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這樣強烈反對

六月上旬，兩院院士及一百零八名知名建築師、規劃工程師（以下簡稱建築界專家），分別聯名上書中央請求撤消法國建築師安得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方案。此後近一個月，兩份上書都沒任何批示，有些資訊也逐漸地被新聞媒體知道。法國新聞社（AFP）華盛頓郵報，還有幾乎所有的海外華人報導、港澳台的報紙都有報導，國內的媒體及網上也成為焦點新聞。批評最尖銳的是法國《世界報》。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為了一個國家級建築設計方案，有這樣多專家的聯名建議書。我是一百一十四位建築界專家中的積極回應人之一。今天我要把它綜合報告一下，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強烈反對安得魯的方案:

一、 從大的空間組合功能上，安得魯的設計是絕對的形式主義。

加拿大第一建築大師Arthur ERICKSON

大劇院評委及有三個院士頭銜的加拿大大師Michael KIRKLAND 還有國際權威性專業雜誌ARCHITECTURE

REVIEW的社論《無法無天》（OUTRAGE）都很尖銳地、正中要害地批評了安得魯的設計。在前述兩份上書中也都提到了。我不再多作重複。只寫幾句綜合他們意見的評論：

(A) 安得魯本身是橋樑工程師，畢業於公路與橋樑工程學院的，以設計機場航站樓起家，從來沒做過歌劇院。他自吹法國大革命二百年的德方斯（大拱門式的）聯邦大廈是他設計的。其實是丹麥建築師奧托．斯佩克森競賽中標後，大廈建造中不幸去世，由安得魯的事務所接著畫完施工圖而已。所以，他將這四個劇院用一個大圓穹頂罩起來，這是所有錯誤的起源，一步錯，步步錯。房子裡套房子，西方人叫「屋中打傘」，中國人「叫作繭自縛」（張開濟大師說最形象的形容應是「脫了褲子放屁」）。

(B) 由於上面這個毫無意義的形式主義的圓穹頂，給自己限了高度所以只能向下挖掘二十四到三十四米，因此，KIRKLAND說「這種形式主義的設計在西方無論是政府或私營的業主都不會允許它實施。如果在中國鑽了空子，萬一不幸實現了，將是近代建築史上最荒謬的大笑話，我們也可以燒掉所有的建築系教科書了」我的師傅、台灣第一大師王大閎（貝聿銘的同班同學）也來信評論說：「……這是一個極少見到違反常規功能的設計……北京人或許會歡迎一些新穎的設計，但相信他們絕不會接受一個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二、 從建築師的基本教育上，安得魯沒有資格來設計如此寵大和複雜的國家大劇院：

安得魯的大學基本教育是公路橋樑工程學院，西方建築系教育、以及我在台灣上大學還有給王大閎先生當學徒時，都很重視一門學科《建築環境心理學》，有幾家大學是必修課（也有用《人類行為學》）我在加拿大WATERLOO大學教書時，也在設計課中指導學生研習此學科。安得魯沒有學過建築師必備的一些基本功學科，如何能夠HANDLE這麼SOPHISTICATED多元並加文化功能，還有動線和活動變革的巨大建築組群（BUILDING COMPLEX）。王大閎先生要我精讀的一本英文論文是James FITCH:THE AESTHETICS OF FUNCTION (《美在於功能》)。這本書對我一生建築工作是重要的基礎之一。此書的精華有三點：

(1)對生存環境的感官知覺為美學基礎，因此，要將建築的物質基礎加上社會經驗，還有生物學和生理學的綜合研究。

(2)最美的建築藝術的三項先決條件是：

(A)功能實際、緊湊和好用。

(B)交通動線分功明確流暢。

(C)基本結構和裝飾的建築造價符合專案的身份而得體。

其實，這和周恩來總理說過的「實用、經濟、在可能的情況下要美觀」的精神是相通的。

(3)行為記憶是從視覺判斷建築美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如果我們用以上三個條件來檢驗安得魯的設計方案。那就一條都不合格。

