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發展與統獨爭議

過去50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像火車啟動，由慢而快，成加速度進行。尤其這最後10年，進展之速，令人目不暇給。從實施地方自治定期選舉、開放台灣地區中央民代增補選、到終止動員戡亂條例、開放黨禁報禁、修憲後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省長及直轄市長選舉、總統直選，確實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不過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埋下台灣政治的隱憂。今天台灣社會中的許多政治異像，諸如金權掛鉤、黑道涉政、選風敗壞、威權陰魂不散、社會分歧加深、國家認同模糊等，大約都與政治發展過程中手段使用不當有所關聯。而這些手段的使用又與台灣在野人士特殊的動機有關，那就是強烈的台獨分離意識。

一、民主化與分離訴求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民主化與台灣獨立這兩種訴求好像是一體兩面的雙面夏娃，很難將其一分為二。國民黨政府雖然明知隱藏在民主化訴求下的分離主義，但基於民主化要求的正當性，也不能不予理會。從60年代開始，暢言民主化的反對人士本來外省本省都有，外省的反對人士大約都是自由派，純粹是從民主、制衡、自由等觀念出發，提出改革的要求；但本省籍的人士在動機上就不如此單純，他們多半是以民主化的訴求來包裝、夾帶台灣獨立的主張。這兩群人雖然民主理念一致，但國家認同有異，這是何以在民主運動初起時，在野的外省與本省菁英可以合作無間，但最後卻因統獨理念不同而不得不分道揚標，費希平、林正杰等人的退出民進黨即為明證。

其後本省異議人士無論是要求言論自由、集會遊行自由、中央民代全面改選、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體制、總統直選、參與聯合國，無論是有關民主改革或政策推動，背後的動機都是台獨建國。對於這種情勢，國民黨的因應之道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逐步回應民主改革的要求，另方面對台獨份子也絕不寬容。

在打擊台獨異議份子方面，國民黨政府一向態度堅定。60年代一連串與分離意識有關的叛亂案，如1962年的蘇東啟、施明德案，64年的彭明敏、謝聰敏案，66年的黃華、許曹德案，1970年的魏廷朝、謝聰敏案等，國民黨都展現了打擊的決心。

70年代以後，台獨異議人士不僅毫不遮掩他們的想法，更積極的付諸行動。1975年，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創辦台灣政論《月刊》，雖僅數月即被停刊，但接著許信良出版《風雨之聲》，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公然主張「台灣人民自決」、「新而獨立的國家」，再來就是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同一時期，各種政論性的雜誌也一一問世。這一股民主化夾雜著台獨建國的訴求已清楚成形，來勢洶洶。同時，「黨外」人士透過組織化與共同的政見訴求，在選舉中逐漸嶄露頭角，得票率也屢有提升。此時國民黨的因應態度依然沒有軟化。

80年代以後，民主化與台獨分離主義的要求更形高漲，國民黨中的開明派也逐漸抬頭，導致蔣經國晚期大刀闊斧的改革。1986年3月以後，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組成小組，審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地方自治法制化、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等重大議題。除了中央民代改選之外，其他議題都得到結論。而民進黨也搶先於1986年9月宣佈成立。政府順應時勢，不僅並未取締，反而於同年10月宣佈開 放黨禁報禁，並於1987年7月解除戒嚴。台獨主張因而更得到擴散的便利。

如何將民主化與台獨分開，使在野者不再能以民主化的訴求來包裝台獨，消除國家認同的根本危機，正考驗著蔣經國的政治智慧，可惜天不假年，他沒有時間來處理後續的發展。

李登輝先生接任總統以後，接續蔣經國未竟之工作，為了配合黨禁開放與集會遊行的放寬，政府修定了《人民團體組織法》，並制定《集會遊行法》，於1989年1月公佈實施。此後台灣的政黨如雨後春筍，一一出現，至1996年10月止，政黨數目已達82個之多。新政黨的出現帶來了政黨競爭，政黨勢力的消長，也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版圖與發展方向〔註1〕。

李登輝上台最初的兩三年注意力都放在政權與地位的鞏固上，所以還相當謹言慎行，看不出來對台獨特別同情。在這段期間內，他除了坐穩總統與黨主席的寶座外，並以行政院長一職為餌，次第將黨權軍權抓緊。在1990年啟用郝柏村出任閣揆，所引起的「反軍人干政」的學生運動爆發後，李登輝藉勢邀請朝野黨派、專家學者、海外異議人士，召開「國是會議」，分別就國會改革、中央政府體制、地方制度、憲法修定、大陸政策等問題進行討論，會中民進黨、無黨籍及海外異議人士組成聯盟，對會議結論發生顯著影響。

