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變！變則通乎？

二○○四年總統大選拚到目前來看，一般都看好泛藍的選情。平心客觀來看，各種選象確實有利於泛藍：準確評估，三個星期前，泛藍應該是領先百分之八；這一周來觀察（客委會預算效應加上總統辯論表現，泛藍可能流失百分之二），預計還領先百分之六。但如果要就此定論，恐怕為時尚早；如果此時泛藍就開始急於規劃「卡位」之爭的話，到時恐怕會無位可卡，豈能不戒懼謹慎？

在台灣的一般民眾大概都可以同意，選局就像球場，沒有到最後比賽結束，誰也不能斷言誰勝誰負。我們如果以棒球賽來比擬選情，現在的景況就如在九局上半泛藍以二比○領先，剛好進入九局下半，換執政的泛綠打擊，應該還不能就此大膽斷言比賽已成定局吧！此時的泛綠，「說不定」幸運地打出一支安打（有效爭取到客家選票及年輕世代的選票），接著配合短打（選情如果拉近，可能犧牲李登輝、將國民黨團隊一起拖下水）加上對方的輕微失誤（處理不當），至此分佔一、二壘，萬一又讓綠營「不巧地」打出一支全壘打（公投的負面效應得到解套），豈不再見了，「阿連」！

冷靜來分析選情，目前泛藍之所以能夠擁有二分領先的優勢，並不是因為選民對泛藍未來的執政抱有肯定的期許。這當中的一分是因為人民對「窮」有著深刻的感受，一旦「窮」，人們就必然想「變」，這是人性的自然反應，不管執政者用什麼理由來詮釋：國際因素也好，在野黨杯葛也好，或是中共故意打壓也好，都無法逆轉人們「窮則變」的傾向；當社會整體內感受窮的人超過一定的比例，很容易就會形成擴散的效應，求變的社會心理趨勢就很難改變，這就是所謂「人心思變」的泉源。泛藍不斷地運用文宣在選戰的過程中挑起人們對窮的感受，讓他們不時地被激起搏鱗之痛，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效果，這一分泛藍理當獲得。

其次，由於阿扁的大意及鴨霸的個性，本來是想以公投議題，配合制憲的主張，三振泛藍的打擊，沒想到這樣的「快速直球」，就在泛藍啦啦隊的鼓噪之下，無意中讓泛藍擊出了一分的全壘打。如果真正以「立場支持」的選民比例來算，藍綠雙方應該是旗鼓相當，然而綠營以執政的優勢，動用行政資源，必可吸收一部分中間選票，剛好可以平衡「窮則變」的效應，鹿死誰手絕難預估。其實這種運作本來就是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劣根性，很難避免。

然而，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政治人物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往會不惜犧牲選民的利益；政治人物為了勝選以保住公職，常會採取迎合特殊的利益團體、換票、相互拉抬等手段，因而無法顧及其做法是否會傷害到更廣及更長遠的利益後果。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要發揮勝選效果，選戰路線就必須採取模糊而趨向中間的政治路線。阿扁原可以充分運用執政之利，有效地掌握民主政治的這一個劣根性，再度保住總統職位。殊可惜，他的「公投」和「制憲」完全背離了這種運作的前提－－模糊且趨向中間的政治路線；這也就注定了他要失掉這一分的命運。由於「公投」和「制憲」交互形成了惡性循環的效應（不信的話，你可以問老美、老日或老歐，就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許多對阿扁「既愛又不放心」的選民一直處於掙扎的矛盾情境中，游離於「中間選民」的框架內，不願表態。仔細再觀察這一群「中間選民」，有很大部分是屬於年輕世代的選票，如果這一群對阿扁不大放心的選票匯流入泛藍，則泛藍勝局將更趨穩固；反之，如果再匯流入泛綠，則勝負將趨於撲朔迷離了。

最後，知己知彼嘛！再來看看綠營是如何盤算的，尤其是阿扁是怎麼盤算的呢？儘管阿扁一再公開的表現和表示對選戰很有自信，其實早在「連宋合」形成定局之後，阿扁已經感受到衝擊，再加上政績表現一直都不如「人意」，「自信心」就已經掉了一半了，才會後來在公投議題上進退失據，難以收拾。但為了選後情勢的考量，只好硬幹到底，維持顏面，留下空間和伏筆，拉住激進的基本教義派，以待二○○八年東山再起。以阿扁的立場來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說不定像上次一樣，失了台北市長的連任，卻反而得到了總統的寶座；這次失利，二○○八年再選還可以干八年總統，屆時才真正是六六大順六十六歲「屆齡退休」哩！

阿扁的這一種考量確實是存在的，從他故意拖延選擇副手的時間，就可窺其心境。阿扁一直在評估自己的選情，如果連任希望濃厚，毫無疑義的，將選擇蘇貞昌作為其搭擋，反正只能再做一任，接下來不交棒也不行，為了民進黨，也符合自己的利益，當然由蘇貞昌接棒最理想。

