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與《海峽評論》讀者共同迎接十二年一屆的猴年之際,美國正沉浸在四年一度「總統政治」的大海中。美國政治週期是一與三之比:像從天宮老君煉丹爐的競選煎熬中掙扎了一年以後湧現出來的美國總統,三年在華盛頓白宮幽雅清淨的環境中穩坐釣魚船。不是真正選出、而是最高法院捧出來的布希雖然經受了「911」衝擊,仍然穩坐了三年白宮寶座,現在又進老君爐煎熬了。所謂「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主客觀因素相互作用。從主觀來看,布希作為總統有三長、三短。他的三點長處是:(一)實事求是,黑白分明;(二)臨危不懼,一往無前;(三)重用能手,虛心求教。他的三點短處是:(一)智商較低,害怕暴露 (是近幾十年來最少接受記者採訪的美國總統);(二)觀念保守,固執難變;(三)故步自封,單邊蠻幹。他的這三長、三短又與新世紀和「911」慘案掛上鉤了。英文「con」字除了善惡兼具以外,也有「相反」的意思。有人說,布希兼有兩個「con」資格:「controversial/有爭議的」與「consequential/引起後果的」。這兩個「con」資格都是出自布希政權的宏偉國際安全戰略,使得今年的大選對明年美國的政治發展非常重要。如果布希連選連任,他在第一任中制定的戰略就會變本加厲地發展;如果下屆總統不是布希,當前美國決策在許多方面都有可能後轉一百八十度。
美國陸軍學院戰略研究所十二月公佈了芮柯德(Jeffrey Record)的論文《反彈全球打恐戰爭》(Bounding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文中形容布希政權的「GWOT」 (Global War On Terror全球打恐戰爭)把美國捲進一場「尋求絕對安全」(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的鬥爭,用冷戰時期反蘇、反共的熱情、不分青紅皂白地以恐怖、「無賴國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攻擊目標。(參見www.carlisle.army.mil/ssi/)新澤西州拉特格斯大學全球安全與民主研究中心主任洛德(Edward Rhodes )教授最近在芝加哥大學講演,指出以兩個「T」--「terrorism/恐怖」與「tyranny/暴政」 --為「危險」信號的布希全球戰略構造了一分為二的「全球責任」:(一)「保衛美國安全」與 (二)「構築全球和平」。洛德指出布希倡導的「強力平衡」實際上是「強力不平衡」(imbalance of power)--使用美國強力製造「對人類自由有利」的國際格局。他認為布希是在宣傳「millennium/耶穌千禧年」--耶穌復活統治人類一千年的太平盛世;是倣傚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在位的威爾遜總統搞「covenant with power」(強力契約),使美國強力與美國使命會合。洛德認為布希政權超越了裡根總統的口頭強硬(但只搞「遏制戰略」)的極限,許多論者都認為布希主義是「威爾遜主義發狂」(Wilsonianism with a vengeance) 的表現。
一月二十八日,剛辭職的被派到伊拉克去尋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證據工作組長凱伊(David Kay)在國會參議院作證時,斷言海珊並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威脅美國安全,承認情報部門和決策機關「都錯了」,等於引爆了一顆定時炸彈(國際輿論甚至開始稱它為布希的「情報門」案)。二月五日,華盛頓舉行了圍繞這一「輿論爆炸」的兩次學術活動:一是中央情報局長坦雷特到喬治城大學講演,為情報部門辯護,二是喬治城大學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共同舉行的討論會,凱伊被邀請擔任主講。兩位陪講人,基金會的賽林欣(Joseph Cirincione)和威爾遜研究中心的利特瓦克(Robert Litwak)都對布希的國際安全戰略進行了深刻批判。賽林欣認為從肯尼迪總統開始,美國就意識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十分危險,設法制止核擴散,帶頭毀滅生化武器並倡導禁止生化武器的國際公約。所有這一切行動中,美國集中精力對付武器。布希卻改弦更張,不是對付武器,而是對付擁有或可能擁有武器的政權,把目標顛倒了。利特瓦克說,布希發動的伊戰是一種殺雞儆猴的「示範」。布希創造的「伊拉克模式」是「用武力撤換政權」,在剛進白宮時堅決反對克林頓時代國際戰略「政權改變」的布希,等於跨越了「政權改變」而更進一步把撤換別國政權當做「威懾」。
著名專欄作家賽菲爾(William Safire)說,美國對外政策歸根結底是要別國在 「investment/投資」與「invasion/侵略」這兩個「I」中任擇其一。他說,一貫扮演薩達姆式「反美英雄」角色的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在薩達姆被捕獲以後突然由挑戰美國「侵略」變為接受美國「投資」了。布希政權為了宣揚自己對伊拉克的這一傑作,最近動員了各州分屬共和、民主兩黨的州長去伊拉克視察,又在二月十三日請他們到白宮座談,希望通過他們將來發表的意見來證明自己的遠見卓識。
