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

張良澤先生（以下簡稱為張氏）在2月10日的《聯合報》副刊，5月10日的《民眾日報》副刊，以及6月7日的《台灣日報》副刊上，連續以「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為名，輯譯刊出了17篇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作品」以及三篇他對「台灣皇民文學」的文章。暫且不論台灣皇民文學觀點的三篇文章如何，單就以他所輯譯的17篇「台灣皇民文學作品」的內容來看，雖然其中有幾篇尚可稱得上「皇民文學作品」，其他不是一般的中小學生作文，就是在戰爭體制下酬應時局的文章，實無從歸類為「文學作品」。倒是它們在頌揚日本的「大東亞聖戰」、高倡「皇國精神」或誓言「為天皇赤子、一心報國」的主題或內容上，這17篇「作品」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將之視為日本侵略戰爭時局下的「皇民文宣」，當更為切題。

身為第一所台灣文學系系主任的張氏，應該不會不懂得「文學作品」的基本條件。然而，他卻「精心」選譯了這樣的內容與主題的文章，全冠之以「皇民文學作品」之名，在日報副刊上大大刊載；其著意，似乎不盡在「文學」的一面，而在「文宣」的一面；在偏向的所謂「台灣意識」當道的時潮下，它就不僅僅是一般文字史料的輯譯了，它突出了打造「意識形態」的現實作用的另一面。這不是筆者個人的臆測，在他同時發表的三篇關於「台灣皇民文學」的觀點文章中，已清清楚楚地表露了。對於張氏的台灣皇民文學觀的謬誤的問題，筆者將另文批判，不在此贅述。但張氏這樣的處理「台灣皇民文學」的作為本身，已對台灣文學造成了嚴重的淆惑與傷害。針對這一點，首先必須提出來討論與批判。

一、對台灣文學造成了淆惑與傷害

由於日文的障礙以及對台灣的日據歷史知識的不足，一般人（包括文學研究者）對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狀況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更遑論對皇民文學的認識了。在這樣的土壤上，張氏所輯譯的17篇所謂「皇民文學」作品在報紙大幅刊載，再加上他強調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們，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皇民文學的歷史事實，這樣的內容在大報章上的出現，對社會造成了極為不良的後果。它誤導了一般讀者，以為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的內容都與張氏輯譯的皇民文宣一樣，都充滿了歌頌日本大東亞聖戰、皇國精神的作品；且誤認為當時的台灣作家全都屈服在日本的殖民與軍國體制下，並且積極配合日本當局的皇民文學政策，曲志節而阿權力地寫了像張氏所譯輯的那樣的「台灣皇民文學」。結果，使一般人錯以為在日據末期，台灣文學就等同於皇民文學；甚至認為，台灣皇民文學就是當時的台灣文學的全部。

這不但對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造成了甚大的淆惑和傷害，同時對於當時處於日本軍國法西斯高壓的文學環境下，憑著民族與文學的良知，以各種方式抗拒台灣文學淪為皇民文學的台灣前輩作家來說，勿寧是再度的羞辱。

二、為皇民文學的復辟鋪路

另一方面，張氏的作為與謬說使當年原本以打壓台灣文學而樹立起來的台灣皇民文學，再度輕易地僭替了台灣文學的地位；從而掩蓋了推動皇民文學的日本殖民與軍國當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文臣的罪行，最終是替當時積極地站在日本當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陣營的台灣皇民作家們塗脂抹粉，僭取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正當性。張氏的作為，與葉石濤先生最近發表在《民眾日報》的一篇文章《皇民文學的另類思考》〔註1〕有異曲同工之妙；葉文說︰「周金波（按即皇民文學代表作之一《志願兵》的作者）在『日治』時代是日本人，他這樣寫是善盡做為一個日本國民的責任，何罪之有？」

