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年日本人的台灣論述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

一、引 言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慘敗，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和約》，中國割地賠款，「關係七省門戶之台灣，海外二百餘年戴天不二之台灣」〔註2〕從此淪為新興的日本帝國之殖民地，開啟了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的歷史。1895年割台不僅使台灣「四百萬人同一哭」，而且也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註3〕其影響綿延至於今日，歷史的傷痕至今仍未撫平。

在1895年割台這件石破天驚的歷史變局的前後，日本官方及民間知識份子，或對台灣進行第一手的調查，或對台灣事務發表許多言論，這些文字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本文擬以當時日本駐華外交官上野專一（生卒年代不詳，1891年來台灣考察）、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934-1901）與漢學家內籐湖南（虎次郎，1866-1934）三位日本人，在19世紀末期發表的論述台灣的文字為中心，分析割台前後日本人的台灣觀，並探討他們的台灣論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識界「脫亞入歐」的思想傾向及其問題之所在。

二、三位日本人及其台灣觀之概要

關於日本據台前後，日本人及西方人對台灣的調查研究及其治理台灣的具體意見，當代學者已有若干研究論著。吳文星曾探討日本據台前夕對台灣的調查，〔註4〕也研究日據初期西方人的台灣觀。〔註5〕吳密察也曾研究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註6〕但是，本文寫作的重點與前此相關研究論著並不相同而可以互補。現有關於日本人的台灣論的研究論文，重點在於說明日據前後，日本人對經營台灣之種種具體策略與政策，本文則將研究重點放在日本人對台灣的種種論述所表現的思想傾向，我們先對本文將探討的三位日本人及其對台灣的看法，作一概要的說明，以作為下節進一步分析之基礎。

（一）上野專一及其《台灣視察覆命》

本文擬探討的第一位考察台灣的日本人是上野專一，上野是19世紀末日本駐福州的領事，1891年奉命來台灣考察。任務完成後共撰成《台灣視察覆命》（原件題為《台島視察覆命》）四篇，編為一、二、三、四號，這批資料是日本據台前夕，日本官方對台灣考察的重要史料之一，現藏於東京的防衛大學附屬圖書館等地。《覆命》內容頗為廣泛，涉及台灣的地理、物產、經濟、民性、政治等各方面，頗為詳實。吳文星教授曾簡略介紹過這批文件的概要內容。〔註7〕上野專一對台灣的調查報告，在甲午之戰以後曾在日本輯為專書出版，連橫（雅堂，1878-1936）在1908至1918年撰寫《台灣通史．經營志》時，曾參考上野專一的調查報告，並略引其要點。〔註8〕上野專一的書對當時日本朝野人士對台灣之瞭解頗有助益，此書並已於1985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註9〕但是，台北所影印出版的《台灣視察覆命》只收錄第二號、第三號及第四號，獨缺第一號之內容。第二號介紹台灣之地理，包括府縣之建制，台灣之物產與風俗。第三號介紹台灣各地物產之交易狀況。第四號介紹台灣原住民社會之生活習慣及其與漢人之關係。只有第一號之內容與本文之論旨有關。

上野專一是當時日本的職業外交官，職位是「二等領事」，根據《台灣視察覆命》第一號所載他與劉銘傳（省三，1836-1895）對話時的自我介紹，他是在一八八九年奉派福州，擔任領事，主管業務範圍包括廈門、淡水及台灣府。他向劉銘傳說：「此次以領事的任務，即為了通商，來台巡迴視察，特別是台灣的砂糖，向來是我國為需要之物，為此來探查商況」，〔註10〕這份報告就是完成台灣考察任務之後所撰寫。但是，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說，本文的重點在於從日本人的台灣觀中，析論其思想傾向，而不在於鉅細靡遺地論述他們對台灣的具體主張，所以，以下僅以收藏於防衛大學附屬圖書館的《台灣視察覆命》第一號抄本作為分析之基礎。

這份報告第一號的重點，包括幾個部份：首先，上野專一指出台民以及原住民不喜劉銘傳之苛政酷稅，民心不穩，思欲謀叛。台民希望有另一個外來政府取代清國的苛政。其次，上野專一詳細考察台灣(尤其台南與高雄)沿海之炮台設置及其歷史，並對台灣樟腦之商業情況進行瞭解。復次，上野對於宣教師在台灣的布教亦有描述，關於劉銘傳施政的許多消息，皆從宣教師處獲得。上野專一也探察劉銘傳在台灣島熱衷於洋學，以及設立西學堂積極培育人才的情形，並紀錄與劉銘傳及林維源的對話，均扣緊鐵路實施的便利發言。最後，上野專一指出劉銘傳即將去職，而繼任者以及清政府將不會如劉銘傳一樣地治理台灣，並強調台灣物產豐盛，乃是上天賜予的寶藏之地，呼籲日本帝國當局應該積極關注台灣的將來發展。