（國是會議）後，李登輝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1991年5月宣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年第一次修憲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10條，確定了資深中央民代的全面退職。第二屆國代於同年底選舉產生，第二屆立委於次年選出。

黨外早在1983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時就提出「自決」的訴求，民進黨成立後，1986年的立委選舉中，也有部份候選人主張「人民有主張獨立的自由」。1987年4月，民進黨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台灣主權獨立決議文》，主張「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1991年10月，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是年底的國大選舉中，民進黨正式提出「台灣共和國」的主張，對台灣政治造成嚴重衝擊，民進黨在該年國大代表的的選票也大幅下滑。

李登輝對此一上揚的台獨聲勢不僅沒有反制，反而在同情、理解、心有慼慼焉的情況下，師法反對黨民主化的訴求，以執政黨理應提供反對黨「奶水」，發展政黨政治的論調下，縱容台獨。在民進黨推動的一系列名為民主改革，實為台獨鋪路的政策上，如修定刑法一百條、直選總統、參與聯合國，李登輝都十分支持，納為己用。1993年新黨出走，李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益形鞏固之後，言行更無所顧忌「台灣人的悲哀」、「外來政權」、「兩歲國民黨」等遭人疑慮的 脫口而出，而大批流亡海外的異議份子紛紛返國，或奉為總統府的貴賓，或聘為國策顧問，導致台獨聲勢大漲。

二、台灣政治發展的策略與手段

民主政治的推動不是一蹴可及，其中牽涉到觀念的改變，權力的保衛，朝野政治勢力間一定會有拉鋸、較勁、妥協。於此，執政者在壓力下必須有所規劃，以消弭抗爭，釋放壓力。在野者通常總是激越躁進，希望劍及履及，立竿見影，雙方大約都各有其策略手段。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下述策略手段雙方都用過，但重點不盡相同。80年代中期以前的國民黨旨在穩健的推動政權本土化、政治民主化，希望保持執政根基，釋放台獨壓力；在野人士則旨在以民主化的包裝，透過這些手段，奪取政權並實現其台獨建國的理想。80年代中期後，雙方對這些策略的使用則有趨同的走勢。

（１）本土化訴求

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本土化」是朝野雙方都十分重視的策略，國民黨期待以此來削弱本省籍人士的反政府力量，而黨外人士則期待以此來取得政權，獨立建國。

遷台之初，政府公務員大多為外省人，啟用台籍人士不多，且多屬「半山」，其他本省籍人士被重用者不多，導至後者忿忿不平。60年代末期由於時勢所趨，國民黨終於積極啟用了不少本省籍青年才俊，推動政權本土化。這些本省才俊或循政黨提名，經由選舉進入中央及地方民意機構，或直接由地方政府拔擢進入中央政府。70年代蔣經國執政時期推動「本土化」政策更為積極，林洋港出任台北市長，林金生出掌交通部，張豐緒出掌內政部，邱創煥、高玉樹任政務委員 ，1978年更任命謝東閔為副總統。至此，「本土化」的趨勢已莫之能御〔註2〕。但這些做法在省籍人士看來顯然仍嫌不夠。

其一是啟用本省人才，難免由於管道不暢，任用不公，而有遺珠之憾。因此，引起未獲青睞者的不滿，不少國民黨內的本省人才後來紛紛轉入反對陣營正因為如此。其次，就在野的省籍人士看來，政府啟 用本省籍人士入閣旨在懷柔，所據中央政府職位或比例不高，或並非關鍵，與他們全面本土化的目的顯有差距。其三，在野人士本土化的訴求除開政權的爭奪之外，還兼及獨立建國。上述70年代長老教會 的國是聲明，在野的政論刊物，中壢及美麗島事件，訴求的都是「台灣人出頭天」，一種「本土化的民主」，「獨立建國的民主」。因此可知朝野雙方在「本土化」的策略上目標各異。

