8月6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率團赴北京時，已經就此事與中共取得相當的諒解。這還是9月13日亞助卿陸士達在東京的記者會中，明白表示的。

在8月六日美國白宮所提供的新聞稿中，就明白指出，伯格之行是為10月底的柯江高峰進行預備性的磋商；而陸士達的講法更提供了一個背景性的說明，亦即伯格之行是把有關美日安保是否納入台海，讓北京有了一個「最低的滿意度」。至少是柯林頓政府明白表示，如果沒有這個「最低滿意度」，柯江會談是否能開的成恐怕都有問題。

但值得台北注意的是，這個日本「周邊有事」的定義，既然等同於《台灣關係法》概念中的「任何以和平以外之手段，決定台灣未來之努力－－包括抵制與禁運在內，均為對西太平洋地區之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所以《台灣關係法》中，原來在制定時就刻意保持「模糊」的部份，再度被更刻意的保持。

而這種被刻意保持的模糊，並不足以仗恃，尤其如果是台北被「認定」為對區域穩定的挑戰者的話。

這要回溯到當年台灣關係系法的立法背景中去瞭解。

原來，在《台灣關係法》中有關安全條款的制訂時，美國白宮與國會間就曾有過針對台海安全保障的爭議。當時美國國會在對台安全保障上，原本是要以強烈的字眼，「任何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將被 視為對美國安全之威脅」來表達，結果當時的總統卡特邀請了幾位主要參議員到白宮就此一議題進行討論，卡特並明白告以「這種嚴重的修正案通過，我將予以否決。」所以「對美國安全之威脅」的字眼，才被改為現在的「嚴重關切」。

這個妥協，事實上就是「刻意模糊」。而卡特本人也對此一「刻意的模糊」提出明白的解釋。

特總統本人在1984年6月20日接受訪問時指出，他是對《台灣關係法》的部份條文不滿，但因為總統有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所以沒有問題」。所謂的總統「自由裁量權」，也就是可以刻意模糊的灰色地帶。

在這個「刻意被保持模糊」的部份之外，令台北真正傷神的恐怕會是與這個「周邊有事」一體兩面的政策，也就是陸士達1997年9月13日在東京的說法，亦即美國會再度、甚至是更強力的要求「台北與北京盡速重開有意義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