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

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我最早接觸《三民主義》是九歲時，家遭「白色恐怖」，母親遇難犧牲，父親被處刑七年，他們在家留下了《水滸傳》、《古文觀止》、《史記菁華》、《正氣文鈔》和《三民主義》幾本書。我最喜歡讀《正氣文鈔》，從文天祥的《正氣歌》到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因此，也讀了《三民主義》，讀不太懂，但知這是革命先烈為之奮鬥犧牲的救國方針。

到高中上「三民主義」課程，我特別有興趣，因為老師講的課本內容我都老早讀過，所以，又去找了崔書琴的《三民主義新論》來讀。那年大學聯考，我的「三民主義」考得不錯，對我能考上台大的分數不無幫助。

進台大哲學系後，師友多標榜西學，崇尚西方自由主義，而不屑於國民黨當局講的三民主義，我亦追隨殷海光老師學習邏輯實證論和自由主義。唯至一九七○年，「保釣運動」風起雲湧，我又想到孫中山所言：「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

為了聲援學生「保釣運動」，當時陳鼓應教授就提出「開放學生運動」的呼籲，時中華民國政府已被逐出聯合國，而引起《中央日報》刊出姑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反擊。為了反擊《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陳玲玉和洪三雄主持的「法代會」為此舉辦了一場座談會（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邀請我發表演講。我事前即擬好演講稿，題為《為三民主義作辯護》。那場座談會在台大法學院第一教室舉行，當晚窗口都吊著聽講的同學，場內更是爆滿。在演講中，我大量引述了孫中山的主張，批駁了「小市民」保守苟且的觀點。場內還有台灣抗日前輩陳逸松夫婦，聽我演講時頻頻點頭。這是我第一次認識陳老。

演講完了之後，台大總教官張德溥將軍找我，說中央黨部希望能看到我講稿的全文，我影印了一份交給張總教官。不久，說是中央四組主任陳裕清要跟我面談。我依約到中央黨部，陪我會見陳主任的是李慶平，時慶平任職中央黨部。陳主任一開口就以教訓的口吻說：「不可以把三民主義當作教條。」我亦同意其觀點。他接著說：「最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蘇聯也要走修正主義路線。」我即表示有二點不能同意。一、我不認為共產主義是最為人民服務的。二、三民主義什麼都可以修正，唯為人民服務不可以修正。陳主任即不悅的說：「那你說的是新三民主義羅。」當時在戒嚴時期，我並不知道中共有「新三民主義」之說，只感覺到陳主任的敵意，時因年輕氣盛而反駁道：「我講的都是國父在民國十三年以前的三民主義，您說三民主義要修正，才應該是新三民主義。」會見因此不歡而散。據說陳主任還是當時黨裡的開明派，事後回想不覺懊惱於自己年輕的魯莽。

過完暑假，台大學生中開始有一股醞釀反「保釣」民族主義，反統一的氣氛，而有孫慶余等接辦《大學論壇》後舉辦的系列「民族主義座談會」，並邀請我和陳鼓應等參加第一次的座談會（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我即準備好《釋民族主義與中國統一》的講稿與會。那晚在台大森林館第一教室舉行，又是全場爆滿。

我在演講中除了解釋民族主義不同於帝國主義而是反對帝國主義外，還說到「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也必定是一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者」，「我們是中華民國，所以，中國必須統一於中國人民，今天中華民國政府乃是受中國人民之委託來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的。政府若放棄這項使命，就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座談會結束，我和陳鼓應即受到《大學新聞》（十二月十一日）幾篇文章扣「紅帽子」的圍剿。我亦發表《愛國才能反共》（《大學新聞》，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反駁之。在文章中，我除了重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外，並呼籲：「這個統一中國的目標，我們怎麼可以放棄？只要我們有信心，對內能照顧農、工、漁、鹽、礦等基層民眾的生活，對外有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相信未來的中國必在我們高舉的平等、幸福、自由、民主的火炬下歸於統一。」

