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於台灣問題的認知

中國的主權，包括台澎金馬地區在內，乃是屬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12億中國人，而不是屬於台灣內部的某些份子，他們絕對沒有權利改變中國主權的地位。

當時兩岸當局唯一的共同點

自從1949年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敗退至台北並重建其政治中心，台灣海峽兩岸當局幾乎在每一件事務上都抱持著不同的意見－－除了「只有一個中國」之外。雙方都宣稱是中國主權的合法擁有者，並期待以任何方式終結中國尚未結束的內戰狀態。

在1972年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美國官方認知到，「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的這項認知，於1979年被加以重申，並且成為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的一部分。

那麼為什麼當江澤民發表中國統一政策八項要點一週年之際，李登輝「私人訪問」美國，而北京卻以軍事演習表達其抗議的數個月之後，以及接近台灣史無前例的「總統」直選前夕，中國總理李鵬卻必須再次重申北京政府對於中國主權的底線﹖

過去半個世紀之中，當處理中國統一此一目標時，不管在策略上曾有過什麼變化，這項主導中國台灣政策的中國主權原則卻沒有絲毫變動，也看不出未來會有什麼改變或談判的空間。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大陸政權曾對其策略進行調整，在毛澤東時代，由武力解放台灣轉變成和平解放台灣；在鄧小平時代，出現所謂的和平統一，或者說不改變台灣現有體制的「一國兩制」策略。

關於和平統一的政策性宣示，首先是由老元帥葉劍英於1979年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時所提出的《告台灣同胞書》開始。葉劍英重述了上海公報所說的「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後來已故的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概念，用以補充說明和平統一的目標，指出在此一過程中，台灣或大陸各自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體制均不必經歷劇烈的變化。換言之，海峽兩岸都不應干涉對方事務，而應以長遠眼光看待中國統一。不論現階段雙方在經濟發展、社會與政治生活水平上有什麼差異，透過兩岸的和平互動與交流，可以增進相互間的瞭解以及雙方利益的合作，然後過去數十年來雙方在冷戰環境下所造成的敵對與相互獨立態勢，就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獲得解決。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已經放棄了毛澤東路線中所十分看重且要求的「解放」觀念。回想起來，鄧小平在政策上的開創性，的確不僅有助於化解兩岸人民的敵對態勢，更溫暖了雙方當局之關係。針對北京的和平表態，台北方面成立一個直屬於台灣總統之下的特別委員會（國統會），提出自己的「國統綱領」。在此之前，以蔣經國為例，就在他去世前的1988年初，台灣人民赴大陸禁令終於取消。不久之後，前往大陸的台灣旅客與商人大幅增加，數量達到雙方當局不得不就某些規定與條例進行相互協議的地步。

北京善意解釋李登輝的任何嫌疑

因此台北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作為政府處理半官方非政治性事務的白手套。相應地，北京亦授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作為處理兩岸商業問題的對口單位。兩單位分別代表台灣與大陸進行一系列會議，並於1993年兩會會長汪道涵與辜振甫於新加坡所舉行的「高峰會」上達到高潮。

兩人代表了北京與台北兩岸談判的最高半官方單位。一方面，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對於和平統一這個開創性政策，加快了雙方具有建設性的接觸與談判的進程，可能覺得非常滿意。

但另一方面，他們卻沒有洞察到，或者至少說不太願意接受一個事實，即台灣內部的權力分配，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政治變動過程中已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而台灣方面的情勢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悲劇方式處理1989年6月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示威抗議活動的刺激下，相繼對中國進行各種形式的制裁；同時蘇聯與東歐集團一夕之間分崩離析，隨即終結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強權。在這種情勢下，國民黨當局開始籌劃其與大陸關係的新方針。90年代初期開始，在李登輝的主導之下，新的行動方針是一種「彈性」或「務實」的外交攻勢，用以拓展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這項政策使得北京原先所認為僅僅依賴傳統中國民族主義（這個觀念長久以來被海峽兩岸中國人所接受）就可以達成的和平統一樂觀期望受到嚴重衝擊。

在戒嚴法的統治之下，原來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禁止任何尋求台灣獨立的政治運動，並主張擁有全中國主權的正統性。但這一切自1988年解除戒嚴法之後都改變了。不久，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合法化。此外，原先被宣佈為非法的台灣獨立運動流亡份子被允許回到島內，當中許多人發現，對於投入公職選舉，民進黨是個可資利用的工具。