如果說張氏如此輯譯台灣「皇民文學」作品，其居心，是想把所有的台灣前輩作家都貼上皇民文學作家的標籤，來壯大皇民文學聲勢，使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正當化的話；那麼葉文的「思考」，就是為台灣人皇民文學作家脫罪。顯然，兩者都是與當年以打壓台灣文學來推動皇民文學的主體者－－日本軍國殖民當局和在台日人御用文臣－－的立場一致的；都是以當年的「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意識型態，來淆惑台灣文學，試圖為台灣皇民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復辟鋪路。

本文認為，如果想要批判張氏的皇民文學觀的謬誤和澄清張氏所造成的對台灣文學的淆惑，揭穿張氏為皇民文學的復辟鋪路的意圖，首要的，不是在觀念上的打轉，而是回到史實本身，必須揭開日據末期，日本的殖民與軍國體制及其扈從者如何打壓台灣文學以建立皇民文學的歷史真相，以及在這壓力下台灣作家所表現的抗拒與屈從的歷史真貌；據此，才能辨識到到底誰才是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從而認識到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以及重新認識到在這樣的歷史中台灣前輩作家可貴的抗拒，進而確認台灣文學的尊嚴。

必須先在此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台灣皇民文學」，實際上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作為日本軍國當局思想戰一環的「皇民文學政策」，其次是日本右翼文人的皇民文學思想與作品，其三是對前二者積極扈從的台灣皇民作家的思想與作品；三者也可稱為「真性皇民文學」。至於如張氏所輯譯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大都是在嚴酷的殖民軍國高壓下無自覺的作文或是自覺性的酬應、陽奉陰違之作，因此像那類性質的文章只可稱之為「假性皇民文學」，本來就不應將之歸類為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作品」之列。該批判的應是真性皇民文學，而不是後者。

下面，將依據歷史材料，探討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推動皇民文學的主體是誰？這主體又是如何透過打壓台灣文學來建立皇民文學的支配的？而在這過程中，台灣前輩作家又是如何抗拒皇民文學的支配來維繫台灣文學的氣脈？同時，我們還要分析皇民文學的性格，並指出皇民文學到底是為誰的文學－－是為台灣人民？還是為日本殖民軍國體制的文學？

三、世界法西斯主義對思想、文藝的支配與台灣皇民文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意的法西斯陣營，都把對文化、思想、教育的控制，當作推進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手段。文學與音樂、戲劇、美術、電影一樣，作為文化的主要部分，曾遭受到各國法西斯政權的全面的摧殘；取而代之的是，充滿宣揚和鼓動法西斯思想和感情的文學、藝術支配一切。譬如在德國，就有「德國文化總會」，統制全德的思想、精神活動，使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符合德國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並且有計畫地迫害、驅逐所謂「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科學家；超過五千名以上的科學、文化工作者被迫流亡，其中包括著名的愛因斯坦、托馬斯曼、布萊希特等人。其他留在德國的人則拒絕寫作或寫作而不發表，採取內心流亡的抵抗態度。

在日本，1930年前後軍國主義崛起，原來在20年代蓬勃發展的左翼勢力全面潰滅。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原日本左翼作家被迫紛紛拋棄信仰，或轉入內向的純文學世界，或順應軍國主義的「國策」，因而形成了所謂的「轉向文學」。1940年，日本成立直屬內閣總理的「情報局」，並以此為中心，日本法西斯推動對日本文化界的全面統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的1942年6月，在情報局的指導下，成立了「日本文學報國會」，其章程規定︰「本會的目的在於……，確立並發揚皇國傳統與理想的日本文學，協助宣揚皇道文化。」

同年，又成立「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宣稱︰「不受外來文化的毒害，確立日本主義的世界觀，闡明並完成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原理，積極挺身於皇國內外的思想戰」〔註2〕。總之，日本軍國法西斯的思想的核心為︰攻擊西方啟蒙時期以降的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唯物主義等，主張發揚以「皇國精神」「國體精神」為實質內容的日本主義，以及高倡「建設國防國家」，建設「大東亞秩序」，實現「八紘一宇」等等口號的對亞洲的侵略主義。依此，日本軍國法西斯對文學的要求就是︰以這些法西斯思想為指導，在作品中反映這些思想，並以作品的思想性高於文學性，作為評價文學藝術的指標，視文學為強化國民的軍國法西斯意識的手段。這種「國策文學」成為日本侵略戰爭中的思想戰的一環，不但施行於日本本國，而且普遍地強制施行於朝鮮台灣殖民地以及「滿洲」半殖民地和所有的佔領地區。它就是台灣「皇民文學」的時代和思想根源，同時也是構成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的主要部分。