在我提出「三民主義統一論」之後十年，一九八二年，國民黨才通過陳立夫等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提案，而全黨上下一體遵行。但我和陳鼓應卻在一九七三年寒假中的元宵節（二月十七日）被警總以「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約談。另外，還有學生錢永祥、黃道琳、盧正邦、洪三雄亦分別遭逮捕約談。七三年暑假，陳鼓應遭台大解聘，哲學研究所遭停止招生一年；七四年，我和趙天儀亦遭解聘，後又有一連串的哲學系教師遭解聘，世稱「台大哲學系事件」。

我真正全面的研究孫中山思想，當是「哲學系事件」之後，同遭解聘的李日章先生有位朋友黃根連在主持「巨人出版社」，計劃出一套「現代中國思想家」叢書，八輯，共二十人，一九七八年出版。被哲學系解聘後，閒著沒事，日章兄找我參加編撰的工作。其體例包括思想家的年表、思想綱要、著作目錄及論著選輯，由我負責孫中山的一輯。為了編撰孫中山思想，我才全面的研讀《國父全集》及相關著作，才真正瞭解到孫中山的「博大精深」。孫中山的學術除古今中外之外，還包括政治、經濟、歷史、哲學，怪不得他會說「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

巨人出版社的《現代中國思想家》的篇幅有限，選輯的孫中山思想著作篇數受局限，許多孫中山珍貴的思想言論容納不了。此外，雖然國民黨黨史會有《國父全集》的出版，但一般人無法閱讀那浩瀚的三巨冊《國父全集》；又孫中山畢竟不是學者而是革命家，他的專著並不多，他的學術思想散遍在其演講、宣言、文告、信函、題序之中，而需要針對每個不同的主題，整理出來以便閱讀。在全面研讀《國父全集》的基礎上，實感有必要編輯一本語粹式的簡潔的孫中山選集，以便讀者能全面的理解孫中山思想的要點和架構。

後來，尉天驄接辦「帕米爾書店」，我把構想建議給天驄老哥哥，老哥哥立即答允，並要我著手編輯，書名為《孫中山選集》（一九八四年），並寫了一篇《孫中山思想的回顧與前瞻》論文作為導讀。

《孫中山選集》共分十個主題：「中國文化之危機」、「救亡運動與三民主義」、「民族解放與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不平等條約」、「中國之和平統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民主為中國必然之道」、「社會主義與聯俄容共」、「資本與土地」、「以民生主義建設新中國」。除了十個主題外，又各分子題。

自陳立夫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後，台灣就更沒什麼人研究孫中山了，不知是否是深怕三民主義真的會統一中國？反倒是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馬列主義退潮，學者們重新研究孫中山。在李登輝執政時，台灣的三民主義已廢考廢課。在大陸，孫中山思想雖未列入官方的課程和考試科目，但專門著作的研究不論，幾乎所有的中國近現代史、思想史、哲學史的課本和著作中，無不列有孫中山的思想和歷史的篇章，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孫中山和毛澤東都同樣的佔有一章的份量。天安門廣場上，馬、恩、列、史都不見了，而只剩下孫中山和毛澤東了。

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重新來檢視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不能不說和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關聯。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之挑戰，是謂「三千年來未有之鉅變」。這是一種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性的文化鉅變，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代可與之比擬而有不足。面對著這樣的鉅變和挑戰，在先秦有儒法兩家的「法古」與「變古」之爭。「鴉片戰爭」後，中國也出現「保守派」和「維新派」之爭，雖「保守派」在政治上仍以權力頑抗，但思想上，在不斷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實踐檢驗真理」下，不能不被邊緣化成了「非主流」，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維新」。

一八九五年，馬關割台之議傳至北京，康有為即率各省進京考試的舉人在天安門前，「不避斧鉞之誅」，擋下滿清皇帝的車輦，要求「誅奸相，絕和議」外，另外又上萬言書，提出「新政」的主張。這是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憲政改革的濫觴。「康梁變法」失敗，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介紹歐西文物思想。除「新政」外，又提出了「新民」的主張。