台灣獨立的倡議由原先只是一種檯面下的訴求，一躍而為民進黨政治活動中的明確綱領。事實上，訴諸於台灣住民反中國情緒的台灣獨立主張，成為民進黨吸引傳統上抨擊執政的國民黨的一些選民的關鍵論點。當台灣進入政黨政治時代，曾經以主張自己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作為其存在理由的中華民國政府，發現它失去了領土。

實際上，台灣的地方性與全島性選舉相當頻繁，幾乎不到一年就有一次，就在不斷的選舉過程中，國民黨的合法性持續受到考驗。因為國民黨為了把持政權，它必須在島內政爭與海峽對岸的雙重壓力下取得困難的平衡。

在李登輝繼任蔣經國為總統的90年代初期，北京的台灣觀察家對於李登輝的任何嫌疑都做出善意的解釋。在這種理解基礎下，當1991年12月台灣舉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這次選舉造成台灣權力基礎首次重大轉變，反對黨提出中華民國政府主權的合法性僅止於台灣，而將中國排除在外。由於這項主張，北京才會將對於台獨陰謀者的不滿指向在野的民進黨，而非執政的國民黨。稍後，在1994年一場「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中—這是一個自1992年開始的年度盛會，會中邀請海峽兩岸及海外華人學者交換意見—許多大陸與會者，在聽了一篇主張必須對197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和平統一要求進行再修正的論文後，表現出一種不信任感。

台灣在玩一種新主權觀

論文發表人主張，海峽兩岸中國人持續奉行的「一個中國」原則，雖然它是1979年政策形成之基礎，但卻不再具備有效性。他接著提到，作為最高立法當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重新審視該項政策並做出必要的修正。

如果我們指出，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並沒有立刻或願意正視台灣有可能在執政的國民黨當局領導下走向分離或獨立，這將有助於我們回想1995年李登輝「私人訪問」美國前夕，中國海協會執行副會長唐樹備在台北與其對手開會的情形。唐樹備在會議失敗之前，他引述說：「海峽兩岸之非政治性商業往來不應被政治上的衝突所干擾。」事實上，直到白宮方面宣佈准許李登輝赴美訪問之際，大陸上許多負責台灣事務的官員，像是唐樹備，都希望當時兩岸得來不易的熱絡關係不要被中斷。

台灣方面正在玩弄著一種新主權觀，主張擁有台澎金馬地區，而與大陸主權相分離，這種主權觀早在1991年出現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名詞時就已成形。但甚至直到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對美國群眾演說並公開引用「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名詞之前，北京主其事者並未對這種新表述做出回應。美國給予李登輝利用美國論壇宣揚背離「一個中國」政策的機會，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需要國際社會承認的分離與獨立的主權體，這次事件成為一個分水嶺。

自此以往，大陸方面對於以李登輝作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談判對象，完全失去信心。中國覺得它毫無選擇，唯有向美國提出抗議一途；而針對台灣當局，它決定自海峽的大陸沿岸以軍事演習與導彈試射，宣示其捍衛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決心。自此中國方面暫時中止了所有正在進行或計畫進行的兩岸半官方對話，並一再強調不可分割的「一個中國」主權原則。並表示這是任何重開兩岸官方性質交流的先決條件。

在對近來事件提出背景說明作為開場白之後，就可以比較容易理解中國當前以江澤民中國統一八要點所反映出來的對台灣問題的認知。江八點是在1995年1月所提出，也就是在李登輝於康乃爾大學提出其具有挑釁意味的回應六個月之前。

雖然李登輝的訪問時機顯示出台灣當局對江八點的消極性回應，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北京於1995年到1996年間所演出的武力展示之後，北京仍未放棄和平統一計畫。的確，就在1997年10月江澤民前往美國進行官式訪問的一個月前，江澤民於第十五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上，在他的報告中重申其兩岸關係八要點。換言之，中國並不認為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已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然而，這卻又再一次給予台灣當局機會——雖然其態度比較謹慎——提出就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協議，以作為改善兩岸關係發展的第一步。