其實,布希剛進白宮時一度堅決抵制克林頓時代國際戰略「政權改變」傾向,是「911」慘案使他矯枉過正,意無反顧地推行起他的所有前任都不敢明目張膽進行的、把撤換別國政權當做「威懾」。在受到前中央情報局長沃爾瑟等人的影響(他們說,「阿拉伯街」解讀老布希與克林頓的自我克制國際政策是「軟弱」的表現) 後,布什掌握了阿拉伯政客吃軟不吃硬的特點,毅然使用「斬首」戰術,出其不意地打垮了中東最強大的反美武裝。(最近從伊拉克俘虜口中傳出的信息說,一直到伊戰打響後,海珊仍然以為「害怕傷亡」的美軍不敢發動地面進攻。 )海珊之敗,半打曾經與薩達姆同以「反美受害者英雄」自居的阿拉伯政權一方面歎息海珊太不爭氣(在美國一個師孤軍作戰、長驅直入時膽小如鼠),另一方面又意識到布希是個動真格的人,說話算數。對海珊政權感到兔死狐悲的敘利亞和伊朗立刻變得小心翼翼起來,這是布希「絕對安全」戰略的伊戰第二部曲的第二輪勝利 (第一輪勝利是撤換海珊政權);上述的卡扎菲的轉變就變成第三輪勝利了。
布希在二○○二年《國情咨文》中形容的「邪惡軸心」(伊拉克、伊朗、朝鮮),清楚地說明了他「尋求絕對安全」的三大目標。可以這麼說,他採取了西餐式(菜一道一道吃)先解決伊拉克,然後去吃掉第二、第三目標。當今,伊朗早已不像昔日那樣反美,伊朗人民上街除了反對宗教獨裁政權外,還表示對美國友好;布希也樂得靜觀德黑蘭政局發酵。這樣的話,下一個目標就非朝鮮莫屬了。國際專家從表面來看,認為美國集中精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投入「全球打恐戰爭」,暫時無力對付金正日政權,只能容忍他「挑釁」。
對這種短期判斷還必須加上長遠的估計,這就要回到布希作為「consequential/引起後果的」總統的話題上來了。如果布希明年不在白宮,那又當別論。如果他連任而變本加厲地推行「絕對安全」戰略,對朝鮮「手軟」顯然不是他的決策作風。從這一點來看,布希二月十一日在華盛頓國防大學的講演就有重要參考價值。他的整個講演強調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嚴重威脅。他說:「美國和整個文明世界將在未來數十年中面臨這一威脅。我們必須睜開眼睛、有的放矢、不屈不撓地應對這一危險。」他又說:「我們在追查與消滅這些(偷偷販賣危險武器的)網絡時,也必須防止某些政府用不正當的借口發展核武器。」他警告說,哪個國家這樣做就會產生「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受害以及其他不受歡迎的後果」。雖然沒有指名,但這些話毫無疑問是對著朝鮮說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五角大樓戰略部門攻打朝鮮的藍圖在一九五三年板門店「停火協定」簽訂後不但沒有撤除,而且經常在更新。一九九四年克林頓政府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對朝鮮的作戰部署,只等一聲令下。當時的作戰藍圖,現在仍然原封不動,隨時抖掉灰塵就可使用。當然,美國攻打朝鮮的最大顧忌是朝鮮方面藏在停火線上從東到西的深山中的一萬一千門大炮,如果美國挑起戰爭引起萬炮齊鳴,韓國近半數人口集中的漢城地區就會在幾分鐘內化為一片焦土。那就會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毀滅慘劇,沒有任何美國總統擔當得起這一責任。美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這樣的「聰明彈」可以分秒必爭地在這一萬一千門大炮「發言」之前把它們統統打啞。其次,今天的朝鮮和一九五○年代初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它已經擁有可以發射到美國本土的「大浦洞」遠程導彈和核武器,美國國防部過去熱衷於開發的「戰區導彈防禦」就有怎麼把朝鮮領土上發射出的導彈在飛行階段擊落的具體目標。可是這一開發實際上已經停頓,即算有人繼續在研究,八字也還沒有一撇。總之,布希政權在部署伊戰之前早就權衡了金正日和海珊這兩個對手的輕重,認為後者好打得多,暫時把前者擱置一邊。不過,到了伊拉克形勢安定下來而美國可以騰出手來對付朝鮮的時候,美國又將有新式武器出籠,如果布希真是鐵了心要拔掉朝鮮的核牙,而金正日政權又火上加油地刺激美國,那就會蹈海珊的覆轍了。
當然,一切都得看布希政權的「尋求絕對安全」戰略選擇伊拉克為試點的結果。如果伊拉克改造不好,不能變成「構築和平」的樣板,布希主義就會破產。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福裡德曼在瑞士旁聽「世界經濟論壇」演說時一位美國官員告訴他,布希政權希望聯合國出面使伊拉克政局有個好收場。福裡德曼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文章中肯定:「現在的明顯結局是:美國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摧毀世界上任何政權,卻無法憑自己的力量重建任何國家。」可是布希政權在伊拉克問題上不但滿有信心,而且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美國對伊拉克重建花費的精力不久即將超過二戰後美國在德國和日本的一切努力。據美國華裔勞工部長趙小蘭透露,美國已經在伊拉克建立了一百個人才訓練中心,受訓者達十萬人,學習了從企業管理到縫紉刺繡的一系列專長。我們知道,中國「行行出狀元」是繁榮經濟的靈魂,阿拉伯國家經濟的積弊就在於除了石油以外,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可言。正是這一可憐的落後現象直接形成人民貧困,間接繁殖恐怖後備力量。如果在美國的幫助下伊拉克變成一個現代化、經濟多元化的新式國家,這對整個中東都會有巨大的影響。