一八九八年，張之洞上《勸學篇》奏，提出了「新學」的主張，並奏議改革科舉，改革學制，要模仿「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由日返國，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在創刊號上，陳獨秀髮表《敬告青年》，以「六義」勉青年，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首先將近代中國的政治問題聯繫上與西方文化衝突的問題上，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中說：「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國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觸接相衝突者，蓋十居八九。」陳獨秀的主張受到守舊派的攻擊，他於是發表《答辯書》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是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的「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首先被提出。此外，他又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於是「新文化」的概念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正式被提出。

一九一六年，《新青年》刊出胡適致陳獨秀函論「八事」及陳獨秀覆函，後胡適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有「新文學」，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成立「新潮社」，發刊《新潮》。

在「五四運動」的前夕，為全國馬首是瞻的北京學界已是一片皆「新」了。無怪乎，北京學生去歡迎陳獨秀出獄而尊稱其為「我們的思想導師」。歷史上，真實的五四運動的思想導師是陳獨秀，而不是現在學界誤會的胡適之。

原本在北京學界範圍內的「新文化運動」隨著瀰漫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而瀰漫全國了。

其實，「五四」之前，陳獨秀的「新文化」實指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正值陳獨秀失望於列強的巴黎和會，時逢「十月革命」，蘇聯革命成功，且列寧宣佈取消沙皇時代在華的一切特權，第三國際且派員來華與陳獨秀接觸。蘇聯革命成功確實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除了「德先生」、「賽先生」外，西方有了更新的「新文化」，那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一九二○年，李大釗在北大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新青年》遂成為全國各地共產主義組織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

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遂分裂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紅白二色。在政治上，遂有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之後的國、共內戰。除了紅白二色外，新文化運動又可分為「西學」和「西化」二派，其區別在於目的和主體的論述。「西學派」當為「師夷之所長以制夷」，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以達到中國救亡圖存的目的；「西化派」則是「師夷之所長以化為夷」，沒有自己文化的主體和目的，這又與列強在世界各地殖民地的「英吉利化」、「高盧化」、「美利堅化」不謀而合。例如，胡適、陳序經的「全盤西化」，及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化馬列化」。

我們同意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啟蒙運動，但不能同意李澤厚所言，是啟蒙運動與救亡運動的「二重奏」，又救亡運動壓倒啟蒙運動。其實，中國新文化運動作為啟蒙運動，與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雖有其理念上的雷同，但發生的實質有異。中國的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本質就是救亡運動，故與救亡運動是「一體兩面」，而不是各自存在的「二重奏」。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歷史背景是，自航海殖民運動以來，封建莊園制崩解，「自由市」出現，市民階級逐漸形成，直至工業革命發生。是歐洲內部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社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原有維持歐洲經濟社會秩序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意識型態不管用了，笨了，所以需要啟蒙（enlighten），要聰明一點。因此，第三階級（市民階級）崛起，要求以自己的，而不是貴族（第一階級）、僧侶（第二階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型態號召民眾來建立政治制度，以維持和發展新的經濟社會的結構和秩序，而有法國大革命。

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亦應為一啟蒙運動，那該是第四階級（勞動階級）企圖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型態號召群眾建立政治制度的運動。

但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並不是因為航海殖民運動而工業革命，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變化，而是來自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致使原來的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崩潰，內憂外患，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豆剖瓜分的危機，中國要存活就要聰明，要啟蒙，要新文化。

但是，中國的「新文化」是什麼？中國不像歐洲，中國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更沒有強大的第四階級。自蔣介石清黨後，「白色西化派」倒向國民黨，「紅色西化派」倒向共產黨。「白色西化派」抓的是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紅色西化派」抓的是第四階級的意識型態。