在「本土化」的政策下，外省籍人士無疑的會受到衝擊，因為與地方較無淵源，又加以省籍隔闔，外省人除非在都會區及多名額的民代選舉，否則很難在選戰中出頭。地方政府原本即是本省人的天下，中央政府在「本土化」的策略下又優先將若干機會給與本省人，所以外省人，特別是第二代頗覺威脅。不過在蔣經國時代，大體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外省菁英在政、黨、軍、情、文教、媒體都還有相當 地位。特別是在黨務方面，外省菁英有一定之影響力。在蔣經國時代後期，黨與政已逐漸平行發展，黨由早期的領政轉為輔政，「黨」代表的是歷史與思想的傳承，「政」必須落地生根，必須本土化。外省菁英既不容易在選戰中出頭，往黨務發展，可以對「政」制衡，使其不至偏離國民黨的思想傳承。這種讓外省人及本省人分別在「黨」及「政」平行發展，互為支援及牽制，一方面可免去本省人的不平，另方面也減少外省人的疏離；既可維持省籍平衡，也可避免在野勢力藉 「本土化」推銷台獨，應該是一平衡的設計，不過這一設計在李登輝 接任總統後就逐漸打破。

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黨政軍警各個層面快速本土化。外省菁英雖然還在政府據有一定的職位，但如果不是樣板，就是放在與中共抗衡的第一線上，如國防、外交、新聞、兩岸、僑務等職位上。黨務系統方 面本土化更為顯著，先是以行政院長一職誘李煥棄守黨機器，後又以省主席一職令宋楚瑜交出秘書長，至此，黨務系統已由李總統一把抓，放眼看去，黨務系統主管多為本土人士。去年12月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敗選後，發表外省籍的章孝嚴出任秘書長，是否為國民黨或章孝嚴之福，恐有待觀察。國民黨的大幅本土化如果僅及於人事倒也無礙，令人質疑的是連意識型態及政策也隨之「本土化」了，這是頗令人感慨的。

換言之，「本土化」政策發展到今天已不完全指用人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方面。「本土化」在此意義下，不僅是強調「台灣意識」 或「台灣優先」，更是要藉此對抗大陸，突出「台灣主權獨立」。最近幾年來，朝野兩黨在此一意義的「本土化」上，政策顯有合流現象。這種現象，第一、表現在對外及兩岸關係上，如政府所推動的「參與聯合國」，藉「元首外交」、「走出去」、彰顯台灣的獨立人格，兩岸關係上的「戒急用忍」等。第二、表現在「一個中國」政策的撤退上，元首不僅這幾年來絕口不提「一個中國」，而且經常捨「中華民國」國號不用，而以「中華民國在台灣」代之，又對外國媒體毫不猶豫的聲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與英、法一樣」。

本土化本來是一個中性的政策，任何政權必須反應本土的需求，與本土人民結合，在本土落地生根，才能維持政權於不墜。本土認同並不牴觸國家認同，但在野黨及最近幾年的國民黨則顯然有藉「本土化」、「本土認同」，推翻原有的國家認同，打造新的國家認同之圖謀。顯然，這種將「本土化」運用於「台獨建國」是嚴重的政策扭曲。

（２）族群動員

老實講，台灣應該沒有所謂族群問題，如果有，就是少數原住民問題，至於先來後到的漢人，頂多只有省籍問題。把省籍間的差異誇大成為「族群問題」，基本上是著眼於政治利益。誠如Olzak所說，所謂族群動員就是「特定團體以某種種族認同的特徵（例如膚色、語言、習俗）組織起來追求集體目標的過程」〔註3〕。事實上，用來從事種族動員的手段不限於膚色、語言、習俗，舉凡宗教、經濟發展程度、政治信仰、歷史的使命感都是種族動員的工具〔註4〕。

族群動員由民族主義衍生，是對付殖民統治、帝國主義的良方。但台灣人與外省人既同為漢人，國民黨政權也不是異族外來政權或殖民帝國政權，在野異議人士如何動員「本省族群」，支持他們變天的訴求﹖為了使族群動員合理化，所以有必要創造台灣「新興民族」的概念〔註5〕，主張「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如此「台灣民族主義」才有賣點〔註6〕。也因此要突顯「台灣人的悲情」，誇大動員戡亂體制下不平等的族群政治結構，要塑造「台灣意識」來對抗「中國意識」，因此「去中國化」是在野人士最主要的工作。為落實此一政策，有必要在語言文化政策上區隔市場，強調本土語言，特別是「河洛話」，排斥國語，稱其為「北京話」。在文化 上則由鄉土文學的鼓吹，到本土戲曲、歌謠、俚語、典故的發掘推廣，務必自創品牌，對抗「外來文化」。

