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金融風波中香港「新生代產業」
建設的契機

1997年下半年席捲東亞地區的金融危機，對於「九七」後剛剛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帶來什麼衝擊；以及香港、新加坡、台灣、中國大陸在危機中如何反應？……還有，「經濟中華」和新加坡經濟的相對安然無恙，對於東亞經濟奇蹟的再探索，會有什麼意義；特別是對東西方關係的調整及「文明的對話」，可以發生什麼影響？……在新年到來前夕，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作者願以此文做為致送本刊讀者的1998新年禮物！

建立一個長期規劃、危機預報、危機管理的「官、產、學三結合」系統

董建華的《施政報告》雖然為香港新紀元的經濟發展勾劃出一個藍圖；不過，令人驚奇的，它對1997年夏天以來即在擴大之中的東南亞金融風暴，似乎並未加以注意；就在它出台後十天八日，香港本身便遭受到龍捲風式的襲擊；其震盪和受損的程度都相當的嚴重。

這種「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了董建華及其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需要以產、官、學三結合的方式，重組「中央政策組」，使它做為決策諮詢系統，在日常性政策諮詢，對以「三跨越發展協作」為內容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亦能發生作用之外；還得進行各種可能發生的「意外」？「突發」的危機，進行探測；並設計相應的「危機處理」方案。

幸好，在這次風暴中，香港雖然遭受到損失；總算應付得很好，這固然同它的內在實力有關，又何嘗不是由於中國的後援。

因此，如果說《施政報告》使「一國兩制」在理論、實踐上得到進一步發展；那麼，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這次風波中的互相支援；既是「一國兩制」的另一發展；也使它在鬥爭的實踐中得到發展。

這對於兩地以及整體中國的發展；還有其國際意義，是非同凡響的。

東亞金融風波「衝擊承受力」決定於「泡沫經濟」的程度

實際上，經過這次風波後，香港和台灣及新加坡，做為一個經濟發展的模式，更見突出；對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及中共「十五大」構想的落實來說，它們的規章制度和運作模式，更具示範作用和參考價值。

比如說，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在這一次的東亞金融風波中有頑強應戰的能力，可能是制度和政策上有一定的合理性；養兵千日，對於突發性事件遂有一定的承受力，具體見之於：

──有比較完整的運作熟練的規章制度（包括對金融和其他層面經濟活動的監管、調控……）；政府和企業及一般民眾有法可依和知道依法辦事的重要性；

──有一個相對透明化和專業化的公共行政系統，見之於公務員系統的相對獨立；其統治精英和政府官員感受到公眾的壓力，需要他們這群大權在握、養尊處優人士好自為之，不斷地提高對公眾服務的質量；

──營造、優化經商的環境，使企業界人士能在相對獨立與自由的經營情境中大做生意；讓大小商家都有一個在公開情況下進行競爭的機會，而不是以政治、行政力量來扶植一小撮特殊利益集團（如，給予後者「政治貸款」、「政策貸款」……）因此免除了官商勾結，官商一體化以至於政商不分……之類違反市場規律的弊病……

無可否認，在一定程度上，台灣也具備了上述的優秀條件；也許，這可用於理解為什麼它在這次「風暴」中也能相對無恙的原因吧！

換句話說，凡是不具備上述條件（或者說，反其道而行之者）；便有可能在這樣那樣的「風暴」中受到衝擊；而其受損程度，同其經濟、產業活動中「泡沫化」的程度，又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這是一個「規律、定律」，便可以理解，為什麼香港比新加坡受到衝擊的損害程度大；因為，在過去幾年，在香港，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用於地產和股市投機的款項龐大，在「產業空洞化、空心化」的同時，香港實際上已遭遇到「泡沫經濟」的威脅。

同樣的「規律、定律」，更可以理解，為什麼泰國在這次危機中，幾乎是「一蹶不振」；而馬來西亞和韓國更飽受重創；以至於號稱「經濟大國」的日本，在「泡沫經濟」的後遺症中，亦回天無術。

內部的結構性、政策性失誤，引發形形式式的危機，自亂陣腳；才給國際炒手狙擊，以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及由它們控制的國際財經體系（如，國際貨幣基金……）一個對「亞洲奇蹟」加以「治理整頓」的機會。

東亞經濟奇蹟再探索中的香港和「世界華人經濟網絡」

無可否認，新加坡、香港以至於台灣等地能成功地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的經驗，給予中國大陸的啟示，相信會是很深刻的。比如說，它對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努力，金融體制的改革開放和監控措施，人民幣進入國際貨幣市場的處理，外匯期貨交易和衍生工具及現代金融工具的使用，以及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等等，都可能帶來了不同的訊息和啟示。

