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堅持台北應回到「一個中國」立場

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現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奈伊教授接受《中國時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台北應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以保障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另外，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也於2月9日在《人民日報》撰文，呼籲兩岸應本著兩會1992年達成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以利於兩岸關係的推展。事實上，奈伊所說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唐樹備所提及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是大同小異的，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不同的是，美國不願就「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作出最終的價值判斷。

北京已多次表明台灣應回到1992年的「一個中國」立場，而華府如今也傾向於此一觀點，這實際上是由於台北當局在1993年到1994年之間對「一個中國」原則所作的曖昧詮釋所致。例如：（一）1993年台北發起重返聯合國運動，但卻不在意用什麼名稱；（二）同年11月西雅圖亞太經合會議上，台北代表公開提出「階段性兩個中國」主張；（三）1994年四月，李登輝接受日本右派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稿發表，李稱中國是一模糊概念；（四）同年同月，李向《自由時報》表示：「目前看不到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在那裡？我們應該忘記一個中國、兩個中國這種字眼。」台北當局的看法，不僅引起國內質疑，也震撼了北京，即連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官員塔齊克在1994年四月下旬時表示，台北已在明顯地試圖改變「一個中國」的定義，朝著「兩個中國」的政策方向推進。所以說，北京的疑慮是有根據的，也因此一直要求台北回到1992年的「一個中國」立場。

最近，陸委會新主委蘇起說：「若回到以前蔣總統的一個中國，如何能與匪交流？」從思維邏輯上說就是兩岸今天能夠交流，就在於不要「一個中國」。事實上，蘇起的想法十分謬誤，因為過去兩岸不能進行交流，是由於冷戰時期東西對抗的反共意識形態使然，與「一個中國」無關。反倒是兩岸在冷戰時代各自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的史實令人印象深刻。另外，當「一個中國」在國際政治上陷於曖昧之際，台海即面臨戰爭，比如1955年、1958年及1996年三次。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主任李侃如教授就曾說過，台海能夠維持三十餘年的和平與穩定，就在於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明確態度。再說，台北大陸政策所依據的《國統綱領》，正是立足於「一個中國」原則而加強兩岸的各種交流。另就北京立場而言，若不是本著一個中國原則，那又何必積極從事兩岸的交流工作？

台北當局說目前沒有一個中國，統一之後才有一個中國。假如按李登輝邏輯，那就出現了幾個問題。第一，如果不要一個中國，那《國統綱領》又何必明言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第二，是不是允許在國家統一之前，可以存在兩個中國？甚至三個、四個……。第三，如果國家的分裂長期固定化之後，離統一愈行愈遠之後，那該怎麼辦？第四，如果目前沒有「一個中國」，那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之後迄今的歷史都要改寫，連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歷史也都要重新改寫。所以說，一個中國原則是一種事實的存在，也因為此一存在，今天兩岸才得以持續交流，並免於戰爭的浩劫。否則李登輝向國際社會公開宣示不要中華民國，而台灣也不是中國一部份之後，那就可以印證自1949年以來一個中國是不是存在過的命題。

自1996年台北新聞局在若干學者建議下，正式提出「一個分治中國」的概念以來，北京曾深入探討此一概念的利弊得失，雖然認為比「分裂分治」、「兩岸分治」的提法要實在，但仍認定台北是想將它原則化，而用以對抗「一個中國」原則，所以仍然不是1992年的原來立場。北京認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上半段是原則，而下半段則是內容涵義，原則不能和稀泥而內涵可有不同認知。因此，筆者以為，台北若將「一個分治中國」作為是一種描述兩岸現狀的概念，以及視為台北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詮釋內涵，那應是符合1992年時所持的「一個中國」立場，北京亦應作出友善寬大的回應才是。

寫於1999年2月12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