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黑格爾主義

12月23日，李登輝接見台北市長落選的陳水扁，要他去讀《自由時報》胡忠信寫的《出埃及記》。消息傳出，《自由時報》主筆金恆偉即為文進一步指出：「李登輝既然稱道胡文，明顯的將陳水扁視為『衣缽傳人』的約書亞了。」後來，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深田佑介訪問時，亦肯定此一說法。李登輝的「跳躍式思維」一向被認為難以解讀，胡忠信遂成為欽定的李登輝思想的解讀者了。

2月12日，胡忠信又在《自由時報》發表《李摩西太郎》一文，乍看之下，以為是新同盟會《國是評論》又在「抹黑」李登輝，其實不然，原來是胡忠信針對王作榮批評李登輝，而為李登輝辯護的文章，對李登輝的深層心理又有進一步的解讀。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欽定的解讀人所解讀的真實李登輝。胡忠信是這麼說的──

王作榮嚴厲批判李登輝，除了「省籍因素」作祟以外，最主要者恐怕來自不瞭解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也就是心理學家容格說的集體潛意識）。李登輝的人格特質相當特殊，與台灣的多元歷史經驗有關，用一個名詞形容，李登輝應叫做「李摩西太郎」。李是台灣姓氏，也是美國南北戰爭名將「李將軍」的Lee，摩西是指基督教思想，太郎則是日本經驗。欲評價李登輝，應從台灣、美國、基督教、日本四個歷史意識層面切入，其中「中國經驗」（指傳統中國文化）反而最淺，甚至影響非常有限。

李登輝的台灣意識、基督教思想、美國價值觀已有多人申論，不用再談，但日本經驗的淵源卻少有人觸及，值得探討。李登輝於1940年代在京都大學留學時，當時日本知識界正深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影響，如果從這點切入，就能瞭解李登輝的問政理念：生命共同體、場所的悲哀、公民社會、自由意志、心靈改革等，原來都有黑格爾的影子。黑格爾在1830年代影響了整個歐洲知識界（包括馬克思），一百年後卻在日本造就了「李摩西太郎」。

黑格爾說：「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民族的兒子，同時也是他自己時代的兒子。」深受法國大革命洗禮的黑格爾，崇拜盧梭與拿破侖，對受壓迫的日耳曼民族強烈關注其出路，他所提出來的「理性」、「時代精神」、「自由意識」、「絕對宗教」（指基督教）乃至「矛盾論」，均是企圖做為一種思想武器與生命動力，為日耳曼民族打開出路，替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德國人爭取出頭天。一百年後，也就是李登輝在日本留學時，當時的日本知識份子也強烈認同黑格爾的理念，宣揚黑格爾所標示的「偉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20歲左右的青年李登輝，可以追溯必然早立定志向，為台灣人尋找出路。

李登輝強烈認同黑格爾主義，最透徹者莫過於「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邏輯。「台灣李登輝」（正）對立於「中國李登輝」（反）而產生「中華民國是台灣」（合）。「台灣意識」（正）對立於「國統綱領」（反）而產生「台灣版出埃及記」（合）。上述矛盾論是黑格爾思想的核心，被視為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用黑格爾的話說：「事物只因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會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矛盾引導前進。」有人認為李登輝是「雙重人格」，倒不如說是「矛盾論」的心理現象。

對胡忠信解讀的「李摩西太郎」，我們不敢有任何意見，只有感謝胡忠信讓我們認識了真實的李登輝。但是，由於胡忠信知識的不足，我們還有二點補充。

一、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免不了都具有「日本經驗」，但是並不都是像李登輝一樣反映著如此皇民化的意識。日據時代台灣知識份子應自20年代逐漸長成，大致可分為四大類，一是以林獻堂為首的地主階級，雖具保守性和妥協性，但受傳統中國文化甚深，台灣第一大儒連雅堂應屬林獻堂一派，林獻堂終身不著和服，不說日語，並私淑梁任公。二是以蔣渭水為首的中智階級，多為醫師、商人、律師和新式知識份子，蔣渭水為中華革命黨的秘密黨員，有「台灣孫中山」之稱。三是以王萬得、李應章、謝雪紅為首的台灣共產黨，是為農民階級的代表。第四類是以辜顯榮為首的「公益會」，完全認同日本殖民統治的「御用紳士」和「三腳仔」。

根據日人《警察沿革志》的研判，前三類台灣人雖有意識型態的不同，但其中心思想則為漢民族意識。所以，李登輝的思想並不能代表全部的具有「日本經驗」的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更不是所有台灣知識份子的「集體潛意識」。如果把李登輝作為全體台灣知識份子的「台灣意識」和「集體潛意識」的代表，這是其他台灣知識份子所不敢高攀的，也是對其他台灣知識份子的污蔑！李登輝在發表《台灣人的悲哀》之時，就引起了陳其昌、蔣碧玉、伍金地、許月裡等日據時期抗日老前輩們的集體抗議，如果只是因為李登輝是台灣人所以也有「台灣意識」，那也只能是第四類的台灣人的「台灣意識」的代表而已。辜顯榮式的「台灣意識」又如何是「立定志向，為台灣人尋找出路」？

二、李登輝居然可以以一個充滿日本軍國主義意識的「昭和赤子」（「日本經驗」）在光復後，國民黨風雨飄搖之際參加中共地下黨，後來又退黨，遭受「白色恐怖」，去信仰基督教（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並且與他痛恨的「外來政權」合作（「小不忍則亂大謀」？）難道他當時就算定了可以貴為國民黨主席和總統去進行顛覆國民黨統治的「寧靜革命」嗎？難道這也是黑格爾辯證法的實踐嗎？40年代，德日軸心，德國的黑格爾哲學被法西斯主義利用，根本不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而是一種觀念論的絕對主義。日本的「黑格爾主義」，亦是為日本軍國主義組成的部分，所以，李登輝的「黑格爾主義」即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部分，說穿了，李登輝「日本經驗」的「黑格爾主義」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而非真正的黑格爾哲學。胡忠信所闡述李登輝「黑格爾主義」──「三聯式」（正反合）、「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矛盾論」──實不值識者一哂，那只不過是機會主義的折衷論而已，又那裡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其實李登輝的軍國主義也不是真正的日本軍國主義，而是一種殖民地化（皇民化）的軍國主義，是一種狐假虎威的機會主義，一下投日本軍國主義的機，一下投共產黨革命的機，一下投國民黨的機，一下又投美國霸權主義的機，所以才有他搖搖擺擺，「多采多姿」的一生。「李摩西太郎」，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