這份文件雖是日本帝國的外交官所撰的訪察報告，所涉及的都是具體的政經社會事務，但是，字裡行間卻也透露相當明顯的帝國主義心態，值得細加探討。

（二）福澤諭吉及其台灣論述

福澤諭吉是近代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從緒方洪庵習蘭學，曾三度遊學歐美，〔註11〕返國後提倡「文明開化」論，鼓吹自由民權及個人之獨立精神，與加籐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中村正直（1832-1891）、西周（1829-1897）等開明知識份子組織「明六社」。福澤諭吉著作甚多，約有60餘部，對19世紀末期處於從傳統邁向近代的日本社會，影響最大的是1872（明治5）年2月起至1876（明治9）年11月止，陸續發表的《勸學篇》一書。據福澤諭吉自己在《勸學篇》合訂本的序言中說此書至1880（明治13）年時，「發行總數約有70萬冊，其中第一篇不下20萬冊。加之以前版權法不嚴，偽版流傳很多，其數也可能有10多萬冊。假定第一篇的真偽版本超過22萬冊，以之與日本的3,500萬人口相比較，則國民160人中必有一人讀過此書。這是自古以來罕有的發行量，由此可以看出近來學問迅速發展的趨勢。」〔註12〕此書對當時日本社會之影響力至為可觀。此外，福澤諭吉在1875（明治8）年撰有《文明論概略》〔註13〕一書，也是暢銷全日本，提倡「脫亞」論，此書與《勸學篇》一樣，也對近代日本的啟蒙發揮重大的作用。

福澤諭吉在1882（明治15）年創辦《時事新報》，以發表「不偏不黨的論點」〔註14〕自我期許，對當時局勢發表看法。從1894年12月開始，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陸續發表多篇社論，對台灣問題提出各種看法。這些台灣論述的文字，一方面充分暴露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者的心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亞洲現代知識份子接受西方文明時，所出現的許多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三）內籐湖南及其台灣評論

內籐湖南是20世紀日本漢學研究的大師，是中國史領域中所謂「京都學派」的創辦人，在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之前，曾任《大同新報》、《三河新聞》、《大阪朝日》等報社新聞記者，足跡甚廣，曾於1899（明治32）年9月5日起從神戶出發，來華遊覽，歷經山東、天津、北京、杭州、上海、漢口、武昌、鎮江等大江南北各地，與中國學者如嚴復（又陵，1853-1921）等人均有交往。〔註15〕在前往中國大陸旅遊之前，內籐湖南曾來台灣，於1897（明治30）年4月，擔任創立於台北的《台灣日報》主筆，《台灣日報》後來與《台灣新報》合併成為《台灣日日新報》，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喉舌。內籐湖南在台灣滯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在台灣一年多的時間裡，在《台灣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廣泛評論台灣的政治、交通、財政各方面問題，很能反映當時一些日本知識份子的台灣觀。

內籐湖南精研中國歷史，學問自成一家之言，史學界一般通稱為「內籐史學」。「內籐史學」的基本論點認為：中國歷史發展到了唐宋之際是中國文化經濟巨變的時代，內籐湖南認為唐代是中世社會之結束，宋代是近世社會之始，而唐末至五代則是唐宋轉型的過渡時期。唐宋的歷史轉型主要表現在（一）貴族政治衰微，君主獨裁代興，（二）君位的變化，（三）君主權力的確立，（四）人民地位的變化，（五）官吏任用法的變法，（六）朋黨性質的變化，（七）經濟生活則從唐代的「實物經濟」向宋代以後「貨幣經濟」轉變，（八）文化上出現經學、史學與文學的變化以及庶民文化的興起等現象。〔註16〕在內籐湖南的著作中，以上這些作為中國史的「近世」的指標，均以近代歐洲史作為參考架構。

內籐湖南的學術世界的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中日甲午之戰以後，內籐湖南主張日本經此一役已然成為新的文明中心，他說：〔註17〕