在野人士以族群動員的手段，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爭取了不少本省的支持者，在選戰中贏得不少選票。由歷年選舉中觀察，民進黨的支持者高達77%以上為本省人，稱得上是一個「族群政黨」；國民黨則獲得絕大多數外省人及相對多數本省人的支持，是一個「跨族群政黨」〔註7〕；至於1993年才成立的新黨，主要支持者多為外省籍人士，被定位為「外省政黨」，事實上它不乏本省籍支持者，只是被刻意打為「外省政黨」，使其在目前人口結構下，得不到發展空間。

不過台灣的「族群問題」是塑造的而不是原生的，台灣的「族群」分佈是斑豹式的，不是地區性的。族群動員製造了對立與緊張，將原本已淡化的省籍差異刻意突顯，引起社會不安與懷疑，也使反對黨自絕於某些票源（如眷村票），給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不道德」印象，所以除了部份人士言論激烈，要「外省人滾回去」，或在選戰中表態鮮明，如省長選舉時民進黨候選人陳定南喊出「四百年來第一戰 」、「台灣人選台灣人」外，多數台獨人士已不敢採取「外顯式的族群動員」，而改採「內隱式的族群動員」〔註8〕，就是以「民主化」為名義來動員，以台語及本土文化為工具。

在「內隱」為主，「外顯」為輔的族群動員策略下，民進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除民國80年的第二屆國代選舉外，持續攀升。自民國81年立委選舉到今年的縣市長選舉，得票率大約在31%到43%之間。一般說來，地方性的選舉，無論是縣市長或省市長選舉，得票率都在40%上下，中央級的選舉，如立委國代，則在30%上下，更高層次的選舉，如總統選舉，則得票率更低，只有21%〔註9〕，其所以如此，可能還是受統獨、安全考量及執政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分析其選民結構，絕大多數是本省籍，外省選民極少。有些學者以為這是由於外省人較傾向威權，民主價值取向不高〔註10〕。有的則認為是族群意識使然〔註11〕，其實造成這一結果的 真正原因應該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對國家認同有截然不同的立場所致。

不過即便使用族群動員的手段，由黨外到民進黨成立迄今，民進黨 的得票率也屢有成長，但相對於國民黨，得票率仍低。吳乃德的研究中更指出教育程度愈高者愈不支持民進黨，也不支持台獨的主張〔註12〕。在王甫昌一項有關的研究調查中，指出在族群動員後，即便 是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其對國民黨的支持仍幾乎是民進黨的兩倍，這是甚麼原因﹖同一研究認為這是國民黨政府族群同化的工作做得好，國語的推行，意識型態的教育，不同省籍的通婚，化解了認同危機〔註13〕。

最近這幾年由於國民黨也大幅本土化，相當程度也進行族群動員的情況下，民進黨刻意塑造的「台灣意識」已不是民進黨的專利，兩黨區隔漸趨模糊。但這也造成國民黨內「中國意識」支持者對黨內此一滑向「台灣意識」，乃至於「台獨意識」的質疑，這是1993年十四全後部份黨員憤而出走，另組新黨的原因。

（３）民粹主義

台灣政治發展中的另一現象便是「民主」已經異化為「民粹」，或說「民粹式的民主」。何謂民粹主義﹖黃光國教授在他的《民粹亡台論》中說：民粹主義者強調施政要訴諸人民的感情和群眾心理，但在本質上卻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精英主義」，藉由強調外在的危機，吸引民眾的扈從〔註14〕。他又指出李登輝在台灣政壇上崛起的過程，和1890年代俄國「合法民粹主義者」有神似之處，先向當權的國民黨靠攏，受到蔣經國的賞識，從此一帆風順，一步步走向權力的巔峰。他獲取權力的手段是和國民黨妥協，進入威權體制，再藉「民主化」為工具，顛覆此一體制，另建一個新意識型態，新威權體制的本土化政權〔註15〕。

這種訴諸人民感情與群眾心理，強調外在敵人及危機，來爭取人民的扈從，遂行一己一黨圖謀的做法，國、民兩黨的政治精英都做得有 聲有色。在挑起了台灣人對「外省政權」反感的情況下，李登輝藉此 鞏固了他的權位，民進黨也藉此擴充了他的政治版圖。