本文的其它部分，我將就江八點中每一條背後之特殊背景與考慮加以補充說明。這是就中國對台灣問題認知的當前立場得以明確化的一項嘗試。

中國需要和平與穩定的國際局勢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Ａ）主權概念。中國不可分割的主權是屬於12億中國人所有，包括台灣地區的中國人。絕不容許將中國主權分裂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任何主張；（Ｂ）領土概念。中國主權包括大陸、香港、澳門與台灣地區。台灣之所以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之下，是由於中國內戰的結果，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尚未解決，是因為冷戰國際環境之故，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並沒有改變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之地位。台灣獨立是對中國領土完整性的挑戰，因此，它必須被所有中國人所堅決反對；（Ｃ）國際空間概念。只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可以在國際舞台上合法地代表中國主權。而中國的一些特殊地區可以在中國中央政府的領導下，進行內部高度自治，但不得搞中國主權的雙重代表制主張；（Ｄ）國家安全概念。任何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性的威脅，都被視為中國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問題。以武力對抗台灣獨立與阻撓中國再統一的外國陰謀勢力，是中國國家自我防衛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的這四個概念面向，由多方面修飾其它被如下推敲的政策要點。北京對於李登輝在康乃爾的演說主題非常注意。李登輝訴諸台灣兩千一百萬大多數沈默民眾不願立刻與大陸合併的心聲，為其「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張辯護。的確，作為台灣西方叫賣式民主的一部分，台灣方面的大陸事務委員會，必須將選民對台灣前途的意見加以處理。這個委員會所想要作成的訴求要點，在於大部分的台灣人都不想冒著宣佈獨立而招致戰爭的危險，但也不想迎合北京對中國統一的欲求，因此轉而主張繼續維持現狀。北京能夠理解到台灣人民的這種心情，但無論如何，卻相信這種情況會隨著時間與兩岸互動的持續進行而獲得改善。雖然底限是在「主權在民」這項原則，但北京對於「一個中國」原則能夠逐漸獲得全中國人——包括台灣的愛國主義者——壓到性的支持，卻顯得非常有自信。此外，中國還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持續從事其經濟重建，同時還必須顧慮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於美國利益的影響。在此利害關係下，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對台軍售，認為這只會升高海峽緊張情勢。於是意料之中地，中國不時地提醒美國，要求其遵守三項中美聯合公報與「一個中國」原則。

李登輝公然搞分離主權活動

二、我們反對台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對於台灣與他國所發展的民間性經濟與文化關係，北京並沒有異議，但卻反對台灣參與以主權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的嘗試。台灣當局在李登輝的領導下，近年來逐漸明目張膽地在推動其「彈性」或「務實」外交——這是台灣用來尋求國際上認同「中華民國」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分離主權的行動。可以理解的是，當前台灣模糊不清的國際地位，使得台灣人民極其不安。為了改善這個狀況，北京提出：「只有實現和平統一，台灣才能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偉大祖國在國際上的尊嚴與榮譽。」

三、雙方可先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1982年8月7日的中美聯合公報中，美國同意對台軍售不應超過當時既有水平，並逐漸降低至零。但一般人都認為美方並沒有完全履行該項協議。台灣仍持續自美國與其它國家取得更多的先進武器——特別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但這只會造成海峽局勢的更加不安，因此北京提出以正式結束雙方敵對狀態來停止這項軍備競賽，並以「一國兩制」解決問題。此外，應用於台灣的「一國兩制」政策架構，還包括了允許台灣於統一後擁有其自己的武裝部隊。北京強調它不會派遣軍隊或行政人員取代任何台灣目前既有的政府官員。因此，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之上，「兩岸應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畫。」

但這種主張直接與台灣的觀點相互矛盾，後者認為中國所倡議的再統一，意謂著「吞併」台灣。為了強調他所提出兩岸對話之邀請，並沒有對未來關係抱持先入為主的成見，江澤民於1992年重申他在十四屆黨代表大會中的報告：「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就兩岸正式談判的方式同台灣方面進行討論，找到雙方都認為合適的辦法。」

有些人批評，這項邀請的目的太過於不明確，以致於令人懷疑其誠意，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並沒有對這項政治性討論的邀請提出回應的原因。儘管如此，北京的開放性態度，蘊涵著已考慮到台灣對其自身不平等地位的感受。然後很清楚地指出，「至於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等問題，只要早日進行平等協商，總可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

經濟文化交流應持續擴大

四、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在這幾年之後，台北官方或透過中介者與北京官方會談，要求北京放棄對台動武。通常人們所提出的理由是，對台武力恫嚇等於是對台灣人民的傷害，這會逐漸導致人民對再統一的反感。在這一方面，北京的反應是，「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在北京的觀點中，台灣當局針對江八點中呼籲進行談判與達成結束敵對狀態協議所提出回應，也就是要求北京放棄對台動武，這等於要它放棄對台灣的主權。

五、我們主張不以政治上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北京實際上承諾，無論北京與台北在政治有何歧見，不僅大陸上台灣工商業界的合法權利與利益仍將會獲得保障，海峽兩岸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也會持續擴展。鑒於兩岸長期相互隔絕與意識形態的對立，雙方人民的誤解與甚至不信任，需要時間透過不斷的互動與相互利益合作來治療。「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是兩岸經濟發展與各方面交往的客觀需求，也是兩岸同胞之利益所在，完全應當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這個非政治性與實際性的明確提案，仍有待台灣當局積極回應。