四、產生台灣皇民文學的時代背景及推動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

1940年，歐戰全面爆發，日本為了從泥淖化的中國戰場脫身，以及為了乘隙奪取西歐列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資源，開始採取「武力南進」政策。以「驅逐歐美勢力解放東亞」的大義名分，用「建設大東亞秩序」的口號，發動對東南亞的侵略戰爭。在這種局勢下，殖民地台灣的角色，由原來的日本的「米倉糖庫」一變而為「日本南方的玄關子」（小林總督用語，就是指日本南進基地之意）。於是，日本殖民當局進一步強化在台灣的戰爭總動員體制；以「皇民奉公會」為皇民化運動的核心組織，徹底動員台灣的財富、人力和人命供其侵略戰爭的消耗。1942年1月，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次月，在台皇民文學運動的頭號御用總管西川滿，在他主持的《文藝台灣》扉頁上，用黑體大字表明了他用文學向日本軍國主義國家交心的決意，其大要謂︰

為了建設大東亞的國家的心。我們文學創作的心，只有呼應這「國家的心」才能躍動。新的國家文學的理想，並非達到抽像的美的理想；而是應具體實現現實上的「國家的理想」，以作為國民生活的指標。〔註3〕

同年，台灣總督府開始對台灣的電影、戲劇、演藝進行了統制。在這前後，西川滿領導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和機關志《文藝台灣》以及「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共同積極地扮演了以文學協助推動日本大東亞戰爭的角色，並培養符合「呼應國家的心」的文學觀的作家，於是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開始登上舞台。台灣人皇民作家周金波的《志願兵》的出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43年，日本在東亞的侵略戰爭開始呈露敗象，從東南亞戰場節節敗退，台灣處於日本的絕對國防圈內，因而進入所謂的「決戰期」。同時，第一批台灣人陸軍志願兵被送往南洋戰場，台灣開始成為日帝的兵源供應地。此時，台灣的文學和電影、戲劇一樣，成為強化台灣人決戰意識的宣傳和鼓動工具。1943年4月底，在「皇民奉公會」指導下由西川滿等主導，將「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為「台灣文學奉公會」。此後，「台灣文學奉公會」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在台日人御用文臣的雜誌報刊、以及其背後的總督府保安課、情報課、州廳警察高等課、日本台灣軍憲兵隊等在台軍國殖民主義勢力，共同構成了推動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

這個日本法西斯文學機關用各種方式打壓台灣人民的文學，開始將台灣文學轉變成受日本軍國殖民當局統御的文學和思想部隊，千方百計，以高壓企圖將台灣文學皇民文學化。

五、對台灣文學的打壓，以及台灣作家的屈從與抗拒

實際上，日本軍國殖民當局對台灣文學的打壓，早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1937年就已開始。彼時，日本殖民當局逐步對全台灣社會進行戰時統制；為了改造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以及為了清除抗日思想，日本殖民當局展開如火如荼的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的重要一步，便是禁止報刊雜誌用漢文（中國白話文）。這對向來以中國白話文為文學表現工具而成長起來的台灣文學界而言，不啻是致命的打擊。當時，台灣文學的兩大園地－－《台灣文藝》和《台灣新文學》被迫在那前後相繼停刊。台灣文學的開拓者賴和、楊守愚、陳虛谷等人，為了抗拒以殖民者的語言寫作，轉而寄情舊漢詩文；有些失去文學園地的作家，離開故鄉遠赴大陸、南洋；而吳漫沙等人則繼續刊行無關時局的白話文雜誌《風月報》、《南方》，直到1943年為止。1941年5月，由張文環、王井泉、黃得時等人創辦了《台灣文學》季刊，與日本御用文人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分庭抗禮。

