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窩裡的風暴：兩岸關係下的
精神狀態與精神治療

一、前 言

中國國民黨十五全與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召開過後，出現了兩岸關係解凍的種種跡象。自1995年7月北京為制裁台北的元首外交，決定中止雙方曠日持久，卻一事無成的事務性協商迄今，其間經過北京在台海一連串的軍事演習，高亢激烈的宣傳批判，台北鍥而不捨的外交攻勢，此起彼落關於台灣主權獨立的主張，到香港回歸為高潮，似乎在97年底已逐漸平靜下來。

首先，國民黨十五全的召開，繼該黨主席李登輝連續發動四次修憲之後，完成了鞏固領導中心的任務，在大陸政策方面有了絕對明晰的主導地位；其次，中共十五大也順利部署完成了跨世紀接班隊伍的組合，形成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再其次，在國際殷切的期盼下，各國逐漸對於兩岸外交征戰感到疏離，有利於兩岸外交態勢現狀的維持；最後，兩岸內部各自出現相對溫和的主張，醞釀了一些較好的氣氛，相互釋放了若干有利恢復協商的訊息。

最明確的交集，是雙方都認知到協商的恢復可能是由海基會或海協會間的協商，或辜汪會談作為起點。〔註1〕北京表示希望藉由適當授權的機構，為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序性議題協商規劃；台北也談到舉凡三通，終止敵對狀態等項目，可利用既有的管道彼此洽談。由於北京擔心曠日持久，不利於台灣人心，〔註2〕還特別把「一個中國」的內涵放到最寬，有意識地盡量避免把一個中國簡單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處處暗示統一後的國號、國旗、國歌都可以再商談。〔註3〕>台北方面，則傳出「台灣加大陸」等於中國的說法，並且單方面地就大膽判斷兩岸恢復協商在即，而不只是單調地重複自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註4〕至於民進黨，也出現轉型跡象而少談台獨。

不過，種種令人悲觀的因子長期而穩固地存在著，在看似樂觀的氣氛後，繼續地影響兩岸領導當局的相互觀感。不僅北京已經不再寄與李登輝總統太多的希望，而逐漸將目標放在社會大眾與未來可能接班的中生代身上，台北亦似乎仍然不能確認江澤民主席就是絕對的談判對象。

一些比較嚴肅而解決不了的難題，包括到底雙方對所謂「一個中國」的談判前提能否各自口頭闡述，北京能否先承認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辜汪會談的恢復能否先不觸及政治議題，俟爾後循序漸進？台灣的公民投票法是否在98年將成功入憲，從而將提供台獨運動每年攻關直到達到目標的法律機制？北京是否會更積極地要求華盛頓約束台北的外交活動？它會不會不肯將兩岸關係緩和，把中國邁向統一的功勞交由李總統，因而延遲發動和平攻勢？美、日安保條約防禦區域的模糊化是否造成台北兩個主流政黨高估國際支持台獨的意願？等等困擾繼續牽制兩岸關係。

但真正立即制約兩岸政治互動的，則是各自的社會狀態，已經分別發展到一個容忍能力大幅喪失的階段。這種集體精神失調的現象，不但影響上述種種議題的變遷，也同時受到這些議題的發生而被強化。簡單地說，此岸中國人正陷入一股極度的無力感，焦慮而不自覺，表現成極度自我中心而不自知。

在和緩氣氛的掩飾之下，兩岸社會上浮燥不安的情緒澎湃激盪，就好像人們在刻意藉由一些表面的讓步，來培養日後兩岸政治關係再陷危機時，可以大怒大憤，不留情面的心理基礎。所以，當雙方釋放緩和訊息的同時，各種衝突的行動未嘗稍止，這尤以外交戰場的競逐或兩岸交流的升溫或降溫兩方面的鬥爭為最。以下本文將先就兩岸社會精神狀態對兩岸關係的制約，作一闡述。

二、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

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受到台灣地區人民社會集體精神狀態的制約，也制約著此一精神狀態，兩者相互強化。

