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與中國人的世紀

咸云，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的時代。在絢麗繽紛的網際電波中，年輕的一代似乎不再記得，多少年來愛國知識分子念玆在玆的，乃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早年，這代表著一種追求民族復興的意志，後來又成為一種追求國家發達的願望。但是在全球化魔咒中，民族也好，國家也好，都是過眼雲煙，一去不復返的。全球的中國人此刻的感覺是更接近了呢？還是更疏遠了呢？

這個問題對於身在台灣的我們，恐怕不容易回答。在世紀之交的台灣，全球化論述之所以震天價響的主要動機，是要說服政治勢力撤守，開放此間企業界自發地與大陸聯手，以便更妥善地因應歐美跨國企業的挑戰。但是受到主權思想困惑的領導階層，在拒斥全球化主張的同時，卻是最希望歐美強權介入台海兩岸，協助鞏固政治分裂的局勢。偏偏這些歐美強權正是跨國企業的後台，他們不斷宣揚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則是寄望北京政府知難而撤守，好讓跨國企業與大陸企業水乳交融，進而改造大陸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

這樣就起碼有三種對全球化進行詮釋的場域，每個場域都有相互較勁的勢力。在台灣，全球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股要衝出去的力量，但衝去的方向不是往那個象徵全球化發源的歐美地區，而是往那個被視為還大大有待全球化的大陸；這兒反對全球化的是分離主義主導的政府。在歐美，全球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股要衝進去的力量，但沖得最順利的地方不是那些拒斥全球化的地區，而是那些早就彼此熟稔的基督教市場國家，所以等於是在衝進自己的家園；那兒反對全球化的是面臨失業的歐美勞動階級。在大陸，全球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股要把外面世界拉進來的力量，但努力拉的那些人，往往不是全球化要改造的人，而是已經進入全球化部門的人；那兒反對全球化的都是具有壟斷利益的計劃管理階層。

所有的全球化論述共享著一個假設，那就是，他們都相信，已經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全球化的現象，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客觀存在於國際之間。這個全球化現象所標誌的，眾說就是促成市場資源跨國自由流通的規範與結構。贊成全球化的認為，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晚加入不如早加入；反對全球化的則相信，仍可以建築堡壘，藏身其中。但仔細聆聽的話，會發現反對的人所反對的全球化，卻有迥然不同的內涵。台北的反對者主要是反對與大陸發展親密關係，歐美的反對者是反對國內資本外流，大陸的反對者是反對跨國資本自由進出。這些五花八門的反對聲音揭露出，所謂客觀的全球化規範或結構，根本不存在。

支持全球化的人把全球化講成是虎虎生風，只是企盼約束他們的政治力量——台灣分離主義、歐美勞動階級、大陸計劃管理階層——心甘情願地自動繳械罷了。否則，他們要是非得援引歐美政治勢力來幫助，不就等於承認全球化只是帝國主義的另一張廉價的面具嗎？故吹奏全球化的魔音，要比訴諸像三○一條款之類的威嚇，顯得更為和藹可親。台灣人的困境在於，我們既想要搭乘那一班想像出來的全球化列車，好證明自己已經脫離落後封建的中華文化，又不甘於因此而開放與大陸的交通，游移之間，大陸沿海已然超前台灣，儼然一副全球最先進的中國人模樣。那個看似全球化的中國，更加吸引我們，使我們以全球化之名，快速地回歸到既有的文化圈中，經由新的依附關係，逃避全球化所預言的全面開放。全球化論述下台灣企業主的情感反應，因而是反全球化的，或非關乎全球化的。

可見，就算政治力量真的繳械了，衝出去的、衝進去的、拉進來的三股力量，恐怕不會攪在一起變成更大的全球化。兩岸企業資源結合的結果，一方面可能創造新的財產權型態，二方面可能形成以文化關係為基礎的壁壘，三方面可能改變政治勢力結盟的形式。跨國資源進出大陸的結果，可能改變出自歐美的華僑在大陸市場的角色，從而改變他們在歐美市場的地位。換言之，全球化是一種對既有規範的衝撞，但又完全不能保證既有規範解體之後的人，一定就會變成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市場參與者，以至於未來發展的方向，仍有待大家透過實踐來創造。其中倘若人們訴求於固有文化認同，則喧囂的電光世界中疲於奔命的新世代，還是有家可歸的。看來，更進一步的全球化機緣，恰恰在於固有歷史文化所培育的根的感覺，這種感覺愈深厚，優遊於國家民族界線之上的心情就愈穩定。

二十一世紀不可避免地仍將是中國人的世紀，人們也應當努力體會其中的道理，讓文化根與全球化兩種思惟交互飛揚，使虛假偽善的全球化染上親疏遠近的倫理氣息，讓有時不慎墜入排外仇恨的民族自卑知所節制。在國家的地位與職能持續發生轉變之後，效忠變成落伍的觀念，則人們所處的人情關係與認同對象，就會回到既有社會文化的脈絡中，這時中國人的場域將突然無限寬廣起來，也許這樣，中國人的國家才有可能跳脫於十九世紀以來的那種排他性傾向，重新進入四海一家的境界，甚至回到固有的王道文化理想上。值此世紀之聲報曉出啼，吾人應當本持德不孤，必有鄰的信心，廣結善緣，在全球化的虛擬幻象中，相互勉勵，共同切磋，厥為四海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