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歷史真相 謳歌自由先聲

台大哲學系事件回顧與探討

《台大學生報》


民國86年10月17日台大法學院舉行「台大哲學系事件總結算」座談會, 為此一事件作個總結。為使大家對台大哲學系事件能有徹底瞭解,特製作本專題,盼能呈現事實之真相。

一、前 言

民國70年代,當時的社會經歷了民國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社會中的共黨份子已肅清殆盡,因此,政府將矛頭指向自由主義者,使這些人成為主要清查對象。民國59年,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曾鼓勵學生多說話;多發表意見,也就是賦予有限的言論自由。

「保釣運動」乃台大學生運動之濫觴,而自由主義者的政論性雜誌--《大學雜誌》,也於此時應運而生。1971年法代會籌辦了「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 兩場座談會(地點在法學院圖書館的三樓),同學參加踴躍,上台暢所欲言。陳鼓應、王曉波老師當時也應邀參加,陳鼓應老師更提出「台大應該有一個『自由牆』」 的構想。

面對學運的力量如排山到海而來,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是「安撫、鎮壓並進」;而當時的哲學系在殷海光老師的帶領下,倡議自由民主之風不綴,早就成為國民 黨保守派政權的眼中釘,便想藉此機會加以整肅。

此「政治力量介入校園」事件,在當時政府空降的系主任孫智燊的運作下,儼然演變成哲學系內部派系鬥爭,以致當時除了陳、王兩位老師外,還有多位老師去職。

二、事件背景-學潮風起雲湧

從法國的學潮、美國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Free Speech Movement開始,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在全世界沸騰起來,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也趕上了這股風潮。

1971年4月九日,美國國務院宣稱擬於1972年將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的 「南西群島」行政權交還日本,此消息發佈後,全球中國人義憤填膺,全美二千五百華人更聚集在華盛頓,舉行「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的示威遊行。

4月12日,僑生社團「香港德明校友會」在總圖側門懸掛了一張海報寫著: 「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地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聲明,我們永遠支持政府」。

從此揭開了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的序幕。

台大學生運動歷時將近一年,自由民主思想日益茁壯;不幸卻遭到當時政權發動哲學系事件予以鎮壓,以至於漸漸黯然,終至歸於沉寂。

三、釀成台大哲學系事件悲劇的權力結構

(一)蔣經國的安定校園、安定社會政策:當時一手主導本事件的是教育部長蔣彥士。

(二)蔣氏政權中鷹派(主張鎮壓:王升主導)、鴿派(主張安撫:李煥主導)互相牽制爭權。

(三)空降之代系主任孫智燊趁機大行人事鬥爭,造成哲學系13位教師去職,違反當局只針對陳、王兩人之原意。

四、事件經過: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起點是哲學系教員陳鼓應及王曉波的言論與行為,一直到孫智燊接任哲學系主任。關於此階段的重要案情為:

民國60年代,因保釣事件,使得校園運動蓬勃,陳鼓應主張設立言論廣場,王曉波積極參加保釣運動。民國61年12月4日,台大大學論壇社主辦「民族主義座談會」,會中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駁斥《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之保守論調。哲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馮滬祥發言反駁,陳鼓應當場指其為職業學生,而哲學系學生錢永祥則與馮滬祥當場發生衝突,這就是與本案有密切關連的「職業學生案」。此案的直接結果是:(1)副教授陳鼓應導師資格註銷。(2)學生錢永祥記大過一次。

陳鼓應與王曉波以「為匪宣傳」之罪名被警總約談,並直接造成兩人去職。民國62年2月13日,警總約談陳鼓應及王曉波,期間閻振興校長曾前往探視並將其保釋。之後,台大不再續聘陳鼓應,而安排其至政大國關中心,至於王曉波,則由台大再發聘一年。第二階段以孫智燊接任系主任始,至其任滿返美為止.此一階段的重要事項有:

(一)系主任趙天儀,因未配合校方不續聘陳鼓應的導師職務,以及記錢永祥大過一案,被解除主任職務。

(二)美國南阿拉巴馬州大學助教授孫智燊受成中英教授推薦,回台客座一年,並接任系主任一職。

(三)孫智燊接任系主任後,獨斷系內一切課程及人事安排,並一再表示受當局指派整頓哲學系,引起教師不滿,共有九人聯合向校長抗議,要求召開系務會議。

(四)孫智燊認為成中英主編《中國哲學研究》雜誌,在刊登中共的哲學方面文章的英譯時所做的按語,是為匪宣傳,故指控成中英為共黨同路人。

(五)孫智燊開「哲學系緊急座談會」並通知記者前來旁聽。會議中記錄刊登於《新知識》雜誌,《自立晚報》副刊欄《五大雜文》並有史紫枕連續撰文指名批評聯名的九人為「赤色賣國份子」。

(六)美籍課座教授Robert Martin曾寫信給閻校長及教育部,抗議陳鼓應遭不續聘一事。後來警總指其夫婦及母親為國際共產黨員,Martin來回香港、台灣,均在台北海關遭搜身檢查,其母來台探親也遭全身搜身。

(七)民國63年6月,孫智燊列出八人不續聘名單,其中一部份在「政治」上有問題,另一些是反對孫智燊作風的教師,閻校長在校內部份教授的反對下,留著若干不涉及政治問題的人,不續聘大部份涉及政治問題的老師。

(八)孫智燊於民國63年8月10日,召開唯一的一次系務會議,並於會中提出一份擬聘教員名單, 其中包括許逖、黎東方等人。表決結果只有劉孚坤一人獲半數通過,孫智燊隨即報聘劉孚坤。系務會議作選擇性的提聘,導致李日章、胡基峻的去職。隨後,孫智燊一年客座期滿返美。

第三階段始於孫智燊返美,直到名單中最後一批教師被新任系主任黃振華不續聘。

(一)黃振華接任系主任,陸續不續聘原名單中列名,而前一年未不續聘的黃天成和郭實渝兩人,並另行不續聘鍾友聯與黃慶明兩位兼任講師。

(二)民國66六年至67年發生吳二煥案,並不算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一部份,但精神上卻有所關聯。

五、事件之平反

(一)民國82年間,立委翁金珠等人,先後分別向立法院提出質詢,希望調查此事件,還當事人一個公道。此等質詢稿透過教育部轉交台大辦理。

(二)民國82年10月23日,本校校務會議通過決議調查此事件。本校數學系楊維哲老師召集的「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透過調查與分析,於民國84年5月提出《台大著學系事件報告》。

(三)因調查過程需調閱政府文獻資料,遭受到政府單位拒絕,以致部分調查受阻,最後提請監察院調查。

(四)今年(1997年)9月,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

(五)台大法學院為該事件之始肇地,其原委與影響亦對法學院衝擊甚鉅。在監察院完成有關 「台大哲學系事件」之調查工作後,已於今年10月17日舉行「台大哲學系事件總結算」座談會。

六、當事人現身說法

陳鼓應老師談哲學系事件

寫作和教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件事。

聽陳鼓應老師將當時的風風雨雨娓娓道來,語句溫婉平和,帶來一室和煦的氣氛,令人難與當時的恐怖氣氛聯想在一起。回首當年,已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所餘的只是中國知識份子桀傲不馴的風骨和為自由民主一生奮鬥的狂熱與執著,在風霜歲月的淘洗下,益顯深刻而鮮明。

在陳鼓應老師的眼中,當時「哲學系事件」之所以會發生,乃是因為「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匪諜』 已被整肅完畢;保釣運動後,自由主義者升為第一個整肅對象。」從1960年發生雷震案、殷海光先生主筆 《自由中國》、《大學雜誌》,到保釣運動,自由主義論者已令當時政權嚴重感到有如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後快。