在李登輝與外省政治人物發生政治鬥爭時，大多數本省人會站在他這一邊，認為「外省院長欺負本省總統」，「外省人要奪本省人土地 」，甚至連對手民進黨都有「李登輝情結」。根據民進黨的郭正亮的分析〔註16〕，李登輝的民粹動員有三種做法。其一，是跳出現有體制，另外成立行動取向的體制外機制，如以體制外管道，繞過外交部，以國統會、國是會議、國發會、教改會、文化總會，跳過陸委會、行政院、立法院、教育部、文建會等單位，來推行其治國的政治意圖 。其二是透過個人隨興的言行，挑戰現有體制的規範思維，顛覆政治 體系的認同定位或政治議程。如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指稱國民黨為「外來政權」，向美英媒體表示「台灣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政策推行一段時期後，突然大轉彎，如否 定總統委任選舉，否定亞太營運中心以大陸為腹地，否定三通直航，戒急用忍，推動大陸學歷認定等。其三是直接透過媒體號召全民運動，或號召對抗既有特權，如飛彈危機時號召民眾不要怕，中共打的是空包彈。

這種訴諸領袖魅力，在政治領袖與群眾間激起直接共鳴，凝聚出的群眾扈從，帶有流動突發的運動性質，群眾也許並不清楚議題的內涵，只是相信領袖，盲從領袖的認知。如果領袖本身的認知與行動錯誤 ，最後勢必由群眾來承擔其後果。

在民進黨方面，民粹動員的能力也不遑多讓。反對勢力原本就是以社會運動起家，接合弱勢族群，如農民、工人、婦女、殘障、原住民，以特定議題為訴求，夾代政治動機，進行街頭示威、抗議活動，向 執政當局抗爭。他們的策略是遊走法律邊緣，展示並透過人民的力量，以改變政治社會運作的方向。從1960年代以來，在反對勢力所 帶動的民粹主義風潮下，台灣威權體制的強迫轉型、政治的民主化、 多元化有目共睹，但是過度動員的結果卻造成社會運動氾濫，社會秩序解構，政治由民主而走向民粹。

過去10年來，國、民兩黨競相以民粹為手段，標榜「民主」，推動「民主改革」。「主權在民」、「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更成為口頭禪。無論內政、外交、兩岸等政策都是在以精英的政治意圖為藍圖，動員民意，塑造民意，以「民主」訴求包裝，以民粹的手法推出。內政上宣佈終止動員戡亂、廢止刑法一百條、進行修憲、推動總統直選、凍省與拿掉閣揆同意權等議題上，採用了此一策略。外交上務實外交、參與聯合國、元首外交等政策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推出的。兩岸關係上，利用千島湖事件痛批中共為土匪，稱中共再大沒有他老爸大，都令部份「爽就好」的台灣人聽了深得我心。而深入觀察，不難發現這許多政策都有台獨的影子。

為什麼不少台灣百姓會輕易的為民粹主義者動員﹖除了前述的民主化、本土化、族群動員等訴求打動了他們的心弦外，黃光國教授認為儒家文化中的「尊尊原則」、「親親原則」扮演了重要的腳色。前者讓一般百性認為有尊貴地位的人應作決策，所以「民選的總統當然應該有較大的權力」；後者讓人以為在資源分配時依雙方關係的親疏遠 近而有所不同，也是人情之常〔註17〕。因此，台灣的民主在異化為民粹之後，除了形式上的多黨並存、定期選舉、言論自由等與西方一樣外，精神內涵上與西方真正的民主有了難以測算的距離。所以台灣民主可以不講制衡、可以金權掛鉤、黑道涉政，而大家司空見慣，不以為意。

但在長期動員，民主化的教育下，老百姓是會進步的。老百姓的民主素養與日俱增，如果政治人物不求長進，老是試圖以民意為名，強調外在威脅，包裝一己的政治意圖，不顧人民的利益，終會為人民看 穿，唾棄的。這次地方選舉，國民黨的慘敗，正是老百姓看穿了國民黨的金權、賄選、黑道、派系、威權、暗獨，忍無可忍；民進黨的大勝，是因為人民選擇了他較清廉的形象、較有效率，並不一定是支持 他的台獨主張，民進黨可不能做一廂情願的解讀，以為這是一次對統獨的公民投票。

三、台灣政治發展的後遺症

從台灣政治發展的特色中不難看出其所造成的後遺症既多且深，諸如金權掛鉤、黑道橫行、選風敗壞等。限於篇幅，我們只提出下面兩 點來討論。

（１）民主體質異化

如果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做個體檢，則目前的情況可以稱得上「民主其表，威權其實」。何以說「民主其表，威權其實」﹖有幾點可以印證。