六、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文化破壞主義，或者說背離中國文化的嘗試，並非由中國共產黨開始。自晚清以降，幾乎所有的進步知識份子都遵循著一種復興觀念，企圖以與僵死的傳統中國文化分裂為開端，將中國自落後局面拯救出來，進而使中國邁向現代化。但如同南柯夢了，中國大陸人民承認，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於所有中國文化遺產象徵的摧毀，的確是一種過度與不必要的傷害。

由於改革開放政策，他們熱烈參與許多會議，與來自台灣以及海外的與會者共同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建工作。而一項未經證實的事情是，在過去幾個世代中，台灣當局在這方面的工作比中共政府表現的還優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項反省，可能是受鄧小平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呼籲所刺激。

維繫中國人的精神紐帶

這種對傳統的重新尊重，同時也代表著北京取消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路線，回到孫中山主張建立第一個民族主義共和國時所提倡的革命事業，而這種精神一直為國民黨所延續著。

江澤民在其提議中說：「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事實上，江澤民追隨著鄧小平對毛澤東「解放」觀念的放棄，認為文化大革命高峰期的「除四舊」實際上會造成反效果。

七、我們也希望台灣各政黨以理性、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北京方面承認，在進行談判與形成協議時，必須同台灣執政當局打交道。但另一方面，假如台灣當局本身作為中央政府的既有地位，在兩岸對談中必須受到動搖，台灣當局將會喪失其政治與其它方面的許多既得利益。

當北京方面在第三點中表達預備「與台灣當局談任何問題」，這意謂著包括「台灣當局關心的各種問題」。

明顯地，在許多人的看法中，台灣中央領導人認為，對於接受直接以其既得利益作為談判籌碼的「妥協」，尚未到達時機成熟的階段。無論如何，台灣在政治、經濟與其它方面都已成為一個多元化社會。在北京眼光中，台灣存在不同利益的政黨，但他們可以「以理性、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遷延，特別是在貿易與投資問題上，台灣內部對其當局當前保守的大陸政策，其批評意見越來越多。此外，自1980年代初期，大陸的台灣觀察家在數量及素養上均有顯著的成長。在許多研究機構與大學中，台灣研究成為時髦的主題；同時負責處理來訪台胞接觸與斡旋事宜的官方以及半官方組織——例如全國台灣人協會——已經逐漸建立起大陸／台灣「關係」的網路，並廣及台灣各階層利益。

中國人的事我們自己辦

八、中國人的事我們自己辦，不需要借助任何國際場合。這個觀點與美國的立場是一致的，且被表述於上海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主張台灣問題要由海峽兩岸中國人共同解決。北京已經對台灣當局提出邀訪，並表達準備接受台灣方面的相對邀請。

江澤民的演說中說：「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換竟見，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在北京的觀點中，就算只是沒有正式議程的兩岸領導人互訪，對於兩岸未來相互關係發展的解凍，也是有助益的。

另一方面，台灣至今的回應態度極其躊躇，反而寧願只與大陸領導人在第三地場合中「未預期」或「偶然地」相遇。北京希望台北方面停止其意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努力，但台北卻認為提高其國際能見度對其自身是有利的。然而這項計算卻可能因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日益重要並增加的地位而產生變化。

更貼近中國人的智慧

本文許多篇幅主要是一些細節說明或只是重述江澤民在1995年1月30日的的政策演說《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儘管如此，作為向廣大美國大眾的陳述，本文主要是說明北京方面對台灣問題的看法與期待。或許在尚存的冷戰意識形態下，本文的說明違背了美國學界與輿論的壓倒性親台情緒。當此冷戰心理殘留之際，不論北京的看法正確與否，它都在嘗試摒棄冷戰時代過份簡化的宣傳手段。事實上，北京相信它已改變了這種外交宣傳手段，而且相信台灣問題若因此而獲得解決，屆時西方國家就會承認北京先前對台灣問題的認知，在後冷戰國際體系中可以被認為是適當且受信任的。否則，中國對這個問題的認知與期待，仍將受到各方質疑與摒棄，無助於相互瞭解與世界和平。能夠採納他人的觀點，卻又不附和隨從，就是提供一個平衡的分析，在此分析之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行各種策略之效益評估。如果本文能夠幫助大家更貼切理解中國對台灣問題的認知，也就等於幫助在這個問題上所牽涉的相關利益各方更貼近中國人的智慧︰「知己知彼，百戰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