美國人做事最喜歡對「cost and benefit」(代價與收益)算一筆脹。人們都關註明擺著的伊戰四大代價:(一)美軍傷亡(至今年一月共五百二十五人死,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傷,增長趨勢持續);(二)巨大費用(佔領費每月四十億、外加重建費三百五十億);(三)類似後越戰時期的伊戰後遺症--「災難後苦惱症狀」(伊戰還不到一年,美軍在伊拉克的自殺率就達到千分之十三點五,超過越戰。專家估計,將有五分之一的伊戰復員軍人會受到「災難後苦惱症狀」的折磨);(四)美國全球霸權地位逐漸衰退(當前美國在全世界的威信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低落)。布希政權的基本理論卻是:「無為的代價超過採取行動」,就是說,如果不主動去境外打恐、改造「無賴」國家、消除危險武器擴散,美國就只能坐以待斃,讓「911」式慘案不斷重演。這次大選的結果,等於是對布希這一論點的「公投」。
最近以來,美國學術界又掀起了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先是加拿大學者、退休教授皮特拉斯(James Pitras)新書《政治新發展:帝國建立與新社會運動的時代》(The New Development Politics: The Age of Empire Building and New Social Movement,二○○三年,Ashgate 出版社出版),對二○○一年「911」前哈佛大學出版的《帝國》(Empire,哈德 〔Michael Hardt〕和涅格裡〔Antonio Negri〕合著)提出的「帝國主義已經消失」觀念進行了批判,得到著名語言學家、美國左派學術領袖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讚許。喬姆斯基自己也寫了新書《霸權主義還是生存:美國追求全球統治》(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二○○三年紐約大都會書店〔Metropolitan Books〕出版),對布希的國際安全戰略進行強烈抨擊。更突出的是已退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著名「中國通」與「日本通」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新著《帝國的悲傷:軍國主義、安全與共和國末日》(Sorrow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urit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二○○四年紐約大都會書店出版)。這位學術界元老追述了冷戰後美國的國際形象先由「lone superpower」(獨家超級大國)轉變為「reluctant sheriff」(不情願的警長),再轉變為「indispensable nation」(少不了的民族);「911」以後則更轉變為「New Rome」(新羅馬)了。他把布希統治的美國比作歷史上羅馬共和國向帝國的轉變,認為美國共和國已經在五角大樓的牽引下跨過「茹比肯河」(Rubicon),背上了帝國包袱,在「新世紀的惡毒的情報返銷」中使得全球化時代夭折,使得美國走向崩潰。喬姆斯基認為,當今人民的覺醒必將使美國出現結構性的革命。人說布希是個「超前行動」式 (proactive)的總統,但這些言論卻認為他對美國、對全世界都構成莫大威脅。芝加哥大學東亞專家庫明(Bruce Cumings)教授說,最近歐洲一次民意測驗結果:「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以色列居榜首,美國第二;「世界上最危險的領袖」,布希與金正日並列第一。他說,全世界許多人都希望民主黨候選人擊敗布希,使世界局勢有所緩和。可是,美國選民卻既不知道外國人「反布希」情調如此激烈,知道了也不會影響他們自己的選擇的。總之,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可算兩大考驗,一是考驗美國選民是否明智,另一是考驗布希的「尋求絕對安全」國際戰略是否符合美國利益;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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