第一，百年老店的國民黨黨內沒有民主。黨內的決策一向是由上而下，連中常會也不過是擺飾而已。凡事都由主席一人拍板定案，政策常常急轉灣，造成政府來不及煞車，由閣揆到閣員個個摔得鼻青臉腫。黨內提名，無論是總統候選人、民代、縣市長，要不就是起立，要不就是欽定，沒有經過民主的程序。如果執政的國民黨內部都不能民主的運轉，政府何能民主﹖

第二，去年的修憲凍省，拿掉閣揆同意權，完全未經各黨內部充份討論，這在國、民兩黨如出一轍，所以最後造成兩黨內部及民間輿論強力反彈，但兩黨中央不僅不知檢討，還祭出黨紀、恫嚇手段，藐視民意，強渡關山。民主政治所強調的程序正義蕩然無存。

第三，拿掉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任命同意權，再給予立法院倒閣權已無意義，更何況還賦予總統立院的解散權﹖就算立院倒閣，自己陪同再選，總統地位穩如泰山，新的行政院長還是由他任命，還不是唯總統之命是從﹖跛腳立院，強勢總統，權責相符，權力制衡的憲政基 本原理何在﹖

第四，選舉權大幅縮水。這次修憲凍省，省長以後不再民選，四百年來第一戰，一戰就了結了。省議員也不再民選，改由中央派任諮議委員；鄉鎮長這一屆選完後，也改由縣市長官派〔註18〕，這比政府遷台初期還倒轉了。人民選舉權經過修憲之後縮水近半，這是進步的民主嗎﹖

（２）政治分歧與社會切割

本土化、族群動員、統獨論戰、民粹取向與台灣政治發展一直齊頭並進，對台灣民主的推動容或有某種程度的積極效應，但也使台灣民主發展受到扭曲。國民黨的本土化用人政策，激起不同省籍者的不平、猜忌，也未能化解在野勢力的反對。在野人士的本土化及族群動員政策則塑造了本來並不嚴重的省籍差異與隔闔，切割了社會和諧。

不過讓台灣付出最大社會成本的還不是這些，因為台灣民眾大都十分成熟，加上工業化、都市化的結果，促使人民離開故居，到都市求學就業，不同省籍者雜居的情況出現，方言、地方習俗、親戚關係逐 漸淡薄，不同省籍者間通婚增加，國語的使用取代方言，在自然而然的「社會動員」下〔註19〕，即便因政治目的刻意推動本土化、族群動員等策略，社會切割並不厲害。尤其是年輕、高學歷者，根本沒有省籍情結。倒是被民進黨激化出來的統獨意識，現在成了台灣最大的政治分歧。在民進黨自身的努力，李登輝「奶水論」的拉拔下，台灣這幾年統消獨長〔註20〕，情勢鮮明。

國、民兩黨這幾年相互學習，在統獨理念與政策上有合流之勢。國民黨高層自1990年來一直以民意為名，向民進黨理念靠攏，並借用其政策。在民進黨方面，自飛彈危機，中共的威脅越來越現實之後，也向國民黨學習，逐漸將「明獨」加以包裝。如其前任黨主席施明德即說「台灣早已獨立，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彭明敏、許信良都說「台灣沒有需要宣佈獨立」，許信良更說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是「歷史文獻」〔註21〕。因此，在統獨問題上，兩黨相互學習，相互模仿，相互侵蝕，相互切割，政黨趨中的趨勢日益突顯。政黨分際的模糊也引發兩黨內部同志的不滿，先後出走，另組政黨〔註22〕。

統獨論爭造成很多後遺症，其中之一是在台灣社會投下鉅大的陰影，那就是人民對國家前途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安全感的日趨下降。這幾年來兩岸關係的緊張，使許多人興起「亂邦不居」的念頭，做了遠走他鄉的決定。人才與資金雙重流失，不僅影響到台灣經濟的發展，也動搖民心。走不掉的，在前途茫茫中，只好求助於神佛術數。

其中之二是扭曲了民主制度的發展，使政黨輪替成了冒險的抉擇。事實上，以國民黨執政品質這幾年每況愈下的情形，早該換黨做做看，但是由於換黨就換國，就會引來中共干預。在選民的安定取向下，國民黨的安定牌一向都能發揮吸票的結果，雖然得票率節節下降，還能勉強保住政權。