「1971年4月,有一天當我步入台大校園,觸目所及的儘是學生們支持保釣運動,熱血激昂的海報標語。」陳鼓應老師回憶當年學生保釣運動的情景,那是一個知識青年挺身反抗強權,對現實表露不滿呼聲的年代。「學生們的海報標語,佈滿整個椰林大道,還有校園各個角落。20幾年來從未見過,也從不敢夢想過的景象居然會出現在眼前。」

約在7月時,當時十分活躍的幾名學生社團領袖,洪三雄、陳玲玉、錢永祥等人,聚會在老師的辦公室,談談能做點什麼。老師提議邀請幾位老師開個座談會,討論「言論自由」的問題,「言論自由」現在被我們順口拈來,平淡無奇,但這在當時是何其敏感的字眼啊,於是最後決定後面加上「在台大」三個字。在主辦同學的奔走下,「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終於在10月15日於法學院三樓的圖書館舉行。

「這是在我有生之年,參加過的演講、座談會中,最難忘的一次。」陳鼓應老師在洪三雄先生所著的《烽火杜鵑城——70年代台大學生運動》的序文《民主、自由的先聲》中回憶當時:「……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於是輪到我發言時,我以孤注一擲的心情攻擊時弊,倡言開創『民主牆』的必要性。座談會過後,我們個個奮激昂揚,但回到家,內心又有幾分莫名的緊張和焦慮,向驚弓之鳥般等待可能的事態的發生。幾天過後,我們要悄悄且興沖沖地聚在一起,商量舉辦第二次的座談。於是,陳玲玉又再度主持了『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我在『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裡發表的言論,也是我印象較深刻的。我在會中支持開放學生運動,並提出開放『民主廣場』的主張。這在70年代之初,固然引起了莫大的震撼和迴響,可是最令我欣慰的還是,直到今天,『校園民主化』這柱香火依然能延續下來,在台灣的大學裡開花結果。」

「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中,陳鼓應老師所發表的內容全文,以《開放學生運動》為題,刊登在1972年1月20日出版的第17期的《台大法言》上。文中提到:「本文所說的『學生運動』,即是一種『自覺運動』,一種『革新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愛國運動』。簡單地說,學生運動不過是意見參與的行動。學生運動不僅不足畏懼,還值得各界人士支持。」

陳鼓應老師支持、推動學生運動不遺餘力,被國民黨統戰機構視為眼中釘。為打擊當時風起雲湧的自由思潮,1972年4月4日起,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開始連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長達六天。《中央日報》更將此文發行20幾萬份單行本,為其刊登大幅廣告,以強銷或贈閱的方式,席捲台灣,企圖壓下當時喧囂沸騰的「爭取言論自由」的空氣。

由筆名「孤影」所著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有人說是王升主導的國民黨政戰體系為打擊革新思潮所做的反動文宣,有人說是國民黨文化單位對台灣人民的洗腦,更有人說是蔣介石情治系統恐嚇老百姓的先聲。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中,把「學生運動」形容成「洪水猛獸」,儘是「驅校長、燒國旗、放火揍人」等恐怖事件。他認為社會上固然有很多黑暗面,「一般小市民都堅決認為現存的社會值得珍惜、值得保衛的東西更多,不願讓一小撮人來搗亂破壞,他們不曾承認這個社會真相像牙塔裡的先生們想像的那樣黑暗痛苦一團糟,要勞動『覺醒青年』來行動。」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被濃縮成二萬字的冊子,發行量共計六十萬冊,叫人如何能相信這僅是一個「小市民」的「短見」而已?1972年4月21日晚,大學論壇社邀請陳鼓應老師在第一教室演講《從存在主義談起》。這是陳鼓應老師第一次公開反擊《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他認為這篇長文寫作技巧和辯證技術相當高明,具「專業水準」,不應用「孤影」這筆名隱姓埋名;尤其「孤影」和 「鼓應」諧音相近,稱呼其「孤影」,到有點像在稱呼自己。