如前所述，1943年，台灣進入了日帝的決戰期，於此前後，在軍國殖民當局和日人御用文臣加緊對台灣文學進行皇民文學化的環境下，出現了一批年紀較輕、同時在皇民化運動中正逢思想形成期的所謂「戰中派」作家，他們積極創作了呼應日帝國策的作品，產生了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但是，絕大部分經歷過20年代到30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作家們，以及繼承了台灣文學精神的年輕作家，他們即使無力正面反抗，在生活表面上與日本軍國殖民當局虛與委蛇，但是，在實際的創作上卻仍然秉持文學與民族的良知，堅持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繼續創作，頂住來自當局與御用文臣皇民政治的壓力。

六、「狗屎現實主義」論爭

對於台灣作家不屈從於文學皇民化的態度，日人御用文臣們早就極為不滿。這種不滿的爆發，出現在「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的前後；西川滿在1943年5月1日出刊的《文藝台灣》上寫了《文藝時評》，對主要以《台灣文學》為園地的台灣文學，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批評台灣文學的主流是「狗屎（日文原文為「糞」）現實主義」，是拾歐美文學的牙慧，不重視日本精神，無視台灣的「勤行報國隊」、「台灣志願兵」的熱烈現實，只會寫些虐待繼子或傳統台灣家族糾葛的舊習俗等等。

對西川滿的攻擊，呂赫若在5月7日的日記上如此寫道︰

西川滿的《文藝時評》所表現的低能格調，突然間引起了各方的非難。總之，西川氏是因為無法以文學的實力壓倒別人，所以就用那樣的手段陷人於奸計，真是一個文學的陰謀策動家。記得金關博士曾經說過這樣的至理名言︰「妨害台灣文學成長的東西就是文學家也。」

同時，針對西川滿對台灣文學的攻擊，有一位以「世外民」為筆名的台灣作家，在5月10日的《興南新聞》上也寫了一篇《狗屎現實主義與假浪漫主義》，予以反駁，他認為西川氏的文章，在醜陋的惡罵方面令人驚訝；並說如果本島人作家的作品是「狗屎現實主義」的話，那麼，自稱為浪漫主義者（指西川滿）的作品，也無法免於被指責為「假浪漫主義」吧。隔周，年少的葉石濤站在為西川滿辯護的立場，寫了一篇《給世氏的公開書》〔註4〕，批評世外民為狗屎現實主義的信奉者辯護，不懂得日本文學的傳統，是受外國文學不良影響的自由主義者；葉石濤寫道：「以無限的幸福、光輝和至正的建國理想建設起來的當今日本文學，正是清算明治以降來自外國的狗屎現實主義，回歸古典雄渾的時代的絕好時機。」

葉石濤接著寫道︰「對於裝出一副不識時代潮流的嘴臉，得意地吶喊著什麼『台灣的反省』啦！『深刻的家庭爭議』啦！抬出讓人想起十年前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大題目而沾沾自喜的那夥人來說，給予當頭棒喝，也不為過。」

葉石濤還舉張文環的作品《夜猿》、《閹雞》和呂赫若的作品《閤家平安》、《廟庭》為例，洶洶然地質疑道︰「到底在張氏或呂氏作品中的什麼地方，有（類如西川滿作品中的－－作者）皇民意識呢？」

在那樣的時代空氣中，被公然指為沒有皇民意識，可說是等於被戴上了不小的政治帽子，與被指為「非國民」一樣嚴重。受到葉石濤公然質疑的呂赫若，在同年5月17日的日記中如此記道︰「在《興南新聞》的學藝欄，有葉石濤者，以張氏和我為例子，斷定本島人作家沒有皇民意識。他的文章不管在論脈或頭腦上都屬低格調，實不足為論；但它在人身攻擊上，則令人憤怒。」