換句話說，進入1998年後，對於落實中共「十五大」不要在所有制和國營企業的改造等大事上糾纏姓「社」姓「資」的問題，在理論、實踐、模式上，都要有新的理解和做法了。這個轉變，實際上，中央對於施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要做更大程度的借重、依賴，而透過香港，對新加坡和世界各地華人經濟的借重，使各地的資金、技術、人才，也將帶來新的活動天地──只要在政治關係上不發生重大的反覆，台灣的機會，當然也會是很可觀的。

與此同時，北京方面在對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經濟系統及高速成長進程的經營管理能力（如，其宏觀調控和軟著陸的表現……），以及這次東亞經濟風暴中的堅強表現，亦必然為新、港、台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認識到，它們的未來規劃、未來發展，同北京的，更是息息相關。

無獨有偶，在這次東亞金融風暴中相對安然無恙的，都是中國人和華裔人士有關的經濟體系；即，四個中華經濟（經濟中華）和新加坡經濟。人們不可能用族群主義來解釋其事；但在中華傳統中，可以找到一些文化的因素（如，群體主義、憂患意識、勤儉辦事、中庸之道……）。而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成長和綜合國力的穩定增長，也在這次的危機中顯示出其微妙的穩定性作用。

在這個基礎之上，香港可以是四個「中華經濟」和新加坡經濟的協調中心；並進而同東南亞各地及美、加、紐、澳……等地華人經濟，提供一些協調作用；特別是對於東南亞的華人經濟，在應付可能進一步惡化的危機中，提供一些協助，並使到華族經濟對於東南亞國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做出應有的貢獻。

所謂「世界華人網絡」，即，為「經濟中華」和世界華人經濟的交流協作用，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可以是香港新生代產業的一個組成部份。

在東西方「文明衝突、文明對話」中發揮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學作用

如果，人們能平心靜氣地對20世紀「影響最廣泛，衝擊力最大」的金融風潮加以分析研究；再結合董建華《施政報告》和新、港、台、中國內地應付此風波的政策、行為，實際上，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亞經濟持續成長過程中的一次起伏、挫折、轉折；也是它將進入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預兆，即，第一波是日本的高速成長（1950年代-1960年代）；第二波是「四小龍」的興起（1970年代-1980年代），第三波是泰、越、馬和印尼及中國的突飛猛進（1980年代-1990年代），現在是要進入「第四波」；

──實際上，這次的「風波」，反映出，東亞經濟發展自有其不同的模式；而相似的歷史經驗，以及這次風波中，藉東盟30週年大慶之際在吉隆坡召開的「九加三峰會」，更顯示出，走向21世紀的東亞國家／地區，不得不進行多樣化的交流協作（包括金融、經貿合作……）。因為，不如此，不足以擺脫當前的困境，應付下一個龍捲風式的「風暴」，更休談在危機中創造另一個新的東亞經濟奇蹟的；

──無可否認，這一次的風暴，亦涉及東西方的衝突，以美國而言，挾著經濟強勁和科技優勢，在後冷戰時代，以各種形式出擊（包括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操縱利用）；莫不在於重新確立它在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優勢。這次的危機，不能說是美國一手挑起；但是，給予它一個意外的機會，以「美式文明」來規範東亞發展；並教訓一下馬哈蒂爾這樣的「反西方人物」……難怪，它的傳媒喜形於色，認為「東亞模式、亞洲價值」已經「徹底破產」、「一文不值」了。

在這個帶有東西方「文明衝突」意義的東亞金融風波中，董建華《施政報告》中所強調的，「跟上世界潮流，保持旺盛的經濟發展活力」（16章），在內部鼓勵競爭，以提高經濟效率和對外競爭能力（43章）的大義，還是要堅持下來的。

其實，東亞國家只能得到一個結論：在進行內外整頓，使「危機」轉化為另一次「奇蹟」的「契機」和「機會」的鴻圖大計中，更有心機地對外開放；並且在同美國及歐盟等西方國家的交流協作中，敢於競爭，以之加強自己，才是生路。

不過，在重新引進西方世界的資金、科技、人才、商品、模式……這樣的「文明對話、文明交流」的活動中，東亞國家／地區需要出之以新的概念、理論、方式、模式的……在一個尊重主權、平等互惠大框架的建立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f」字型發展策略，可能使它具備相對的優勢條件，自由自在地開發較有創意、較具成效的探索活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