陳鼓應老師認為提倡「學生運動」,乃是希望打破多年的冷漠感,透過「民主廣場」,讓政府能聽到人民的聲音,朝野共同關心國事。

《大學雜誌》53期,刊登了陳鼓應老師另一篇反駁小市民的文章,名為《再論學生運動》。面對「小市民」的「指責」,台大學生群起而攻之。《大學新聞》以「社論」、「每週短評」首先開火,其後《台大法言》、《文訊》(台大文代會出版)、《台大醫訊》,也不甘示弱與以抨擊。大法官林紀東教授接受《台大法言》專訪,對小市民似是而非的論調痛批一番。5月2日法代會在法學院16教室舉辦「聯合演講會」,邀請黃默、王文興、王曉波老師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發表意見,獲得學生熱烈迴響。

而哲學系,一直被公認是台大的思想重鎮。

因為殷海光老師的堅持,自由與民主的思想才得以在哲學系,在台大成長而日益茁壯。在70年代國民黨政權打壓知識份子的政策下,陳鼓應、王曉波老師成為首號「頭痛人物」,再加上哲學系的孫慶余主持大學論壇社,「哲學系」終究逃不掉被「整肅」的厄運。

1972年12月4日,陳鼓應老師在第一次「民族主義座談會」上批評時政和強國擴張主義,座談會結束前十五分鐘為自由發言時間,哲學系研究生馮滬祥發言指稱陳鼓應老師專門攻擊政府的黑暗面,並暗示老師「為匪宣傳」,被陳鼓應老師指為「職業學生」,竟成為「哲學系事件」的導火線。

事後本校當時訓導長俞寬賜,竟表示「奉上峰的命令,要『嚴懲』『誹謗』馮滬祥之人。」,要求陳鼓應老師說明,並強制《大學新聞》為馮生刊登鄭重聲明。

陳鼓應老師為此事做了書面聲明,指校方將他所指之「職業學生」一詞解釋成「為『匪』 工作的學生」或「被『匪』構陷之愛國學生」乃是欲加之罪;他認為馮生一再在會議中與眾人唱反調,給他職業性之感,故稱其「職業學生」。

接到陳鼓應老師抗議函後,校方於1973年元月9日邀請各院會首長招開懲戒委員會,俞訓導長對於陳鼓應老師質疑「本案由哪一個單位提請懲戒?根據什麼規定?什麼標準?」「為何主管單位對於『言論荒謬重傷師長』沒有提請懲戒?」以及「校方為何厚此薄彼,單對馮生一人特別袒護」均不作任何回答。

1973年2月,警備總部竟以「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等人,均為年前參「民族主義座談會」的哲學系師生。

2月17日傍晚,陳鼓應、王曉波老師被帶至警備總部約談,經過將近24小時的偵訊,因「罪證不足」而獲釋。

同年4月,教育部下令哲學系研究所暫停招生。

5月底,當時校長閻振興宣佈將不續聘陳鼓應、王曉波老師,後還又同意繼續續聘王曉波老師。

7月陳鼓應老師遭台大解聘,轉為任職政大國關中心。1979年轉往美國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擔任研究員(Research Associate),潛心研究五四運動時期知識份子的思想。

對陳鼓應老師而言,「哲學系事件」迫他離開生命中最執著的教育工作和學術研究。但他並不因此灰心喪志,從台灣到加州,到北京大學再回到台灣,老師重不曾放棄過兩件事,即使這是一條再寂寞不過的漫漫長路。

「寫作和教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件事。離開台大,等於失去良好的學術環境。」,為了彌補這點缺憾,「20年來,孤軍奮鬥,我只有加倍辛苦的埋頭桌案。」

1984年經由趙寶煦教授的介紹到北大教書(趙寶煦教授到Berkeley訪問時與老師認識)。教書之餘,老師便沉浸在他的研究之中。在北大兼課期間,老師浸心於道家思想的專業研究。