對於西川滿的攻擊，楊逵也以「伊東亮」的化名在7月31日出刊的《台灣文學》秋季號上，寫了一篇《擁護狗屎現實主義》予以反擊。他說︰即使浪漫主義者（實際上，不是什麼浪漫主義者，而是現實逃避主義者）掩面捂鼻不想看，但現實還是現實存在的，被掩蔽隱藏的不是現實，而只是人的眼和鼻子而已。然而，到西方淨土遊玩、耽溺於與媽祖的戀愛故事，那到底是什麼？只不過是癡人之夢罷了！（作者按︰指西川氏作品）……浪漫主義決不是與現實主義相對立的，就只有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才會綻放出浪漫主義的花。非排擠現實主義就無法存在的浪漫主義，那只是空想，荒唐無稽的東西。只是不搭飛機而搭觔斗雲的癡人之夢，只不過是類若媽祖的戀愛故事那樣的東西而已。」說理深刻，氣魄懍然，今日讀之，猶肅然禮敬！

七、在「決戰文學會議」上，皇民文學勢力對台灣文學的制壓

皇民文學勢力與台灣文學作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以及皇民文學勢力挾其背後的日本軍國殖民當局的威嚇對台灣文學的打壓，隨著日本戰局的頹敗，而日愈緊迫。在1943年11月13日，由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台灣皇民奉公會、日本文學報國會、總督府情報課協辦召開了「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在這會議席上，以西川滿為代表的皇民文學勢力，藉著決戰態勢的壓力，逼迫《台灣文學》廢刊，因而爆發了雙方面對面的鬥爭，在現在殘存的決戰文學會議紀錄中，關於這部分的記載，大要如下︰〔註5〕

首先是西川滿的發言︰他表示對台灣作家只在表面上裝出「總親和」的態度十分不滿，接著，他以獻出他所主導的《文藝台灣》雜誌給日本決戰體制為手段，要求其他文藝雜誌也一齊跟著進入「戰鬥配置」，逼使不積極配合決戰態勢的文學雜誌廢刊（作者按︰實際上是針對以台灣作家與非法西斯的日人作家所組成的《台灣文學》）。對西川的提議，在會議當場引發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勇敢的鬥爭︰

黃得時起身反駁道︰「沒有必要對文學雜誌進行管制，就像廣告一樣，愈多愈有人看，雜誌也一樣愈多愈好。」

濱田隼雄警告黃得時說︰「不要把對物質的經濟管制和對文化的指導統制混為一談。」

楊逵贊成黃得時的意見，說道︰「抽像的皇民文學理論與雜誌的統合管制問題，完全是兩回事。」神川清憤慨地批評楊逵的發言道︰「理念與具體實踐是不可分離的。」並提醒楊逵道︰「假若在政策上兩者分離的話，國家將會滅亡。」

會後，神川清另外寫了題名為《刎頸斷腸之言》的文章，批判楊逵的發言，他認為︰這是本次會議中最不幸的事（作者按︰指楊逵的發言），也許是由於楊逵不努力而生的無知；但是，以這樣的態度從事文學的人，居然仍可以在台灣安居築巢，真是太遺憾了！

黃得時再起身說︰「我並不反對西川滿將《文藝台灣》獻出來。如果真想把《文藝台灣》獻出的話，這是他個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雜誌並沒有跟著配合的義務。」

接著，西川滿又提出了要求日本軍國殖民當局撤消文學結社，把作家全部納入「台灣文學奉公會」，進行文學管制的動議；甚至贊同在台灣文學奉公會下另設「思想參謀本部」，對作家進行思想控制。這充分暴露了西川滿在唯美主義的外表下，毫不保留的文學法西斯本質。

會議在總督府保安課長的講話中結束。他說︰對決戰態勢無益的都不可要；文學作品也一樣，只有對決戰態勢有助益的才可發表。這等於宣告了皇民文學取代了台灣文學，日本軍國殖民體制完全支配了台灣文學。

會後，河野慶彥寫了一篇決戰文學會議的感言《朝向思想戰的集合》，文中對於台灣作家「陽奉陰違」的態度（張恆豪先生語），如此批評道︰

從會場的空氣中感覺到，（台灣作家們）只是把頭探出來，說些諸如皇民文學、戰鬥文學的漂亮話，但雙腳卻依然原地不動。使人嗅到台灣文學的「體臭」，感覺到泥巴和口水到處亂噴－－我們非克服這些內含的矛盾不可。－－台灣文學已到了非「脫皮」不可的時刻了，不要只在表面上裝出總親和的樣子，而是要真正成為一隻受統御的思想部隊。

