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與中國人的世紀

中華四海同心會二○○一年元旦獻辭

石之瑜
(台大政治系教授)


咸云,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的時代。在絢麗繽紛的網際電波中,年輕的一代似乎不再記得,多少年來愛國知識分子念玆在玆的,乃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早年,這代表著一種追求民族復興的意志,後來又成為一種追求國家發達的願望。但是在全球化魔咒中,民族也好,國家也好,都是過眼雲煙,一去不復返的。全球的中國人此刻的感覺是更接近了呢?還是更疏遠了呢?

這個問題對於身在台灣的我們,恐怕不容易回答。在世紀之交的台灣,全球化論述之所以震天價響的主要動機,是要說服政治勢力撤守,開放此間企業界自發地與大陸聯手,以便更妥善地因應歐美跨國企業的挑戰。但是受到主權思想困惑的領導階層,在拒斥全球化主張的同時,卻是最希望歐美強權介入台海兩岸,協助鞏固政治分裂的局勢。偏偏這些歐美強權正是跨國企業的後台,他們不斷宣揚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則是寄望北京政府知難而撤守,好讓跨國企業與大陸企業水乳交融,進而改造大陸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

這樣就起碼有三種對全球化進行詮釋的場域,每個場域都有相互較勁的勢力。在台灣,全球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股要衝出去的力量,但衝去的方向不是往那個象徵全球化發源的歐美地區,而是往那個被視為還大大有待全球化的大陸;這兒反對全球化的是分離主義主導的政府。在歐美,全球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股要衝進去的力量,但沖得最順利的地方不是那些拒斥全球化的地區,而是那些早就彼此熟稔的基督教市場國家,所以等於是在衝進自己的家園;那兒反對全球化的是面臨失業的歐美勞動階級。在大陸,全球化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股要把外面世界拉進來的力量,但努力拉的那些人,往往不是全球化要改造的人,而是已經進入全球化部門的人;那兒反對全球化的都是具有壟斷利益的計劃管理階層。

所有的全球化論述共享著一個假設,那就是,他們都相信,已經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全球化的現象,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客觀存在於國際之間。這個全球化現象所標誌的,眾說就是促成市場資源跨國自由流通的規範與結構。贊成全球化的認為,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晚加入不如早加入;反對全球化的則相信,仍可以建築堡壘,藏身其中。但仔細聆聽的話,會發現反對的人所反對的全球化,卻有迥然不同的內涵。台北的反對者主要是反對與大陸發展親密關係,歐美的反對者是反對國內資本外流,大陸的反對者是反對跨國資本自由進出。這些五花八門的反對聲音揭露出,所謂客觀的全球化規範或結構,根本不存在。

支持全球化的人把全球化講成是虎虎生風,只是企盼約束他們的政治力量——台灣分離主義、歐美勞動階級、大陸計劃管理階層——心甘情願地自動繳械罷了。否則,他們要是非得援引歐美政治勢力來幫助,不就等於承認全球化只是帝國主義的另一張廉價的面具嗎?故吹奏全球化的魔音,要比訴諸像三○一條款之類的威嚇,顯得更為和藹可親。台灣人的困境在於,我們既想要搭乘那一班想像出來的全球化列車,好證明自己已經脫離落後封建的中華文化,又不甘於因此而開放與大陸的交通,游移之間,大陸沿海已然超前台灣,儼然一副全球最先進的中國人模樣。那個看似全球化的中國,更加吸引我們,使我們以全球化之名,快速地回歸到既有的文化圈中,經由新的依附關係,逃避全球化所預言的全面開放。全球化論述下台灣企業主的情感反應,因而是反全球化的,或非關乎全球化的。

可見,就算政治力量真的繳械了,衝出去的、衝進去的、拉進來的三股力量,恐怕不會攪在一起變成更大的全球化。兩岸企業資源結合的結果,一方面可能創造新的財產權型態,二方面可能形成以文化關係為基礎的壁壘,三方面可能改變政治勢力結盟的形式。跨國資源進出大陸的結果,可能改變出自歐美的華僑在大陸市場的角色,從而改變他們在歐美市場的地位。換言之,全球化是一種對既有規範的衝撞,但又完全不能保證既有規範解體之後的人,一定就會變成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市場參與者,以至於未來發展的方向,仍有待大家透過實踐來創造。其中倘若人們訴求於固有文化認同,則喧囂的電光世界中疲於奔命的新世代,還是有家可歸的。看來,更進一步的全球化機緣,恰恰在於固有歷史文化所培育的根的感覺,這種感覺愈深厚,優遊於國家民族界線之上的心情就愈穩定。

二十一世紀不可避免地仍將是中國人的世紀,人們也應當努力體會其中的道理,讓文化根與全球化兩種思惟交互飛揚,使虛假偽善的全球化染上親疏遠近的倫理氣息,讓有時不慎墜入排外仇恨的民族自卑知所節制。在國家的地位與職能持續發生轉變之後,效忠變成落伍的觀念,則人們所處的人情關係與認同對象,就會回到既有社會文化的脈絡中,這時中國人的場域將突然無限寬廣起來,也許這樣,中國人的國家才有可能跳脫於十九世紀以來的那種排他性傾向,重新進入四海一家的境界,甚至回到固有的王道文化理想上。值此世紀之聲報曉出啼,吾人應當本持德不孤,必有鄰的信心,廣結善緣,在全球化的虛擬幻象中,相互勉勵,共同切磋,厥為四海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