然而，如果選情不樂觀，就必須為二○○八年的選舉預留東山再起的空間；一旦選擇蘇貞昌作副手，阿扁勢必會在二○○四年敗選之後，遭到清算，新潮流系可能會結合民進黨內部不滿阿扁的派系或人士，順理成章地聯合拱出蘇貞昌，將阿扁排擠掉。

所以，從長遠的考量，為了二○○八年還能在民進黨內立足於領導地位，就不能不選擇呂秀蓮作搭擋。呂秀蓮做過了副總統，一旦又加上一任的競選搭擋，再怎麼排也不該輪到蘇貞昌或謝長廷，呂秀蓮這位民進黨的「巾幗英雌」，豈能容忍這二個人擠到她的前面來；然而，呂秀蓮同時又是民進黨共同的頭痛及討厭人物，根本不會被拱出來對抗阿扁。屆時，呂秀蓮不是扮演打手，就是必須再與阿扁聯手共同鞏固黨的領導權（阿扁可能會失算，呂秀蓮事實上也可以選擇蘇貞昌或謝長廷合作〔謝長廷的可能性較大〕，排掉阿扁，這才是政治嘛！）。

所以說，當阿扁在最後選擇呂秀蓮做搭擋時，他對選舉的自信可以說已經掉了一大半了。然而，既然阿扁不惜落選也要咬住公投，顯然會在選後初期的在野角色上，採取激進、反動的路線，一直到他穩住他在民進黨的領導權，甚至穩住二○○八年的被提名地位，才會改變態度，逐漸轉移入中間路線。然而事實上，這並不是民進黨對抗泛藍的最佳策略，民進黨的上策應該是在選後初期採取溫和的路線，先讓泛藍消除「共同威脅」的意識，瓦解其凝聚力，進而爆發激烈的卡位鬥爭之後，再採取激烈的抗爭路線；如此一來，將可一舉擊碎泛藍的合作基礎。但是如果從阿扁的立場來看，為了掌握其黨內的有利情勢，可能無法等到那個時候，就必須採取激進的路線。

不管選後的情勢怎麼發展，台灣整體的政治情境對未來泛藍的執政決不會是坦途，這正是台灣的一大隱憂，如何去面對這樣的情勢，並規畫、執行選前所承諾的發展藍圖，更是泛藍的一大挑戰，屆時如果泛藍內部的卡位鬥爭無法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平息，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之下，將是「勝而非勝」的辯證情境。從人民的立場而言，雖然「窮」則變了，但「變」真的能通嗎？

關於上述的憂懼決非無的放矢，回顧國、親兩黨的關係，我們可能依稀還記得二○○○年總統大選時，雙方廝殺的景象，然而短短四年的時間，雙方卻能相互擁抱，合作競選。其理安在？

事實上，這並非偶然，也不是因為親民黨本來就是國民黨分出去的緣故。舉凡二個獨立的個體或團體能夠合作，歸納起來，應該只有三種情境：面對共同威脅，追求共同利益及霸權號召；三種情境彼此不僅不會彼此排斥，而且是越多的情境組合，合作的關係就越緊密，譬如德國與法國能夠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仇隙，共同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就是明顯的例子。

然而，一旦合作的情境消失，相關各方必將很快地轉為競爭、衝突或對抗。國、親兩黨的合作歷經從初期共同威脅（政治利益在民進黨的強勢執政下被剝奪）的感受，到後期共同利益（執政權）的追求，總算組成了選戰聯盟。而這一種選戰聯盟並不必然會走上執政聯盟，一旦二○○四年選戰勝利，主觀上雙方對共同威脅的認知立即消除，馬上要面對的卻是利益的分配（或曰分贓更為實際一點）：不僅僅是國民黨與親民黨之間如何分配執政權的問題而已，還要為兩黨各自內部派系的利益分配傷腦筋，甚至還有個別的強勢分贓者。這樣一來，共同利益的意識一夜之間將轉變成「分食意識」。此時，人民的期盼和人民的感受在這種「分食意識」下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之處了。本來共同利益的內涵應該也包括了精神層面的意義，也就是透過執政權的共同運作，來達成共同的理念和政治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此一來，人民因「窮」而變，因變而通的期盼，才能如願。否則，二○○八年人民還是會在「窮則變」（窮與富乃相對的概念；長期維持某種財富水準，也會形成窮的感覺，所以社會的生存常常立基於發展，也就是說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存）的效應下讓政黨再輪替，給政治人物足夠的教訓和反省，此乃民主政治之真諦也。只不過，這種真諦卻必須以人民反覆的「窮」作代價，真是「政治人物不仁，以生民為芻狗」，聖君或許不再，總可以來位賢士吧！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