記者們提到今日大學生似乎不再那麼關心家國大事,陳鼓應老師認為當時知識份子的時代感較迫切,也較重社會關懷但與政府的關係處於矛盾緊張的狀態;而今日的大學生比較關心切身的問題。

記者對於大陸的學生運動感到非常好奇。根據老師的觀察,50年代以來,學人屢遭政治力量摧折,關心國事的社會責任便讓位給學生,當學生們對政府有所不滿時,他們可以挺身出來抗議,而且學生們大多住宿舍,每天群集在一起,互動性強,群動性大,反而對學運有利。

令人扼腕的,台大的學運在「哲學系事件」的整肅後,從校園告退了。但對老師來說,還有一點值得慶幸的,「這股壓力從校園壓到了社會,民國67年舉行國大代表增補選,台灣社會的民主意識終於慢慢被喚醒。」

從不曾因這個打擊而倒下,老師始終執著著他的「教書」和「學術」事業,這期間著書甚多,包括《悲劇哲學家尼采》、《老子今注今譯》、《老子注譯及評介》、《莊子今注今譯》、《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言論廣場》等,並主編《道史文化研究學刊》。

離開母校,到世界各地流浪了一遭,如今又回到這塊再熟悉不過的土地,難免有點景物、人事已改的感慨。從去年回校復職至今,老師的每一天都過的相當忙碌而充實。當年為理想奮鬥不懈、不畏風狂雨暴的自由鬥士,今日記者們心目中對學生非常親切的好老師,依然默默堅持著他一生的執著。

「言論廣場」將永遠佇立在校園之中,老師當年的期望也將永遠在陽光下閃耀。

王曉波老師談哲學系事件

「我願終生為真理的僕人,永遠做中國苦難的良心。」

這句傲岸的話語來自一個傲岸而充滿熱情的人物--王曉波。

「王曉波」這三個字無論是在台灣大學的校史上抑或是在台灣社會民主發展的歷程裡都將不會缺席。身為「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角人物之一,與其說他是校園白色恐怖年代下一個受難的犧牲者,毋寧說是勇於挑戰威權禁忌,挺身反抗政治操縱學術的一個鮮活化身。

20多個年頭過去了,今年的夏末,王曉波老師重新回到台大哲學系執教。面對著這片馱載著沉痛記憶的校園,出乎本報記者意料的,當王老師談起這段塵封的往事時,心情卻是充滿平靜與坦然,在他攙雜著自信與詼諧的訴說裡,看不到當年加諸於己的肅殺戾氣,卻讓我們看到了一位知識份子在歷經洗練後的雲淡風清。

「我從來不曾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反正國民黨要整的就是台大哲學系的陳鼓應和王曉波兩個人,國民黨要是不整我們,那它也算不上一個邪惡政權了。」王曉波老師非常堅定地說出上述這段話。但是,針對當時的哲學系系主任孫智燊假借政府整肅之名大行蕩清人事之實,他則覺得相當憤懣不平。總計,因「哲學系事件」而先後遭到解聘的哲學系教員共有13人之多,王老師透露,「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是被解聘得莫名其妙的,假如說他們的去職只是因為政府要整陳鼓應和我兩個人,而使我的同事受到株連,那我真的是一輩子過意不去。」

至於,國民黨為什麼會將王曉波當作殺雞儆猴的目標呢?一方面因為他是政治犯的第二代,有關當局難 免投以「關愛」的眼光;另一方面,王老師當時積極鼓吹保釣運動,也不遺餘力地推動基層人民的社會運 動,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把社會上一些弱勢團體的痛苦和要求表達出來,不讓這些迫切需要各界幫助的人民繼續沉默下去,但這樣的聲音與主張是不見容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的。西元1973年,王曉波老師遭到警總逮捕訊問,理由不外乎是「涉嫌叛亂,為匪宣傳」這類國民黨慣常羅織的罪名,後來,因為證據不足,警總只好放人。翌年,王曉波老師被迫離開了台大,真正的目的只是國民黨政府不希望見到他再繼續與學生接觸,散播那些令掌權者聽來十分刺耳的「不當言論」。