中國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有的只是廣大的農民，在農民的基礎上，如何來建立第三階級的政治制度？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大陸政權失敗，正像征著「白色西化派」在中國政治上的失敗。剩下來的歷史只能在美國卵翼下，從「反共抗俄」到「革新保台」，甚至「兩國論」、「一邊一國」，企圖從中國脫逃，徹底成為列強的殖民地或保護國。

中國更沒有強大的第四階級，毛澤東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戴到農民頭上，實行了農民共產主義，從集體農場到人民公社，行不通而發動民粹的「文化大革命」。終於，一九七九年，中共宣佈「改革開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踐》承認「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鄧小平也一再提出「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才是好貓」，「不論姓資、姓社」，只有一個中心點就是經濟發展。直至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共產黨要代表全民利益。共產黨是階級政黨，自來只能代表廣大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全民利益的是全民黨，是民族主義黨，也是國民黨了。「紅色西化派」在中國亦名存實亡。

檢視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思想和歷史，「白色西化派」失敗了，「紅色西化派」也失敗了。在思想上，「白色西化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和意識型態從來沒有批判的能力，「紅色西化派」對馬列主義向來也只能奉之為聖經教條。只有孫中山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肯定資產階級的民主，但卻批判其「間接民權」；他肯定盧梭的人權論，卻反對其「天賦人權」；他肯定馬克思是「病理學家」，卻批評馬克思不是「生理學家」；他承認社會有階級，卻反對「階級鬥爭」，而主張「階級合作」；他主張「以俄為師」，卻反對「蘇維埃」制度。他反對中國的專制傳統，卻肯定傳統的「修、齊、治、平」的政治哲學。只有孫中山在紅白西化派和傳統文化之間能卓然獨立，探索著中國的道路。

在傳統派不可能，又紅白西化派都失敗了之後，中國要往何處去，孫中山給我們留下的思想遺產間就彌足珍貴了。孫中山作為一位革命家、思想家，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傑出地位，並不因政治權力的轉移而可以變化的。並且，展望未來，真正屬於未來中國的文化思想，也必然將在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基礎上整合白色西方文化和紅色西方文化而成。那麼，孫中山思想也必成為未來真正中國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的開始。

雖然，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方了，必須改革，但無論紅白西化派也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孫中山在演講《民權主義》時老早就提出了警告，他說：

「中國的社會既然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

「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出，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

中國的「社會情形」和「風土人情」是什麼？中國和歐洲不同，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也沒有強大的第四階級，卻有廣大的農民階級。所以，孫中山說：

「這個革命政府，是想做成一個以人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中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夠明白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的。」（演講：《耕者要有其田》，一九二四年）

參加過孫中山廣州農民講習所的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發表《五四運動》一文中亦言：「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是在乎口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

後來，蔣介石背離了孫中山農民革命的指示，而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毛澤東卻以農民革命奪取了大陸政權。但是，退居台灣後，蔣介石卻又遵循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及發展實業，而奠定了小康局面和台灣的「經濟奇跡」。

毛澤東在以農民革命奪取大陸政權之後，卻又迷信共產主義，迷信階級鬥爭。迷信共產主義，而搞農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迷信階級鬥爭，提出「不斷革命論」，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實孫中山老早就警告過，「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用之，以傷國民的元氣。」（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前途》，一九○六年）

毛澤東以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但孫中山早就指出過：「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民生主義》第一講，一九二四年）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只能雄辯的證實了孫中山所言「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和「以傷國民的元氣」了。

「文革」後，中共終於放棄了「階級鬥爭」，也宣告中國將由「革」進入「和平建設時代」。

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不斷革命論」下，整個中國實行的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連農民在自己的院子裡種棵自己食用的果樹，都變成「資本主義的尾巴」。針對著「文革」後中國經濟荒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二個要點，一是開放私人資本，一是開放外國資本。這和孫中山所面對的中國正好相反，孫中山當時的中國，全是私有制而無公有制，壟斷中國經濟命脈的都是外國資本。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對Socialism一詞的中譯，故孫中山並不諱言「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清楚的知道，當時中國並沒有西方社會主義的問題，不是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生產不足的問題，中國沒有貧富階級鬥爭的問題，只有大貧小貧的問題。所以，他與馬克思不同，把民生主義的重點放在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上，而不是放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社會分配上。另外，他和馬克思一樣也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而高瞻遠矚的預設了防止的機制。