近若干年來，重大刑案接連在台灣發生，既是反映了，也是造成了一種集體心理疾病。這種病肇因於人我分際的模糊，〔註5〕故徵候有兩種：一種是自我封閉，不敢與社會接觸，對所有人不信任，因此遇事有逃避心態，這就表現成最近幾年的移民風潮；另一種是極端的自我中心，不肯承認有別人存在，這就表現成我們天天看到的大規模侵佔、強盜、殺戮行為。

精神病會迅速傳染，因為當一個人的瘋狂行徑廣為報導後，就讓大眾感到人我分際喪失，於是促成各種自衛行動，釀製暴戾氣氛。所以一家移民會帶動多家跟進，一次強姦會促成多次強姦，一個綁架會引發多個綁架，也就是人人都生病。故前此李總統曾提倡心靈改造，爾後之所以不了了之，實在是有其文化上的原因。

心靈改造酷似西方精神醫學，就是幫大家在認知上釐清人我分際，重建主體意識。咸信只要人有了主體感覺，就不需靠喧囂狂亂的行徑欺負別人，來提振自我意識。據說凡是自我意識愈明確的人，愈能包容別的精神病患的威脅，耐心俟其穩定情緒，重新認知自己無可否定的主體性後，再加入社會互動。〔註6〕

然而，我們不是西方人，我們的主體感覺是來自於親情倫常關係，〔註7〕近的是媽媽，爸爸，和孩子，遠的是祖先與子孫。當人們遇到困難，必定先從自己的社會關係網中想辦法，故中國人反求諸己時，是要求人們拋棄自我中心。像白曉燕綁架撕票案公佈後，大家都呼籲犯案的人將心比心，而不是提醒他要對上帝負責，重建對自己的責任與信心。西方人的精神焦慮導源於自我意識模糊，故其治療講究區隔人我分際；但中國人的精神焦慮肇因於人際倫常的混亂，故根本之道在重建人際倫常。

假如用西方式的心靈改造處理中國人的精神焦慮，亦即要求因人倫關係失調而失去自我的強姦殺人犯要靠自己，從而進一步地疏離於所渴求的親情關懷，無異落井下石。所以強調主體性的心靈改革有兩種效果：加深人們對外界退縮封閉，猜忌敵視；或激發更多人用橫行霸道來感受主體。兩種心態都是法西斯的溫床，前者只求被人拯救，克服孤寂；後者崇尚威勢征服，膜拜極權。〔註8〕

台灣錯用了西方邏輯，所以公共人物無不鼓吹主體意識。但中國人要的首先是倫理，不是主體，逼得政府只好用宣傳的方式，硬要在認知上創出主體意識。於是我們的外交、大陸政策都是宣傳主體意識，內政上則喊爛了主權在民，以為如此就能使人相信自己是獨立自由的個體。白曉燕的母親白冰冰質疑於此，懷疑大張旗鼓的外交工作無補於一般人的生活安定，適其理也。〔註9〕

在中國文化下，一旦人們在公共場合被迫表現成獨立自主，剛好使大家心理更感空虛，在不能援引社會關係為奧援的自由主義邏輯裡，有一種無法表達的孤寂與無力感。〔註10〕此何以每有爭議，每個人的直覺反映，竟然就是自己被打壓，幾乎無一例外，既建立不起西方包容式的主體意識，又羞於表達自己回歸倫常的渴望。

人治文化下，最需要公共人物用德行體現倫常，不是鼓吹自我意識。然而，公共人物率先在廟堂上擴權奪利，結黨營私，毀壞倫理，或爭相耗費資源於國際主體空間，鞭苔兩岸交流，切割血脈淵源，竟皆用魔幻的主體意識為訴求。

中國人如果不好好檢討西方輸入的觀念，一味沉溺於主權在民的宣傳，就無法全面培育自己生而享有的人際倫常，反而習於對抗、排斥、買通、征服之類的無情手段，則重大刑案不斷，貪污舞弊不除，兩岸關係不振，都其來有自。所以，不只社會病了而已，我們的醫生也病了。

三、極權氣氛的浮現

在極權政治之下，統治者心中只需要有自己，不必把人民當成人民，而把人民視為隨時可用可棄的對象；人民也不把自己當成人民，而情願將自己奉獻給統治者，任他御用，一以苟且偷生，二以投射自己無能的焦慮。