王曉波老師離開了台大,卻沒有離開學生,他來到了世界新聞傳播學院(今改名世新大學)任教。也因 為如此,王老師依然是情治人員眼中的黑名單,時常遭到特務的約談,跟監,竊聽,騷擾已是家常便飯。在這段備受打擊的歲月裡,王曉波老師不免意志消沉,但他特別要感謝兩位恩人當時對他的安慰和鼓 勵,一位是徐復觀先生,另一位是胡秋原先生。徐先生還以「石頭縫裡長出來的小草」為喻告訴他無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裡,只要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終能衝破重重難關像強韌的小草般鑽出頭來。

「台大哲學系事件」雖然改變了許多當事人的命運,也大大戕害了當時革新求進步的校園風氣,但以個人而言,王曉波老師卻覺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固然,這個事件的發生影響了王老師在中國哲學研究道路上的步伐,如果沒有這個波折,也許「王曉波」這個名字在哲學的研究領域內能夠擁有更為卓越的成就。但是,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有了這個波折的撼動,讓王老師能夠走出單純的學術園地,投入真實社會這個無比寬廣的懷抱與格局之中,親身傾聽人民的聲音,親身體察台灣民主成長茁壯的悲情與雀躍。爾後,他又浸淫於台灣史的鑽研和探索,為自己舞出了另一個斐然飛動的學術生命,這一切,何嘗不能說是拜「台大哲學系事件」之賜呢?因此,哲學系事件對王曉波老師而言,既是一個深刻的傷口,也是一個生命的出口,在受創之餘,卻能從逆境裡新生,展開另一番浩瀚的追求,恐怕很難說是「得」還是「失」吧!

如今,監察院和台大校方都已著手對「哲學系事件」展開調查,王曉波老師認為自始至終他的所作所為既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社會,因此,他不需要任何人給他平反或是恢復名譽,他表示,真正應該恢復名譽的是台大校方。當年台大校方沒有背脊,沒有骨氣,眼看國民黨政權胡亂踐踏學術尊嚴與言論自由,非但坐視不理,還為虎作倀,實在令人寒心與不齒。王曉波老師以堅定的口吻說:「我怎麼離開,就怎麼回來。」短短的一句話,透露出數十年來一個敢言敢做,信守理想的書生領袖多少的不屈和頑強!

王曉波老師形容自己是「永遠的反對派」,從早年挺身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到今日由絢爛歸於平淡,他昂立的姿勢與捍守不渝的追求早已成為台灣人民對島內這個腐敗政權永遠的不滿與控訴!當筆者問及王曉波老師如何評價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時,他回答說:「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言談之中所流露的是對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的失望和無奈,但又何嘗不代表著一批又一批的民主先進們為了爭取台灣人民的福祉永不放棄,永不膽怯的奮鬥情懷!台灣的自由民主在這些鬥士的先後接棒下已闖出了不少的成績,但是,這幾道晶瑩的天光又豈能照亮幽暗的來時路呢?

當我們重現歷史的畫面時,我們很難略過包括王曉波老師在內這些所謂「異議份子」。他們堅強的形影與熾烈的吶喊,有這些過去,才有今天的成果。但願這一脈革新求進步的民主香火能夠永遠綿延下去,畢竟,希望一代傳一代,寶島才有好將來!等待著灰藍沉鬱的陰霾散去,等待著滿園蔥蘢的民主春天,這該是所有台灣人民心底最殷切的寄望吧!

策畫:林怡瑩、黃慧菁、黎世輝、許晉軒、陳致中。
撰文:林怡瑩、陳致中、黎世輝、許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