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的回顧與展望

一、「國共合作」希望之火滅而復燃

不久之前，筆者赴廣東孫中山故居翠亨參加「孫中山與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變革」學術研討會，隨後又應邀訪問廣州中山大學，遇到大陸學界一些朋友，談到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先生到廣東及大陸其他各地的訪問，受到各方的重視。也就不約而同的談到吳先生的訪問，對今後兩岸政黨的互動與合作，能否帶來良好的進展，十分關注。同時對於台灣的國民、親民、新三黨在野聯盟，也深為關切。似乎對於台灣大選後國民黨的「落難」，不勝惋惜與同情。好像有點「拔刀相助」來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思。「國共合作」希望之火，似乎滅而復燃。因此也使筆者想到第一、二兩次的「國共合作」，都是在國民黨「落難」之後，不但使國民黨「敗部復活」，也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印證了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故事。這雖然是閒聊漫談，但也不無歷史根據。

二、兩次合作皆在國民黨「落難」之後

「國共合作」與國民黨「落難」的關係，似非歷史的偶然。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孫中山遭遇陳炯明叛變之後，陳氏據粵「獨立」，推翻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孫由蒙難永豐艦（後稱中山艦）而入居上海法租界，自比為「租界之亡命客」。在此之前，中共原與陳炯明接近，受其支援。共產國際代表曾建議國共合作，孫與中共皆無意願。陳變之後，中共轉而絕陳聯孫，孫亦改變對共態度，實行「聯俄容共」，是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共為何絕陳聯孫？此固遵照共產國際之指示，同時也是看好「國民黨傳統精神」。即如中共要員李大釗向國民黨一全大會的聲明所云：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能負起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國民黨）來。」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國共進行十年內戰（一九二七～一九三六）之後，中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蔣中正的「安內剿共」政策，面臨嚴重的挑戰。蔣之親信張學良一意「攘外抗日」，受到中共「統戰」──「抗日反蔣」的影響，準備和中共實行「西北大聯合」（獨立），發動西安事變，蔣氏「蒙難」西安。此時中共不但不助張扣蔣，搞西北「獨立」，反而摒棄前嫌，救蔣聯蔣，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這次國民黨的「落難」，乃李登輝一心要結束「外來政權」之故，是其「寧靜革命」的結果。與陳、張之變，有異曲同工之妙。陳炯明為孫中山「卵翼」的夥伴，不意禍起蕭牆，孫失敗之慘，真是不勝其慨歎！孫說：「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陳變）者。」蓋歷次失敗，皆敗於敵人，而此次則為「代敵而興者」，是其「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也。孫慨歎地說：「此不但國人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張學良之變，幾為陳炯明之翻版。陳為孫中山培植之人，張為蔣中正培植之人。均是當時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李是蔣經國培植的「接班人」，在蔣經國去世後，由二號升為一號。這三人皆使國民黨「落難」，豈非偶然乎？前兩次「落難」，都是因禍得福。這次豈能例外乎？

三、「國民黨傳統精神」是合作基礎

陳水扁及其民進黨的執政，表面觀之，是「獨派」的勝利，「統派」的失敗。但就幾個月來台灣政情的變化來看，並非如此。在國民黨選敗之前，是李登輝的國民黨加上在野的民進黨，是暗獨與明獨勢力的結合，兩者互為利用，左右政局，處於絕對優勢。選敗以後，李氏下台，暗獨解體，明獨雖然獨大，但勢孤失援。復以親民黨的出現，遂成「天下三分」之局。在此局面下，扁政權尚可操縱其間。但自宣佈停建核四、連戰被扁羞辱以後，激起國、親、新三黨在野之聯盟。「天下三分」之局遂變為二對一之局矣。二「統」對一「獨」，扁之政權，頻出狀況，初尚不甘示弱，發動群眾「反核」、「反罷免」，搗毀立法院長之高雄辦事處，包圍立法院以示威，此乃民國初年大軍閥袁世凱、段祺瑞唆使「公民團」之故技也。彼等皆為此留下歷史「污名」，終致敗滅。

當在野聯盟宣告成立之際，三黨負責人皆不約而同地承認「本是同根生」；久被遺棄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信徒」及「國民黨傳統精神」，頓時為之復活了。筆者睹此感人畫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者終於看到泛國民黨人覺悟團結了；憂者是怕「五分鐘的熱度」而「虎頭蛇尾」！