孫中山預防資本主義惡質化的方法就是「節制私人資本」，不讓私人資本能壟斷國計民生。但中國是一個生產不發達的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生產，但資本從何而來？必須要靠積累，私人積累資本，一是曠日廢時，二是造成私人資本的壟斷。因此，在「節制私人資本」之外，他又提出了「發達國家資本」的方法。「私人資本」是「私有制」，「國家資本」是「公有制」。所以，孫中山所主張的所有制正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並行的市場經濟。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正是開放私人資本，並保有原來的國家資本，而形成「以公有制為主，以私有制為輔」的市場經濟嗎？在孫中山而言，究竟是以私人資本還是國家資本為主呢？孫中山說：「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當時中國並沒有共產的問題，但顯然地，孫中山是期望將來是以共產的「公有制」為主的。

馬克思以為資本積累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所致，恐怕只說對了一半。中國自從商鞅「壞井田，開阡陌」以來，都是實行私有制，把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剝削成「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錐之地」，為什麼中國沒有西方的「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

資本積累除了靠對內的剝削外，還有靠對外的掠奪。以近代歐洲之所以可以領先全球的工業革命而言，印地安人作家孔寧（Hans Koning）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年時就發表過一篇《重寫我們歷史》（Rewriting Our History）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控說：「西方工業的繁榮，主要靠征服而來的殖民地與奴工的血淚。保守估計，一四九二年到一八○○年，西方在拉丁美洲的掠奪物，以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金本位美元幣值計算，數額遠超過一八○○年間歐洲工業的總資本投資額。奴隸為我們付出工業革命的代價！」（《每月評論》第四四期，譯文見《海峽評論》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三七）

美國的資本積累，則來自於對印地安人無償土地的掠奪，和對黑人無償勞動力的搾取。馬克思甚至指出過，白人在北美恢復了在歐洲已經中斷了一千多年的奴隸制。後來，美國的不斷成長還依賴其對全世界的擴張主義，包括最近對伊拉克用兵，志在石油的掠奪和控制權。

至於日本的資本積累和明治工業化的完成則是來自對中國的掠奪。謝俊美教授在《甲午戰後中國對日賠款的籌集和日本在賠款上的對華交涉》論文中就指出：「中國因甲午戰敗，為支付日本賠款和用於支付賠款所受損失的銀兩合起來至少在二億九仟萬兩以上。這是日本對中國空前未有的一次大勒索大掠奪，它對中國和日本乃至亞洲的社會經濟影響，至深至巨。憑著這次掠奪，日本很快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相反地，這次大掠奪卻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直接導致和加劇了各國圖謀瓜分中國險厄的形勢，加重了中華民族的危機。造成了中國經濟停滯，生產資金短缺，社會貧困，它對中國社會的破壞，其影響之大，直到今天還看得十分清楚。」（《日本侵華研究》第五期，頁二四，一九九一年）許介鱗教授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對日本政治經濟之影響》的論文中，亦發現日本輕重工業的發展及金本位的建立都是依賴中國的賠償。（同上，頁一一～一四）

《馬關條約》對中國的損失，謝俊美和許介鱗還沒把賠款的利息計算在內，為了賠償日本，中國只好向六國銀行貸款，本息還清，中國一共支付了六萬萬兩，當時大清庫入不過八千萬兩，六萬萬兩是大清七年半的庫入！近代中國遭受掠奪，甲午戰爭還僅其一例而已。