這個方案對於它本身生存環境就沒弄清楚，因此，才像王大閎先生說的「極其反常規與周圍環境不協調」，有了一個毫無用的大圓穹，浪費了那麼多建材和空間，交通動線更是糟透了。只舉兩個例子：

(A) 在我們的行為記憶中。進入一個大型公共建築物馬上向下走只有四種情況：第一是到地鐵站；第二是去人防；第三是陵墓；第四是去夜總會酒吧。而且從水中的玻璃的通道進一個建築物只有水族館的記憶。所以安得魯最得意的入口，從行為學的邏輯看沒有一條和歌劇院的功能或行為記憶相稱。

(B)在行為記憶中、周圍都是水的建築物是中古世紀的歐洲古城堡，它象徵了與城市和群眾的隔離和弧立。而且在觀眾廳在地下七到十米，相當於三到四層樓公寓。有緊急情況時儘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一從地面直接逃生要慢好幾倍的時間，緊急情況分秒必爭。有時就差一分鐘就得要人的命。

二、安得魯對中國駐法大使狂妄無禮，就是污辱了中國人民：

中國駐法國大使有一次接見安得魯時對他說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的協調時，他卻說：「我就是要切斷歷史」。這位無知的「大師」啊！歷史是時間像水一樣是切不斷的！大使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如此狂妄的殖民主義文化侵略的態度，就是污辱了全體中國人民。

安得魯一九九九年在北京學術報告會上還說「要保護一個古老文化，最好的辦法是把它逼到危機的邊沿」這完全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先職無理的語言。就憑這兩條，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就可以抄他魷魚。

三、方案的選擇是中西文化衝突嗎？

操作單位有一位元重要人物，是安得魯的忠實信徒、他寫了一篇文章認為這許多人反對是因為中西文化的衝突。我看這位先生既沒有領悟中國文化的精華之處，更不瞭解什麼是真正西方文化的優美的地方。這位先生只是想轉個彎子說反對安的方案的人，都是保守的中國老古板而已。其實，中西文化最高之處都是相通相融的，兩者的互補性遠遠大於衝突性。只有西方文化中二、三流、不上正道的東西才會與中國科學界及建築界的正統主流發生衝突。浦東的金茂大廈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美國SOM事務所Adrian SMITH設計的，它完美地結合了中國的塔和竹節美的神韻和現代高科技。為二十一世紀貢獻了中西文化結合的新生文化。中國人的心胸是豁達的，眼光是銳利的，只要是新的、但是一定要真正是好的建築都會受到讚揚。金茂大廈獲得建國五十週年、上海十大優秀建築（絕大多數評委都是不記名的中國人）。

三之一、迷信西方「未來派」是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自己的認識和信心不夠，如果我們一萬個中國人有一個人瞭解以下兩件事，就絕對不會像業主委員會那樣絕對欣賞和推崇一個在西方已是人家不要的過時的「新穎天才作品」：

(1)一八四○年英國國會為了決定要不要為鴉片和中國打杖，在辯論記錄上有議員說到：「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但國家綜合生產力是世界的三分之一」這就是現代經濟中的GDP。世界的三分之一的相當於今天美國的綜合國力。另外又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我們國家的GDP在一九七八年只有世界的百分之二點五，現在已達百分之八左右，而到了二○一○年中國的人口和GDP都會巧合地、同時是世界的百分之十六，也就是日本今天的GDP。

(2)三個月前是大思想家朱熹逝世八百年，辛棄疾曾說過在周文王之後，最偉大的兩個人物就是孔子和朱熹。中國科舉制度有七百多年，一直到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年）都要考朱熹的《朱子集注四書》和（宋明理學的）「近思錄」等書。

三之二、日本和韓國的立國和教育根本哲學就是朱熹的白鹿洞書院院規，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句名言。

日本明治維新學習歐美科技和工業，而他們的立國和教育根本哲學就是朱熹的這幾句名言，韓國也是一樣。中國人自己的國寶在其他國家或區域巨集揚發展很好，在大陸卻沒有好好地用來做教育的基本。因此，普遍影響了一代人的思想和信仰的空虛和對中國自己的信心。