什麼是「國民黨傳統精神」呢？即前面李大釗所說的「歷史、主義、領袖（孫中山）」是也。第一次國共合作即是以此為基礎。第二次合作的基礎也是如此。即抗戰開始中共所宣稱的「要為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奮鬥」。現今大陸中共所標榜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即孫中山之三民主義也；而其改革開放大力推動經濟建設，實即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及其「實業計畫」的實行。中共顯然又為「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奮鬥」了。如今泛國民黨人之在野聯盟，也要做「國父孫中山先生信徒」和恢復「國民黨傳統精神」，豈非又邁向「合作」之路乎！

四、合則變異為同分則變同為異

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即倡導第三次國共合作。中共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一九八四年指出：「對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團結則安，分裂則危」；呼籲「以民族大義為重，實現第三次合作」云云。台灣方面則斥為「統戰陰謀」。這是因為國民黨幾十年來的反共宣傳教育，國共水火不容的意識，已深植人心之故。此在研究國共關係史者，亦長期存在著「友誼論」、「陰謀論」、「利用論」的分歧。親共、附共者多持「友誼論」；反共、惡共者多持「陰謀論」；客觀、中立者多持「利用論」，或稱「需要論」，認為國共之分與合，則是基於彼此的需要，兩利則合，兩害或一方不利則分。

當兩方需要合作時，變異為同。反之，變同為異。第一次合作時，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中共說：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民的「三大政策」。因為聯俄就要反帝，此為民族主義之實行；聯共乃團結民主黨派，此為民權主義之實行；扶助農工是改善勞苦群眾的經濟生活，此為民生主義之實行。這一理論根據，中共持之數十年，兩次合作時均強調之。國民黨人多有附和或默認之者。分裂時，中共則據此理論斥國民黨人為「背叛孫中山」；國民黨則斥中共為「曲解」或「誣蔑」。

如今統獨之爭，亦如是也。獨斥統為「賣台」，統責獨為「害台」。一旦統獨相合，則皆是「愛台」了。

五、第一次合作國民黨「以大事小」

兩次合作的國共兩黨，均為一大一小，一強一弱。其能做到合作者，除彼此需要外，大者強者能本寬容的精神，小者弱者能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大者能以「仁」事小，小者能以「智」事大。第一次合作是國民黨以大事小，第二次合作是共產黨以小事大。前者或稱之為「容共」，是「黨內合作」。在形式上是「一黨兩制」，即如中共李大釗向國民黨一全大會聲明中所說的：

「我們對於本黨（國民黨，下同）實應負著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通的責任；一種是為本黨聯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

本黨總理孫先生曾允許我們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

因此，中共黨員一面加入國民黨為國民黨員，同時亦保有共產黨員的資格；一面負國民革命運動之責，同時也負世界革命運動之責，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也享有國民黨所有的權利，可以在國民黨內擔任要職而有實權，絕非「花瓶」之類的東西。茲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一九九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記載為例：

「大會（一全）最後選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張國燾、於方舟、韓麟符、沈定一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接著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推選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常務委員，並決定成立中央黨部。在中央黨部各部門任職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工人部秘書（等於副部長或秘書長）馮菊坡、農民部秘書彭湃、組織部秘書楊匏安。」

「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就有徐象謙（向前）、陳賡、蔣先雲、左權、許繼慎等。這期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有五十六人，占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

其他及其後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中擔任要職者，不勝枚舉。如毛澤東代理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瞿秋白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即政治局）七委員之一。

國際外交也是國共合治，例如一九二三年八月的「孫逸仙」赴俄考察團的四名團員，國共各為二人，即由國民黨的蔣中正、王登雲和中共的沈定一、張太雷組成之。

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中共黨員擔任部長的有農政部長譚平山，勞工部長蘇兆征。至於民眾團體和地方機關的幹部，更多中共黨員。

以上是國民黨以大事小的實例。

六、第二次合作共產黨「以小事大」

第二次合作是「一國分治」的形式，或稱之為「黨外合作」，近似中共近年主張的「一國兩制」，然不及「兩制」之寬大也。此時期的國共合作，各有地盤、軍隊及政府機關。名為一國，實際互不干涉。茲舉第二次合作前中共向國民黨提出的「四項保證」為例：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按：非指揮）。