近代中國不但沒有對外掠奪，並且，僅有的對內積累也被掠奪一空，賠不起就借，借不到就押，路權被質押、礦權被質押，最後連國家財政生命線的海關都被質押。除了天文數字的外債外，中國一無所有，中國要到哪裡去積累資本從事經濟建設？

中國自己沒有資本，又不能向外掠奪資本，那就只能向外借貸，但是，舊外債的償還能力都有問題，又能到哪裡去借貸新的外債。那就只有直接引進國外投資了。

二十世紀初，就有一些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討論帝國主義的問題，有幸德秋水《二十世紀的怪物──帝國主義》（一九○一年），哈布斯《帝國主義論》（一九○二年），尤其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後發展階段》（一九一六年），認為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崩潰未實現，主要是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

孫中山靈敏於世界思潮，當然也不會無知於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他就說到了「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還說「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疼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覺，像中國受到了列強幾十年的經濟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覺得疼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強國的殖民地。」

由於列寧規定了近代帝國主義的形式是資本輸出，所以，受列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者莫不視資本輸出為帝國主義。孫中山也明知「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但孫中山卻為了引進資本主義列強的資本到中國而有《實業計劃》之著，《實業計劃》就是「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的計劃，豈不是更要「弄到中國各地變成了強國的殖民地」嗎？但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文本序文中稱：

「歐戰甫完之夕，作者始從事於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成此六種計畫。蓋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且以助各國戰後工人問題之解決。無如各國人民久苦戰爭，朝聞和議，夕則懈志，立欲復戰前原狀，不獨戰地兵員陸續解散，而鐵路工廠亦同時休息。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故雖有三數之明達政治家欲贊成吾之計畫，亦無從保留其戰時之工業，以為中國效勞也。我固失一速進之良機，而彼則竟陷於經濟之恐慌，至今未已。其所受痛苦，較之戰時尤甚，將來各國欲恢復其戰前經濟之原狀，尤非發展中國之富源，以補救各國之窮困不可也。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為今日世界人類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一事也。吾欲操此發展之權，則非有此智識不可，吾國人欲有此智識，則當讀此書，尤當熟讀此書。從此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以推求眾理，庶幾操縱在我，不致因噎廢食，方能泛應曲當，馳騁於今日世界經濟之場，以化彼族競爭之性，而達我大同之治也。」

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其實是企圖引進歐戰的剩餘資本來從事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國缺乏資本，在不平等條約下又無法積累，歐戰結束後的戰爭資本無處可去，正好引進中國，解決中國缺乏資本的困局，即「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即使引進歐戰的剩餘資本，但也得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但當時的中國尚未能統一，在不平等條約下，政治也不能獨立，何談「操之在我則存」。歷史沒有給孫中山機會，但孫中山卻為歷史留下了列寧所沒有的智慧。

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一方面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一方面亦當受到列寧主義思想的桎梏，堅持鎖國的「自力更生」路線。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路線上台，實施「改革開放」，開放外國資本，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經濟迅速成長，其建設規模早已超過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各方估計至二○一五年，中國的總生產力即將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歷史沒給孫中山機會，卻把機會留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在冷戰後，利用了國際冷戰的剩餘資本來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

中共建國之初，曾「一面倒」，「倒向蘇聯老大哥」，但「九評蘇修」後，已完成了中國政治的獨立，自港、澳回歸後，中國已經沒有任何一塊土地是列強所佔領的殖民地了，中國民族主義之完成只待於最後的兩岸統一。

至於民權主義，孫中山並不贊成「天賦人權」、「間接民權」，並批評「近代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主張「革命民權」、「直接民權」，而有「五權憲法」的制度設計，並且，孫中山也不是民權的「空想家」，而設計了發展性的「階段民權」，把民權的實施分為三個時期，即「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