台灣已經具備極權政治的心理基礎，統治階層在擴權、營私、舞弊、斂財時極度自我中心，把好處從人民的代表那兒巧取豪奪來而理直氣壯（比如，把權力集中在總統身上，容他解散國會，任免閣揆，美其名曰穩定或民意），〔註11〕把壞事盡往人民身上推而鮮有恥感（比如，南非斷交外交部不負責、少監鬧事法務部不負責、中油弊案經濟部不負責、口蹄疫情農委會不負責、士兵自殺與軍機摔落國防部不負責、電玩與營建弊案內政部不負責；兩岸關係停滯倒退陸委會不負責；干預股市匯市不當造成崩盤央行不負責）。至於人民，在不堪率獸食人且人相食的亂局中，渴望亂世用重典。上者極度自我中心，下者渾然喪失自我，兩相結合成極權政治溫床。

這個極權政治的氣氛為97年總統擴權紮下心理基礎，所缺乏者，乃是一個可供人民集體唾棄的對象，藉以轉移焦慮，並對之打壓以重振自己的信心。人們如果可以完全依附在總統身上，就沒有必須對自己負責的壓力，再若可以透過總統的萬能來對特定對像洩怨，還甚至自己也可以享受到一種萬能的幻覺，這個對象或是「中國」，或是台奸，故有某大陸決策單位的研究報告建議要「剝銷中國」，有某國家防禦部門的研究報告建議要「攘外必先安內」。〔註12〕

不幸者，目前還是過渡中的亂世，強人將現未現，唾棄對像將定未定，所以人民焦慮得要命。已經受不了的人率先爆發精神病，其特徵就是極度自我中心，要把其他人當成對像欺壓耍弄，假裝自己萬能，來舒緩自己其實無能的沮喪。但在潛意識裡，精神病患永遠擔心自己無能，所以任憑表面暴虐神勇，都掩飾不了心虛，甚至希望自己趕快失敗，可以重新迫使強人出面，讓自己有所依附。所以他們言行極端，作出遠遠超越自己實力的征服性行為，好像是故意要追求失敗，以滿足對自己無能的失望。因此極權行為在根本上是一種自我戕害、自我摧毀。

於是，綁架白曉燕的匪徒們，雖然自己生活已稱優裕，竟仍會妄圖白冰冰能繳出不可能湊齊的五百萬美金舊鈔。這個不可思議的要求，暴露出他們潛意識的求敗亡命傾向。當前的亂世讓他們感覺自己無能，故一方面用這個不可思議的要求來假裝自己萬能，另一方面又有強烈的衝動來讓自己敗亡。假如他們上次如願以償取得贖款，恐怕不會就此遠走高飛，而還會益加焦慮，把自己往更極端推動。

政治人物中不乏此類精神病患。大者如30年代的日本軍閥，明知不可卻非要發動珍珠港事變，俟敗北遭到原子彈轟擊，竟能鎮定如儀地歡迎美軍招降，厥為世界軍史上的模範戰敗國，蓋日本人鬆了一口氣，他們不必再為世事煩心，凡事美國頂著。小者有特定政治人物如希特勒、威爾遜、毛澤東，戈巴契夫都有這種不斷探測自己極限何在，追求敗亡的衝動。

台灣在外交上不顧一切，在兩岸關係上幾度想搞玉石俱焚，〔註13〕在憲政上不斷為總統擴權，都看出有潛意識裡要走向不可能的衝動。畢竟台灣人已為自己建構了一個無能的歷史，日日復頌悲情意識，又要走出悲情，剛好符合了典型的精神病態，所以才會非要在不可能辦到的事上，花大錢，出大力，打落牙齒與血吞在所不惜，一方面想證明自己無所不能好走出悲情，另一方面則期待敗亡來滿足悲情意識。