四、安得魯最得意的也是最牽強的比喻。

安得魯及他的擁護者最常用的幾點理由就是：創新的設計在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反對，建成之後就會成為傳世之寶。例如，艾菲爾鐵塔，悉尼歌劇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及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現分析如下：

四之一（A）艾菲爾鐵塔是建築材料及體系的革命；才會有那種劃時代的建築物，在建築形式或風格來說意義並不大。如果硬要扯上和安設計的國家大劇院方案的關係，那就太無稽了。安的大劇院方案沒有任何創新建材、都是已用了幾十年的老材料。形式也不新，國外早已過時，一九九六年哈爾濱太陽島上的一個嬉水樂園方案競賽中，已有了類似這種形式的設計作品。

（B）悉尼歌劇院面對海闊天空，沒有歷史文化名域或古跡的環境，所以很適合做一個大型雕塑式的建築。相反地，大劇院的周圍的環境就是中國的歷史。安得魯「我就是要切斷歷史」，因此，這個外星式的大扁圓球，因尺度太大和太具侵略性（AGRESSIVE）使得人大會堂北、西、南三側的原是很雄偉壯觀的柱（廊）子，顯得都像牙籤了。

（C）蓬皮杜中心當年是高技派（High-tech）的代表。但原來因為它的結構、樓梯所有管道都放在室外。雖然室內空間自由，但原該在室內的腸、肚都在室外，維護費太貴。而且它們遮擋了自然光，使得室內沒有足夠的日光。所以實踐證明儘管它是「未來派」但並非是一個成功的建築。

（D）貝先生的蘆浮宮玻璃金字塔，至今法國文化界和建築界的反對意見並未減少。儘管如此，這個金字塔只是走向地下博物展館入口的雨篷，它的尺度很少和大劇院的龐然巨物完全是兩回事。何況協和廣場原來就有不少的埃及建築構件。與現有環境還算協調。它是成功的但不能做安得魯的例子。 五、歐洲的城市文脈強而美，北京的城市文脈在淡化消失中。

五之一、歐洲從康德後的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後，使得經濟、文化乃至城市文化和城市文脈長，都已像發育成熟的俊男美女。它們可以承受一些「幽默小品」、「變調音樂」、甚至一個「糞團」（建築專業雜誌ARCHITECTURE REVIEW用「BLOB」來形容安得魯設計的大劇院）。

五之二、相反地，在北京五○年代老城牆被彭真拆掉之後，加上改革開放之後，缺乏章法地建設了二十年，使得北京原有城市的棋盤式城市文脈(GRID SYSTEM)已消失淡化（FADDING OUT）所剩無幾。如果在古城中心再來一個「未來派」的外星「糞團」。那就真是雪上再加嚴霜，從我們建築師的職業道德來講，這是犯罪行為。尤其是北京市領導兩年來正在史無前例地大力恢復這種文脈和歷史文物建築中，我們應該全面配合，逐步恢復北京原有的引以自豪的特色才對。

五之三、安得魯先生應該推薦給中國的、是巴黎如何保護整個有二○○○年歷史的古城的一系列理念和法規，而在德方斯（La' Defence)興建最現代和「未來派」的建築。我想安得魯不可能在香榭麗捨大道的兩側，設計任何比八層樓更高或六層樓更矮的築物，當然也不可能允許他在協和（CONCORD）廣場的附近，建一個已經過時的假「未來派」建築。國際建協（UIA）過去十幾年幾次大會宣言都呼籲發展中國家要注意「區域 性文化特色」（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就是因為極度擔心，這些國家大量地抄襲西方三四流的（像抄時裝一樣）建築，失去自己國家的自我城市風貌，於是走到哪個城市都是「哪裡有路，哪裡就有豐田車」的靈魂枯竭的城市風貌。