以台灣的經驗而論，雖然《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七年元旦公佈，十二月二十五日起施行；但至一九四九年，台灣地區即宣佈戒嚴，施行的是《臨時條款》。直到台灣「經濟奇跡」後，一九八七年才宣佈解嚴。解嚴後，李登輝自詡為創造了台灣民主的「政治奇跡」，包括反對中華民國的人被選舉為中華民國總統，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的政黨可以組織中華民國政府。這真是世所未有的「政治奇跡」了。

一九八七年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就遠超過今天大陸的國民平均所得，如果不按照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以階段發展民權主義，尚處於不發達國家情況下的中國大陸，誰能保證不會創造出比台灣「政治奇跡」更奇跡的政治出來，再重新回到割據內戰的狀況。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慘痛的經驗教訓，所以，主張「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不計毀譽，在「六四事件」後，力主「穩定壓倒一切」，全力發展經濟，而創造了今世中國的「經濟奇跡」。

但是，經濟改革必然要帶動政治改革，否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就不靈了。我們也看到，中共在進行經濟改革之時也注意到了政治改革，江澤民除了提出「三個代表」外，也開始了由下至上的村、鄉選舉。胡錦濤一上台即強調「依法治國」，強調遵守憲法，中國大陸在完成經濟改革後必然要邁向政治改革，上世紀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制度的民權主義亦當為中國未來民主憲政的指針。

「黃河九曲終向東流」，從近代中國曲折的歷史發展中，我們看到了孫中山思想指引的方向，我們也必將從孫中山思想中看到未來的中國。所以，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當更有其迫切性和前瞻性了。

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遭台大解聘，只能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課，雖仍繼續自己的中國哲學研究，但已沒有「不出版即死亡」的學術研究壓力，在沒有學術研究壓力的情形下，我還陸續出版了《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一九七二年）、《儒法思想論集》（一九八三年）、《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一九八三年）、《韓非政治理論的哲學基礎》（一九八六年，英文本）、《哲學與思想》（一九八八年）及數十篇論文。

因沒有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壓力，我才能有空做孫中山思想的研究，並且，有鑒於在「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後所爆發的戰後校園內第一次的統獨論戰，及「保釣運動」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意識，我又開始致力於台灣史和台灣意識的研究。後又糾合同好成立「台灣史研究會」（一九八七年），並擔任兩屆理事，長達四年之久。

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領域中，我發現不但誠如林獻堂所言：「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並且，我發現，孫中山思想對台灣抗日的愛國主義運動發生過鉅大的影響。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敗，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矢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一八九七年即派陳少白來台，聯絡楊心如等人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民國成立之前，孫中山亦數度來台，孫中山「十次革命」中的「惠州起義」，時身在台灣，即以台灣興中會作為港台間之交通，指揮起義。

一九○五年，孫中山整合各革命團體在東京成立同盟會，時就讀於台北醫事專門學校的翁俊明在廈門秘密參加同盟會，並在台於一九一○年秘密糾合同志成立台灣同盟會。一九一一年，「三二九之役」就有台灣志士羅福星、許贊元與役。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職，在記者會上即矢言「收復台灣」。後羅福星潛返台灣，秘密組織台灣同盟會革命黨，唯事機不密，機關遭破獲，一九一四年三月三日就義，留下「中華民國孫逸仙救」的絕命詩。

後來，「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又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台灣同志遂成為中華革命黨秘密黨員。時袁世凱竊國，台北醫專的同志還曾秘密派員寫好絕命書，前往北京準備毒殺袁世凱未遂。

袁世凱竊國失敗，軍閥割據，孫中山發起北伐，任命台中霧峰人林祖密為閩南軍司令，不幸為軍閥殺害成仁。台北醫專同志蔣渭水等人也在台灣發起「國民捐」，並派人將捐款送往福建北伐軍。

一九二一年，台灣同志蔣渭水、吳海水、周桃源、賴和等人又發起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共推林獻堂為總理。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消息傳來，台灣同胞如喪考妣，而於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台北舉行追悼會，在日警的禁令下，追悼會肅穆哀戚。