河野以台灣人的「體味」、「泥巴」、「口沫」為言，毫不客氣地表現了他對台灣人的種族主義歧視和憎惡。由這些紀錄中我們認識到，以西川滿為首的在台御用文臣和皇民文學勢力，如何試圖以逼迫《台灣文學》廢刊、撤銷文學結社、利用台灣文學奉公會對作家進行統制、甚至提議設立思想參謀本部等來對台灣文學進行法西斯控制，推進皇民文學，其目標就是要消除仍散發著台灣人民主體的「體臭」、「泥巴味」與「口沫」的台灣文學，使台灣文學「脫皮」成受統御的法西斯思想部隊－－皇民文學。因此，所謂「皇民文學」，其本質是台灣文學的對立物，是扼殺台灣文學精神的。

八、台灣文學的烙痕

呂赫若在1943年12月13日的日記上如此寫道︰「今天當局下達《台灣文學》廢刊的命令，真叫人感慨無量。自此，台灣文學完全被置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的一元控制下，在軍國主義的高壓下虛與委蛇，等待黑暗時代的結束。」

1944年，盟軍攻陷塞班島，開始對日本總反攻，日本本土和台灣處於盟軍軍機猛烈的轟炸之下，台灣進入「要塞化」時期。日本在台軍國殖民當局對台灣文學的至上指令由「決戰文學」進入「敵前文學」。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6月號，刊出了名為「台灣文學界總蹶起」的專題，其中，呂赫若寫了一篇題為《寧為一個協和音》的文章，他表示在決死戰爭的大交響樂中，寧願扮演一個小小的協和音－－而不是主調。實際上在小說創作上，他避開了皇民文學喧囂狂亂的戰爭和大和主義的主題，致力寫趨頹敗的台灣封建家族以及陽奉陰違的增產文學作品。同專集中，在極嚴酷的高壓下不得不交代的楊逵，也寫了短短的近似自白書的《解消首陽之記》，其強忍錐心泣血之痛又不得不妥協的內容，令人憶起賴和在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夜被捕後，在獄中所寫的《獄中日記》；在日本軍國法西斯瀕死的狂暴脅迫下，寫下的屈辱的文字，是台灣文學的最深、最為難忘的傷痕。

九、對台灣皇民文學勢力的歷史總結算

從上述的產生台灣皇民文學的歷史過程以及發生於1943年的「狗屎現實主義論戰」和「決戰文學會議」席上的鬥爭、以及1944年台灣進入「要塞化」時期的「台灣文學界總蹶起」的專題中，我們可以看出下列歷史事實︰

一、皇民文學勢力對台灣文學的鎮壓。

在「決戰」局勢下，台灣前輩作家仍然憑著文學的良知，抗拒台灣文學的皇民文學化。但是進入了「要塞化」時期，台灣作家已經不得不委曲求全虛與委蛇，不過那已經是距日帝敗亡不足一年的時候了。

二、皇民文學勢力，實際上包括台灣皇民作家，日人御用文臣以及其背後的日本軍國殖民體制，構成三位一體，用「文攻武嚇」來推進台灣文學的皇民化。

三、因此，西川滿代表著這三位一體的皇民文學勢力，對台灣文學發出總攻擊，逼迫台灣文學就範於皇民文學體制。

四、從少年葉石濤和西川氏攻擊台灣文學的內容來看，它的文學思想特徵包括︰排斥西方文學、反對現實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普羅）文學和自由主義，甚至反對反映台灣社會風土的本土主義；主張回歸復古的日本主義和宏揚日本的建國理想，以及強調描寫勤行報國隊、志願兵熱等，強化台灣人決戰意識的文學。這不單是台灣的皇民文學勢力的文學思想特徵，同時也與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在其本國、在偽滿洲國、在朝鮮、在中國淪陷區普遍推行的文藝政策，有著共同的特徵；它們的思想總根源就是日本的軍國法西斯主義。