上月底落幕的縣市長地方選舉，民進黨之所以大獲全勝，除了選戰 技術因素之外，其一是地方選舉，換黨做做看還不至於變天，選民投票較放心；其二是雙方都未以統獨做訴求。但即便如此，勝選之後， 國際媒體還是認為台獨勢力高漲，預期將牽動兩岸關係，並引以為憂。直言之，國際上並不樂意見到台獨勢力上升，因為這會影響到區域穩定與和平，令許多國家，特別是美日，進退維谷。台獨支持在內熱外冷，內升外降之情況下，勝選的民進黨要如何因應呢﹖

事實上，民進黨這次得票率為43.32%，只較國民黨的42.12%多出1.2%，比上一屆縣市長的得票率也只成長2%，國民黨倒是掉了5%。而這次投票率只有65%，較上一屆下降了5%〔註23〕，低投票率一般說來較不利於執政黨，可見民進黨的民意支持度並未大幅提升。選民也不是因為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才選它。事實上，民進黨的台獨主張雖然為民進黨爭取了不少選票，但成長到某一程度，台獨主張則成了民進黨的包袱，無法擴大選民支持。所以民進黨除了要對台獨主張加以包裝外，恐怕更要做根本的考 量，那就是意識型態的轉型。

困難的是民進黨多年來以台灣獨立建國為號召，動員支持者，政治洗腦工作做得十分徹底。現在因為執政在望，責任加重，不能不考慮到兩千多萬人的安危，再加上國際局勢形格勢禁，民進黨勢須要在統 獨立場上做調整。但如何調整呢﹖為了鞏固未來選戰中的票源，民進黨能從台獨立場上撤退嗎﹖其黨主席許信良鼓吹民進黨轉型、「大膽西進」、「三通」等，已在黨內引發許多爭議，甚至有黨員說許信良的主席一職「指日可數」。這次選戰以民生議題為訴求，刻意避開統獨，但接下來的選舉避得掉嗎﹖對民進黨來說，台獨立場的調整，總有顧此失彼的困擾，台獨群眾與中間選民究應如何兼顧，確實考驗著領導人的智慧。更困難的是，在統獨立場上的調整，不僅牽涉到對支持群眾的再教育，而且牽涉到民進黨成員，特別是中堅份子的自我說服，自我否定，自我重新定位。這個意識型態的重構工程恐怕比原先的還更要艱鉅，而且更需要時間，但今天的情況已時不我予，這一點 對民進黨想要「轉型」十分不利。

四、結 語

最近十年來的台灣政治發展，高潮起伏，政爭頻仍，各黨內部流派 也衝突時起。分析其所以如此，除權力的爭奪外，主要還是涉及意識型態之爭。這十年來，台灣社會原有的政治信仰、國家認同、價值觀 ，在國、民兩黨的共同顛覆下，已經做了全面翻修。雖然在台灣政治 發展的過程中，台獨的訴求一直如影隨形，但台獨聲勢上揚，逆國際潮流而行，使本土政治發展受到扭曲，則以這十年最為嚴重：它使得 民主變成包裝，不是目的，本土化是策略，族群動員是手段，民粹主 義遮掩了政治菁英真正的政治意圖。在民主的外觀下，是政治菁英的威權心態與作為。這樣的扭曲，使社會、國家被無情切割，民主化的 進程也受到影響。

在這段時期，在激情的民主化、本土化、族群化、民粹化的同時，反統脫華的去中國化思想改造也在積極進行，目前更由官方接手推動，從根做起，國中新編《認識台灣－歷史篇》、《認識台灣－社會篇》就是這樣的產物。這使兩岸間原來的制度之爭轉換為主權之爭，使中共緊張，國際不安，也使台灣人民錯亂：我究竟是「台灣人」、「中國人」、亦或「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註24〕﹖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亦或不是﹖

統獨之爭也使得大家將對民主的檢驗焦點錯置，甚至視而不見。深入觀察台灣政治發展，可以發現在民主的表象下，由西方民粹主義結合儒家尊尊親親文化而形成的具有台灣特色的民主，仍不脫人治威權的色彩，法治的觀念仍未建立。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也不具絕對的價值，他只是現有各種政治制度中較好的一種。民主制度如果不能藉由厲行法制，進而保障人民的自由安全，那麼並無可取之處。這是台灣政治民主化尚待努力之處。

