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變遷與文化

四、從移民、封建社會到定居、半殖民地社會

1645年割據閩台的鄭芝龍被清朝招撫北去，但其子鄭成功不從，於1650年以廈門、金門為基地，經略閩粵浙沿海，發展海上力量，進行反清復明鬥爭，在海上與荷蘭殖民者對抗。鬥爭受挫後，決定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作為反清復明基地，致函荷蘭稱：「台灣者中國之地，久為貴國所據，今余來索地，地當還我。」1661年出兵台灣，第二年逼使荷蘭殖民者投降。鄭成功《復台》詩說：「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即收復先人鄭芝龍基業）。收復台灣得到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的歡迎和支持。有人稱明鄭政權是「外來政權」，是有意歪曲。鄭成功稱台灣為東都，設一府二縣，建立統治機構。隨即出現了大陸移民高潮，在台漢人達約十五萬人。明鄭政權設官田安置文武官兵及其家眷屯田，並設私田圈定土地，募民開墾，徵收田賦；立孔廟、設社學，施行科舉制度，選用官吏；保護原住民利益，幫助原住民提高農業生產力。明鄭政權奠定了台灣社會經濟基礎，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台灣從原始社會進入了封建社會。

1683年清朝乘明鄭政權內訌，出兵統一台灣。清治台初為防止台灣再成為海上「敵藪」，限制大陸移民到台灣。但大陸與台灣已統一，且台灣有廣闊的處女地，所以漢人衝破種種險難，成群結隊移居台灣。台灣漢人人口激增，從清治台初的15萬人到1811年增至194萬多人。隨著人口的增加，行政機構也跟著建立起來。清治台初，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至1875年增為三府八縣四廳，統治台灣澎湖全域，1887年從福建省正式分立台灣省。清朝在台灣建立封建土地制度，將廣大田野讓大墾首（大租戶）領取，大墾首則分地租給佃戶（小租戶），佃戶再分小塊地轉租給現耕佃農開墾種植，收佃租。大墾首獲得荒地的開墾權後，即回其大陸祖籍招募移民到台灣開墾。因而來自福建廣東兩省的移民往往以祖籍地緣關係聚居在一起，形成一村多姓的地緣聚落，不同於大陸一村一姓的血緣聚落。一個村落共有廟宇，供奉的神明往往是同一祖籍移民的保護神。媽祖則是民間最普遍信仰的神明，土地公是最基層的地域神，也是村廟經常供奉的神。村廟成為一個祭祀單位，也是聚會議事或調解糾紛的場所，人們通過村廟把全村結合在一起。祖籍地緣組合對於人們協作開發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助長人們以祖籍「分類械鬥」，起了負面作用。

由於農民的辛勤勞動，開墾面積迅速擴大，從清治台初的18萬多甲到清治台末（1894年）達約45萬甲。台灣盛產米、糖，運銷大陸各地，從大陸運返衣料、瓷器、紙張、藥材等日用品。島內商業繁榮起來，與大陸貿易也日益發展，19世紀初出現了稱為行郊的商業同業組合，從事島內外的貿易。隨著社會的發展，台灣在19世紀中葉後，從移民社會轉變為定居社會，主要發生了如下變化：

（一）居民的增加由以移民為主轉變為移民的後裔為主。清治台1685-1811年間台灣人口增加180萬人，年均增長率為2.65%，而1811-1893年人口才增加65萬人，年均增長率只有0.35%，可見人口的增加轉變為自然增長為主。

（二）隨著家族的發展，大陸原有的宗族觀念和家族制度也逐漸移植到台灣。社會結構由不同祖籍的地緣關係為主的組合，轉變為以宗族關係的組合，出現了新的組合形式。如宗族家廟、祖公會；以街莊、保甲為代表的鄉治組成；以團練為代表的地方自治組織，還有書院、社學等文教組織等。又因市鎮興起與人口流動打破畛域，融合了祖籍隔閡，祖籍「分類械鬥」，明顯減少了。

（三）清治台初，在府縣設教育行政機關－－儒學，在各地設社學、義學（初等教育）和書院（中等教育），並施行科舉制度，經鄉試、殿試，考舉人、進士，選用官吏。清代先後設立37所書院，其中14所是在1860年後設立的。清代台灣人士中進士者有19人，中舉人者有251人，其中1851年至1894年（咸豐至光緒）中進士者達12人，中舉人者達106人。台灣轉為定居社會後，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日益加深。

清代前半期，因中國國力強盛，西歐殖民主義各國在亞洲各地佔領殖民地，尚不能侵犯中國，台灣得以和平發展約150年，到19世紀初，清朝政治腐敗，軍備廢弛。英國於1840年乘機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其他資本主義列強也相繼入侵。台灣位於接近大陸的島嶼，可作為入侵的基地，且有豐富物產，因而成為列強垂涎之地。鴉片戰爭後，在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下，台灣被迫開放安平、淡水、打狗（今高雄）和雞籠（今基隆）為對外通商港口。英法美德等國商人雲集台灣，壟斷了台灣的對外貿易，進口鴉片，出口茶葉、樟腦，又通過媽振館（買辦）控制茶葉、樟腦的生產。台灣的「行郊」成為外國資本經營的經濟基礎。台灣和大陸一樣，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認識台灣》課本關於「開港與國際貿易」一節，讚美台灣對外貿易，因開港、「國際化」而興盛起來，卻不說在列強不平等條約下，台灣人被宰割，外國商人獲利的經濟結構。

在台灣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繼英國之後，日本、法國相繼入侵台灣。《認識台灣》課本雖提到此事，並說：「日軍侵台，清廷改變治台政策，派沈葆楨到台灣整頓吏治，增強海防力量；丁日昌到台灣推行興革台灣措施；1883年台灣建省，劉銘傳首任巡撫，設西學堂、鋪鐵路、買艦船、通電信、設機器局建炮台等，創辦一系列近代化事業。但幾乎沒有提到台灣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英勇事跡。還應提到：「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激起台灣知識分子保鄉衛土的激烈情操」，有些知識分子如丘逢甲、許南英抗日失敗後返回大陸，以文學作品，反映台灣人民的疾苦生活，發揚民族精神；也有如洪棄生（月樵）參加抗日義軍失敗後，留在台灣，杜門不出，「把台灣社會和歷史刻劃於詩文中，發揮了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據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筆者還記得小時候（30年代初）在台灣鄉間私塾（老師施先生是鹿港人，洪月樵的學生），看到父輩們讚賞洪月樵詩條幅的情境。可見中華傳統文化已生根於台灣社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