六、違反法定決策程式，即違反了中共所定黨內民主（或一般政府行政）的決策程式在院士的上書中寫到是「操辦單位違反程式，誤導了中央領導人的決策」。說得具體一點就是由於在操辦單位層次的負責人偏愛上了這個方案，於是不進行評委會的神聖投票，跳過了規劃局、首規委和首都建築藝術委員會（世界各大城市都有這樣一個超然的專家機構，北京成立了十五年今年被撤消了？？？），沒有相應的可行性研究和概預算就用直升機送中央政治局。這實際和東方廣場的跳過一系列法定程式幾乎一模一樣（並非指操辦單位有人受賄或者去了巴黎多少趟）。

七、應像培養中國自己的飛彈和人造衛星科學家一樣重用和培養自己的建築師一九九八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韓國人重用了他們自己的建築大師，三十八歲的柳春秀、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鋼纜懸掛玻璃纖維頂的室內體育館。美國結構工程師只是和他配合。因此，他得了一系列國際大獎，兩月前獲得英國康橋大學的（第一位韓國人）院士。這就是因為韓國人像捧他們的國產汽車一樣來捧他們自己的建築師，所以才有這種結果。中國政府也全力培養自己在衛星和飛彈上的科學家，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可以昂首自豪地和任何國家平起平坐。為什麼在建築設計上就要迷信個別的外國建築師？

花了大量的錢，得到的沒有中國立國根本精神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要一中 國有了三四十年的經驗和做過無數次歌劇院和音樂廳方案的建築大師。去替從來沒有 做過歌劇院設計的橋樑工程師來當下手。這就好比少林來的武林高手來替西方拳擊師 來當跟班的一樣，本末倒置，丟盡民族尊嚴。

八、總結和建議：

中國的資深的科學家知識份子都是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和文革之苦。人人都知明哲保身之道。他們如此反對這個方案是出於愛國愛歷史文化名城之心，還有職業道德的良心。這位狂妄的安得魯卻在南華早報上說「他們都是出於嫉妒之心」。

吳良鏞教授「王大閎大師還有貝聿銘大師都是八十多歲的人了，他們早已看開了，他們會嫉妒嗎？尤其是吳良鏞教授榮獲法國政府的勳章以及法國建築科學院院士頭銜，但他還是中國讀書人的本份，對事不對人，憑良知該說什麼就說什麼。相反地，另外一位向來以民族風格神韻稱著的大師也被封為法國建科院院士。他就一反自己的風格堅決支援安得魯、自己還帶了他事務所的人去巴黎和安「合作」。真是令人感慨萬千啊！這些院士和專家們，他們對新的一代領導人開明和愛民作風有信心，何況這和三峽專案也大大地不同，當時，反對三峽大壩的主要專家如周培源和錢偉長，他們都不是水利專家，而這一次絕大多數的上書者都是建築行業的專家或科學家，而吳教授更是評委會的主席。

八之一、建議：

(A)沈勃老總說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說，但一定要嚴格反覆審查這個設計的安全性，萬一來一個三四級地震將水下的玻璃通道震裂，地下的六、七千人觀眾都要從水裡鑽出來才能逃生，萬一有失誤、沒有任何人能負得起責任。所以我建議由國家計委、聘請公安部的反恐布專家及消防專家，配合一家美國或其他法國以外的國家安全公司做一個緊急災難或事故的安全疏散可行性分析報告。加上電腦類比逃生動畫片。因為院士們和建築界專家的兩份上書中已清楚地說明「不是學派之爭」，主要是致命的危險性和不合理的功能。

(B)操辦單位一直在用一年前或大半年前的一些對民意代表的或專家們的意見調查記錄來說明問題：第一，那些調查時空環境和今天截然不同。第二，那個調查的可靠性和科學性有多少。所以建議由中宣部指定幾家學術及新聞機構（如社科院光明日報、 人民大學或北大等）召開一個大型論證會之後，展開對民意代表專家及群眾的調查，這樣才能對歷史負責地真正證實是否做到了江澤民主席說的「代表多數人民群眾的益」。

八之二、上書的院士們正在議論這件事的日子正好是紀念屈原的端午節前後，它有一定的巧合意義，我從八二年回到祖國工作，就是為了這片黃土地和自己的同胞。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像五○年代拆除北京城牆一樣，重複無可彌補的歷史錯誤。

以上意見，請大家參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