總之，這十年的統獨爭議，統消獨長，使群眾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更為強烈，增加了兩岸關係的變數，窄化了台灣國際活動空間，也使政黨輪替難產。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應該認真的思量人民福祇，不能為 「情結」所困，不能「浪漫」過頭，更不能以台灣人民的身家性命去豪賭。在這次地方選舉結果揭曉後，如果國民黨還不能痛切反省，重返原有的理念、立場、政策，革除黑金政治，落實黨內民主，而民進 黨如果不能妥適處理兩岸關係，在台獨主張上降溫，以人民福祉為優先考量，回應民意要求安定、安心、安全的期待，則兩黨都可能在未來的選戰中遭人民唾棄。

〔註1〕關於台灣之政黨發展、政治民主化、政治轉型，請參閱陳佳吉，《解嚴後我國政黨規範之研究]; ，《復興崗學報》，60期，民國86年6月，頁158-207；吳文程，《台灣政治轉型理論分析架構的探討》，《東吳政治學報》，民國84年，頁135-183；龐建國，《國民黨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學術論叢》第10期，民國81年3月，頁63-88；江澄祥，《50年來（1945-1995） 台灣的政治發展及其問題》，《東海學報》36卷,民國84年7月，頁35-73。
〔註2〕江澄祥，前引文，頁47-50。
〔註3〕Susan Olzak,“Contemporary ethnic mobi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p 355.
〔註4〕張麟徵，《分離主義的內省與外觀》，《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10期，民國83年10月。頁3-8。
〔註5〕許信良，《新興民族》，遠流出版社，1995。
〔註6〕黃光國，《「台灣結」與「中國結」：對抗與出路》，《中國論壇》，289期，頁1-19。
〔註7〕關於政黨與省籍支持問題，請參閱徐火炎，《選舉競爭與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6卷第1期（82/12），頁37-74；王甫昌，《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77期，民國83年春，頁1-32；鄭又平，《台灣的族群認同與政黨政治的互動關係》，《理論與政策》，民國84年春季號，頁64。
〔註8〕王甫昌，前引文，頁4-5。
〔註9〕關於政黨得票率請參閱《中國時報》民國84年12月3日及85年3月24日。
〔註10〕徐火炎，前引文，頁56-61。
〔註11〕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4期，民國81年秋季，頁57。
〔註12〕 同上。
〔註13〕王甫昌，前引文，頁15-25。
〔註14〕黃光國，《民粹亡台論》，商周文化，1996年，頁16。
〔註15〕同上，頁17，36-38。
〔註16〕郭正亮，《李登輝現象：政治領導與政黨轉型》，東吳《政治學報》，1996，第6期，頁226-227。
〔註17〕黃光國，前引文，頁18-28。
〔註18〕在章孝嚴接任國民黨秘書長一職之後，在基層一再反應之下，又改口說可能不再提罷選鄉鎮長之國發會共識，見《中國時報》，民國86年12月6日，版1。
〔註19〕 Anthony H. Birth, “Minority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World Politics, 1978, p.36-37。
〔註21〕民國78年到82年間，支持統一的百分比一直徘回在65-55%之間，支持獨立的比率則在6-13%之間 ，維持現狀的支持度一向不高於7%。以後逐年調整，贊成維持現狀的比率自84年以後，一直唯持在45%上下，統獨支持度 則逆轉，統消獨長，到86年則支持獨立的比率超過統一，為24%比19%。見《聯合報》，民國86年7月4日，版2。12月《聯合報》的民調，統獨支持比率平手，為20%比20%。見《聯合報》，86年12月9日，版4。
〔註21〕許信良訪美談話，見《聯合報》，民國86年12月9日，版4。
〔註22〕國民黨在1993年8月分裂，部份黨員組成新黨。民進黨也在1996年10月分裂，部份成員組成建國黨，這也是第82個政黨。
〔註23〕《聯合報》，民國86年11月30日，版1。
〔註24〕根據多位學者所做的調查，自1992年以來，自認為是中國人的百分比有降低的趨勢，92、93年大約在30%上下，到95年則只有22%。自認為僅為台灣人的則有上升的趨勢 ，由91、92年的不到20%，上升到26%以上。而認為兩者都是的都在45%以上。見陳文俊，《統獨議題與選民投票行為－－民國83年省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第2卷第2期（84/11），頁112。86年9月陸委會所做的民調，則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上升為36%，自認為中國人的則為23%，而兩者都是的降為34.8%。見《中國時報》，民國86年12月13日，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