六、台灣皇民文學體制（包括台灣文學奉公會等），是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在台灣施行的戰爭總動員體制的一環，是通過打壓台灣文學而樹立起來的。它與當時如火如荼地在台灣推行的軍需工業化、強制儲蓄運動、皇民化運動、軍伕、志願兵運動是一物的兩面。

十、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

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主要決定於它的產生過程，和推動主體的指令。歸納起來，包括下述的三方面︰

（一）皇民文學的戰爭文宣性格

在1943年底舉行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席上，台灣文學奉公會會長山本真平如此說道，「後方戰士的責任，是在擴大生產以及昂揚決戰意識；亦即與武力戰結為有機一體的生產戰、思想戰－－在思想戰方面，諸位文學者正是承擔著增強國民戰力的任務。」

而關於所謂「皇民文學」，他說︰

文學家既蒙皇國庇佑而生活，當然應當與國家的意志結成一體。今天的文學不能像過去一樣，只在反芻個人感情，而應該是呼應國家的至上命令的創作活動，當然，文學也一定要貫徹強韌有力、純粹無雜的日本精神來創作皇民文學。以文學的力量，激勵本島青年朝向士兵之道邁進，以文學為武器，激昂大東亞戰爭必勝的信念。

在這裡，山本清楚地說明了皇民文學的性格，它是︰日本軍國主義武力戰一環的思想戰，是呼應日本軍事國家至上命令的創作活動；它的任務是︰以文學力量激勵本島青年邁向兵士之道、激昂大東亞戰爭的必勝信念。由此可知，所謂台灣皇民文學，只是日本法西斯的思想隊伍，是依至上命令的創作，本來就不含有什麼文學要素，甚至是反文學的，充其量只可說是戰爭文宣而已。

（二）皇民文學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

當時，推動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除了像台灣文學奉公會這樣的組織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批狂熱的在台日人法西斯文臣；他們除了積極創作一些表現日本法西斯思想的文學作品之外，還積極地發表一些具攻擊性的「日本法西斯文學言論，與當局的皇民文學施策共同形成了濃厚的法西斯文學環境，對台灣作家造成極大的威脅。」

譬如，以台灣代表之一的身份，參加過1942年11月在東京召開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的濱田隼雄，和自命為「皇民文學理論家」的神川清，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們也與西川滿同夥，是皇民文學勢力的中心人物。只要概括他們幾篇文章的思想內容，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到，所謂台灣皇民文學中的日本法西斯思想特徵。

■在文化思想上︰

排斥啟蒙哲學以降的西歐近代文化；反對文化至上主義；認為主知主義、理性主義和唯物主義是「敵性文化」的土壤。高舉復古的日本主義，強調皇國精神與直觀精神混合的盲目愛國主義，並且高倡所謂「八紘一宇」的侵略主義。這種思想與當時的世界法西斯思想有共通的部分，也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精粹。這種思想使千萬以上的亞洲人民人頭落地，生靈塗炭。

■在文學思想上︰

它極端攻擊文學的獨自性，把文學當做體現上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工具。現在不妨擷取他們文章中的一些句子看看他們的觀點︰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於天皇之道，如果把作為文人的自覺擺在作為日本人的自覺之上的話，我認為他除了是國賊或不忠者之外，什麼都不是。

－－文學批評的基準就在日本精神。

－－在皇國體的自覺中發現文學的始源，要求貫徹皇國體思想，把作品與國體結合在一起。

－－在終極時的精神燃燒－－天皇陛下萬歲，是一個文學者的描寫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在決戰下，我們思想決戰陣營的戰士們，務必要撲滅「非皇民文學」，要揚棄「非決戰文學」。

■在文學實踐上︰

就如當時西川滿所主持的「皇民文學墊」的同人訓所揭示的頭二句︰「我等為皇國的文臣、文臣之道在用筆劍擊倒敵人而後已。」是把文學視為實踐皇國之道的武器和工具，把文學家當作遂行大東亞聖戰的思想部隊。