為追悼革命領袖孫中山，蔣渭水在《台灣民報》發表「社說」，題為《哭望天涯吊偉人》，堅定的矢言：「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還活著，自由正義是永遠不死的」！

追悼會的弔詞是出自台灣新文學旗手的張我軍之手，弔詞雖遭日警禁止，但事後張我軍在答覆代表日方立場《經世新報》的攻訐時說：「沒有感情的人不能算是人，對偉人之沒有掬哀悼之淚的，也不能算是人，那末，《經世新報》那位記者不但『非國民』，並且『非人類』，是獸類。」

身後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則為孫中山留下了一篇輓詞和一對輓聯，輓聯為「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

時在北京大學就讀的洪炎秋，光復後為台大教授及《國語日報》創辦人，當時亦代表北京台灣學生為孫中山奉上輓聯，辭曰：「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誰其分擔。」時在上海大學唸書，後為台灣共產黨領導幹部，死於日本監獄的翁澤生，亦在《台灣民報》發表《哀悼中山先生》的悼文，文章中矢言：「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蔣渭水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會上，以主持人身份呼籲大家：「孫先生臨終之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一九二七年，由於文化協會分裂，蔣渭水又推動成立「台灣民眾黨」，即模仿北伐後中華民國國旗，以青天三星滿地紅為黨旗，「三星者」，三民主義也。

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宣佈，六月一日，孫中山將從北京移靈奉安南京，蔣渭水又在《台灣民報》發表以《中山先生的奉安──中國曠古的大典》為題的「社說」。並且，民眾黨決議全島各地黨部一律於移靈之日起，以香案西向路祭孫中山移靈奉安，另又指派在上海旅行的謝春木、王鍾麟趕往南京參加奉安大典。

孫中山因甲午戰敗而創立興中會，臨終之時仍念念不忘台灣的解放事業。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戴季陶向廣東台灣學生演講時轉述孫中山的話說：

「總理病危時，對我所言二三有關日本的事情，總理說：『我對日本問題有三個最少限度的主張：一是日本須放棄日本與中國所締結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須使朝鮮、台灣兩民族，實現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對蘇聯應該不反對其政治，並不阻止蘇聯與台灣及朝鮮的接觸』。考察總理這種意見，第一要取消不平等條約；第二要援助台灣、朝鮮，建設自治政府；第三日本不該阻止蘇聯與台灣及朝鮮的接觸。於此可知我總理雖在病中，亦念念不忘台灣同胞，關心注意台灣同胞的革命事業。」

孫中山雖未能親身領導光復台灣，但其關切台灣同胞之情卻是至死不忘。孫中山的思想也成為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要研究台灣愛國主義傳統，也必須研究孫中山思想。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爆發國共內戰，破壞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方針，擴大了日本侵華野心，然亦終於再度國共合作。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一九四六年，再度爆發國共內戰。一九四七年，台灣亦發生「二二八事件」，事件中，憤怒的台灣民眾火燒公賣局，卻亦有民眾衝進火場中搶救孫中山遺像，可見台灣人民對孫中山的崇敬。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內戰失敗來台，從「耕者有其田」到民生的建設，也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跡」，唯被逐出聯合國之後，僅知「革新保台」。再經李登輝統治十二年，國民黨已失去了中心思想，而受制於李登輝皇民化的「本土化」，殊不知孫中山思想即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真正本土化運動的思想。失去了思想中心的國民黨終不敵戰後皇民化的台獨，而失敗於二千年總統大選，黯然下台，交出政權。

國民黨是否要東山再起，浴火重生？國民黨是否在二十一世紀還想逐鹿中原，與中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競爭全中國的政權？那就要看國民黨是不是能夠重新回到孫中山思想的路線。否則，國民黨在歷史上出現，在歷史上發展，也當然會在歷史上消逝。但即使國民黨消逝，孫中山思想還是必然長存，台灣抗日先烈蔣渭水老早說過：「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還活著，自由正義是永遠不死的！」翁澤生也說過：「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