三、在特區政府內，實施普遍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國民黨中央接納中共「四項保證」，通過「根絕赤禍案」：一、取消紅軍名目。二、取消蘇維埃政府之組織。三、停止赤化宣傳。四、停止階級鬥爭。中共原則接受，認為這是國民黨接受了中共的「合作主張」。周恩來建議中共中央接受一切可以讓步的條件，以求重登全國政治舞台，參加和組織全國性的抗日運動。周且認為國民黨的「根絕赤禍案」僅是文字上的遊戲，對中共並無實質的損害，他說：

「這個東西（指「根絕赤禍案」）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須我們在國民黨有政治活動。」

周恩來的務實作風，為中共取得最大的利益。這是以小事大的豐收。「面子」給了國民黨，自己保留了「裡子」。不僅解除了被消滅的危機，進而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雷渝齊先生有一名言：「一國兩制」好處多多，自己有的照樣有，自己沒有的也可以有。其時也有一順口溜：「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觀乎中共兩次與國民黨之合作，信哉此言！

七、第三次大小倒轉可用「國民會議」

國共過去兩次合作，國民黨是執政黨，共產黨是在野黨；國民黨是大黨，居於強勢；共產黨是小黨，居於弱勢。今之情況則完全倒轉了。今後如再合作，應採取何種方式呢？如行第一次「黨內合作」的方式，國共似皆不願為也。如行第二次「一國分治」的方式，國民黨既失政權，已無「分治」的本錢。但情況不同的，是泛國民黨的在野聯盟仍有三分之二的立法院多數，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尚有合作的本錢。正常之法，寄望於執政當局，督促扁政府遵循憲政，勿作越軌行動。也可促扁面對現實，傚法當年周恩來的務實精神，達成兩岸和平，實現三通，台灣困局應可解除。此乃順勢而為。扁捨此不圖，仍是以拖待變，變得更糟，籌碼耗盡，為時晚矣！

與其寄望於執政當局而不可期，唯有寄望於國民，可由泛國民黨人與彼岸中共方面溝通合作，組織協商機制，商討「和平統一」可行方案，召開協商會議，做成議案，廣為宣傳，取得廣大社會之瞭解與後援，造成主流價值，推行自易。這個方法，孫中山在其《裁兵為謀統一之政策》中說：「余之統一政策，最易得人民之瞭解，故可斷定人民亦必因此而樂於為我之後援」；能如此，則其「實力異常偉大，不使槍炮，而其力大於槍炮十倍百倍而未已」。為使人民樂於做其後援，孫中山又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這也是源自中共方面的主張。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五名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等以國民黨員身份聯名致函孫中山，要求他到輿論中心的上海去召開國民會議。函中說：

「我黨（國民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廣東的戰事，這樣我們才能在國家政局危急之時去勝任我們的主要任務。我們不能囿於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國的工作。我們要求先生（孫）離開廣州前往輿論中心地上海，到那裡去召開國民會議（如先生在《五權憲法》中所闡述，而不只限於群眾遊行）。這樣，一支解決全國問題的集中的軍隊便能建立起來，一支國民革命的集中的軍隊便能建立起來。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不會喪失我們在國民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這是居於首位的重要任務，唯有您（孫）可為之。」

當時孫中山要以廣州為中心，來做統一中國的工作，對於他們的建議未予接受。八月，中共發表《對於時局之主張》，認為「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直奉再度發生戰爭，直系瓦解，孫中山應北方各系的邀請，決定北上，共商國是。行前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在程序上，國民會議召集之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預備會議組成之分子有九：（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錕）、吳（佩孚）各軍。（九）政黨。十一月間，孫中山北上經上海時，對於召開國民會議的重要性加以說明，他說：「中國今後能否和平統一，即視國民會議之能否開成。故中國前途之一線生機，胥繫於此。」十二月，孫中山在北京特別委派宣傳委員三十二人，多為國共兩黨人員，要他們分赴北方各省做宣傳工作，來推動國民會議。這時孫中山的病情，已十分嚴重。到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便在北京去世。國民會議的願望未能達成，故其臨終遺囑要大家「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迄今已七十五年了，大家（包括陳水扁在內）還在背誦這個遺囑，重複這個「國民會議」，卻沒有見諸行動。中國的「和平統一」也只是停留在口號的階段。如今國共兩方也都主張「和平統一」。而且「國民會議」也是國共合作時期的主張。以此會議作為合作的途徑和方式，既有歷史的根據，也符合現實的需求，何樂而不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