（三）皇民文學的皇民化性格

前面說過，當時的台灣作家是處於日本軍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的；因此，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並非單只是上述日本法西斯文學思想的簡單翻版；它還具有日本殖民主義的現實的另一面。亦即，它除了表現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學要求的一面外，還必須擔負反映日本殖民者對殖民地台灣人民進行皇民化的文學要求的另一面，這又構成了台灣皇民文學的另一特異性格。

以處女作《道》而讓西川滿感動得「熱淚盈眶」，被濱田隼雄讚譽為最傑出的皇民文學的陳火泉，在決戰文學會議上發表了《談皇民文學》一文，他如此說道︰

「現在，本島的六百萬島民正處於皇民煉成的道路上；我認為，描寫在這皇民煉成過程中的本島人的心理乃至言行，進而促進皇民煉成的腳步，也是文學者的使命。」這句話要約地指出了《道》和周金波的《志願兵》以及王昶雄的《奔流》等皇民文學的代表作的共通性格。這些作品的主題，大致都在表現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如何積極地自我鍛煉成標準皇民的心理與言行；所謂「皇民煉成」，簡單地說就是戰爭期間的皇民化運動，也就是在文學上表現如何拋棄台灣人的漢民族語言、習俗、價值觀，徹底地成為與「內地人」有同樣神經感覺的日本人。然而，這裡所指的「日本人」的內涵並非一般意義的日本人，而是指在這特殊的歷史時期，日本軍國法西斯體制所要求的標準日本人「樣板」；它有著熱烈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有狂熱的為皇國殉身為大東亞聖戰奉公的決心，是具有這樣的成分的所謂「日本精神」的日本人。這與德國法西斯所要求的，具有德意志精神的標準日耳曼人一樣，都是法西斯體制下的樣板人。

既然台灣皇民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就在表現台灣人皇民化的問題，因此，皇民化性格是其重要的部分。

十一、總結算

由上可知，所謂台灣皇民文學，是日本軍國殖民者對台灣文學的壓迫與支配的產物；首先它扼殺了文學精神，因此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對立物；它更扼殺了台灣文學的精神，是台灣文學的對立物。它也是日本軍國殖民體制在台灣施行的戰爭總動員體制的一環，以文學的假面，宣揚日本的軍國殖民法西斯理念，來動員台灣人民的決戰意識，為日本侵略戰爭獻身的東西，所以更是台灣人民的對立物，同時，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對立物。這是所謂台灣皇民文學的本質，必須先認清楚。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日本軍國殖民體制高壓下，雖然有些台灣人作家積極地向日本戰爭體制靠攏，站在皇民文學的陣營為體制效勞；但絕大部分的台灣前輩作家，有人拒絕寫作，有人憑良知抵抗，有人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總之，都以各種方式表現了維繫台灣文學氣脈的可貴精神。對於前者的奴隸、機會主義者，和後者的以艱難的抵抗維護了人的尊嚴捍衛了台灣文學尊嚴的作家，兩者之間，必須辨識清楚，不容淆惑。

以上是對所謂台灣皇民文學的總結算書；自命真正愛台灣、疼惜這塊土地的人，是應該宣揚皇民文學理念呢？還是應該彰顯台灣文學威武不屈的精神呢？不要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是應該把話說清楚的時候了！

面對張氏淆惑與傷害台灣文學的尊嚴的作為，平日開口「台灣文學的尊嚴」，閉口「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的所謂「台灣意識文學」論者，怎麼都鴉雀無聲了呢？是不是所謂的尊嚴或主體性只對中國有效，而對日本軍國殖民者或其扈從者無效呢？

1988年6月15日
〔註1〕參閱1998年4月15日的《民眾日報》。
〔註2〕參照朱庭光編著《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註3〕1942年號的《文藝台灣》。
〔註4〕昭和18年（1943年）5月17日《興南新聞》學藝版。
〔註5〕刊載於昭和19年（1944年）1月1日出刊的《文藝台灣》也是它的終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