四、物質化的安全感

可以說，台灣是一個已然失去人情關係網的社會。當社會人情益趨淡薄，誰也不能信任誰的時候，社會互動主要是靠利益交換。〔註14〕當利益交換成為主要的社會行動方式時，人情就更會被看扁。沒有人情網可以依賴的人，對自己缺乏安全感，只能變本加厲靠利益交換來做事，終於完全從人情關係中萎縮，安全感就越低了。

當一個人完全失去了社會網絡與位置，就沒有長遠的目標，也就無法做計劃，無法有所預期，不知道下一件事是什麼，很自然就會想抓住身邊出現的每一樣東西，才能填補心中的空虛無助，那麼其人的行為就會表現成斤斤計較，甚至貪得無厭，不受倫常規範。萬一整個社會都沒有了未來的遠景，一定就會看到所有人們都開始拚命爭取各種本來沒什麼太大不了的東西。

地位愈高者反而還愈會拚命地爭取小利小害。一方面是他們經歷過去若干年的瞬息萬變，已經失去預知的能力，看不清自己的未來，就也無法判斷到底什麼職位是有用的，什麼是沒用的，不如乾脆能佔多少趕快占，才能叫自己別怕，故任何名位，都投注千金來攫取。

另一方面，他們又知道，如果在名位上稍微落後，養他們鼻息辦事的人，會懷疑他們影響力下跌，從而大舉投靠別處，造成自己政治崩盤。這些下層的人和他們一樣，早已失去了長期觀察的能力，只能成天釘緊一些原本沒啥意義的蛛絲馬跡，所以上頭排名有個風吹草動，下頭千千萬萬個附庸旦夕之內相繼倒戈。〔註15〕

〔註1〕見王玉燕，《中共直搗核心，轉化談判為內政》，《聯合報》（1997，10，1），頁2。
〔註2〕；王玉燕，《兩岸政治談判，中共盼由兩會先展開》《聯合報》（1997，10，14）：頁1。
〔註3〕見汪莉絹，《中共訂定十五大後對台基調》《聯合報》（1997，10，17）：頁9。
〔註4〕孫揚明，《北京放寬定義，台北如何面對？》，《聯合報》（1997，10，1）：頁2。
〔註5〕見傅建中，《許信良訪美吹起的台獨修正主義風》《中國時報》（1997，12，12）：頁2。 〔註6〕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Terror (trans.) R.Dia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註7〕參考Jim Glass, Psychosis and Pow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8〕石之瑜，《民主人格：精神分析的政治文化局限》《問題與研究》頁36，頁5（1997，5）。
〔註9〕參考William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註10〕曹競元、徐紀琤，《白冰冰請李總統站出來，看看治安》《聯合報》（1997，4，27）：頁4。
〔註11〕參考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註12〕參見宋自強等所引述總統記者會發言，《總統擴權？沒這事》《聯合晚報》（1997，5，15）：頁2；例見謝莉莉，《總統職權有相當程度限制》《中央日報》（1997，4，22）：頁2；蔡正文，《建構具強化解決僵局功能的政府體制》《中央日報》（1996，12，30）：頁4；周育仁，《協商版會否回應制衡呼聲》《聯合報》（1997，6，9）：頁11；黃主文，《政黨政治樹立，長治久安奠基》《中央日報》（1996，12，30）：頁4；彭錦鵬，《國民黨版修憲方案可作三黨協商基礎》《中國時報》（1997，5，28），頁11。
〔註13〕這些報告由陸委會與國防部各自委託研究，內容不公開，主持人分別是張旭成與林正義；此外，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在林肯學會一次早餐會上演講答覆問題時，引述自己過去在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Newsletter (1990) 的說法，認為目前大陸政策最重要的是對內，包括鞏固政治領導（solidify political authority），重建社會秩序（reestablish social order），與建立一個面對中國威脅的全國共識（build a national consensus against a Chinese threat）（台北：1997，10，22）。
〔註14〕關於務實外交的目的「就是要要讓國人看到中共的暴行」，見林少予《高層官員務實外交，滿佈荊棘》《中國時報》（1997，10，13）：頁2。
〔註15〕參考黃光國，《知識與行動》（台北：心理出版社，1997）。 〔註16〕參考黃光國，《權力的漩渦》（台北：商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