「夫河洛之澤盡，而關內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榮，亦以時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亞利亞、印度、波斯、菲尼斯亞、希臘、羅馬，相踵遞起，而各以時而命也。彼皆於其時，應是人道和文明宣揚之最力者，而又於其跡，各見克盡其任者。文明之中心，與時所以移動者其存由此，今又將大移，識者實久知此間之肯綮，〔……〕」

內籐湖南主張，生於文明中心的日本之國民，應「以斯邦而盡其人道之天賦」。〔註18〕內籐這種主張，與他在台灣時所發表的台灣評論，頗可互相發明。

三、三位日本人的台灣觀中的思想傾向：帝國主義思想

19世紀末年上野專一、福澤諭吉、內籐湖南這三位日本人，身份不同，專業領域互異，例如：上野是專職外交人員，福澤是提倡「脫亞入歐」的西化論者與啟蒙思想人物，內籐湖南則推崇中國文化的先進性，主張中國的「近世」開始於唐宋之際，而且是中國史研究的「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但是，細繹他們三人針對台灣所發表的諸多意見，卻呈現若干近似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

所謂「帝國主義」（imperialism）是一個涵義廣泛的名詞。在世界史上，帝國主義在不同時代與地區也各有互異的表現方式。我在這裡所謂「帝國主義」一詞，取其廣義而言，指稱「將母國的權力通過兼併或侵略等方式，而延伸或擴展到他國之領土與人民之上」〔註19〕而言。上述心態就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在這項定義之下，本文所探討的19世紀末年的這三位日本人的台灣觀，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

（一）上野專一

首先，我們檢視日本外交官上野專一的看法。上野在《台灣視察覆命》第一號說：〔註20〕

「此次若劉〔銘傳〕引退於台島，由從前之關係推論所見，清國也必因此自然注目於該島之力日減。果然如此的話，今後對於該島之事業上，也許會引入外國之資本以繼續為之，故很難言不由外力來推展。掌握該島之將來，無論從東洋之政策上或對於我國人而言，我認為從今以後最有注意之必要。卑官此次巡察訪視該島之內部，除物產豐盛之外，又視察其他之事，實驚其富饒，如以金銀銅鐵類為始，其他如人民生活上必用之物品，無一不具全，真可稱天與之寶藏。關於土地關係，今宜十分注意其盡力於內地之開拓，若要把東洋一大富榮之天地，創作於此島上，乃不難之事。然此島在支那姑息政策之統治下，永埋沒於此天與之寶物於地中。決不能成為世界之公益，誠可惜之事。卑官巡視台灣府城安平之處，曾見荷蘭人所築之炮台古跡，想到二百五十餘年前，我國人對於台島之割據，大振威力於南清，將名聲顯耀給該島土民（荷蘭人在當時戰爭之後，把我日本之陣帽陣旗，作為賞給土兵之功勞，土兵鹹喜此賞賜，而覺無上之光榮）。追懷往事，而想到今日我通商貿易，不振於東洋，不勝慨歎。」【待續】

〔註1〕陳昭瑛選註：《台灣詩選注》（台北：正中書局，1966），《春愁》，頁162-163.
〔註2〕《全台紳民痛罵李鴻章文》，收入王曉波編：《台胞抗日文獻選新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頁15。
〔註3〕關於甲午之戰的研究成果，可謂車載斗量，參考：王仲孚主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1994）。
〔註4〕吳文星：《日本據台前對台灣之調查與研究》，收入：《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頁567-576。
〔註5〕吳文星：《日據初期（1895-1910）西人的台灣觀》，《台灣風物》，40卷1期（1990、3），頁159-169。
〔註6〕吳密察：《福澤諭吉的台灣論》，收入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0），頁71-112。
〔註7〕同上〔註3〕。
〔註8〕連橫說：「〔光緒〕十六年二月，日本駐福州領事上野專一來台考察，歸著一論，謂台灣物產之富，礦產之豐，一切日用之物無所不備，誠天與之寶庫也。然以台灣政治因循姑息，貨置於地，坐而不取，寧不可惜。若以東洋政策而論，則台灣之將來，日本人不可不為之注意也。」見：連橫：《台灣通史》（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上），卷3，《經營紀》，頁65。
〔註9〕上野專一：《台灣視察覆命》（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明治27年抄本景印，1985，列入《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103號）。
〔註10〕上野專一：《台灣視察覆命第一號》（手抄本），頁21-22。
〔註11〕參看：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89-118，140-148。
〔註12〕福澤諭吉著，群力譯：《勸學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合訂本〈勸學篇〉序》，頁1。
〔註13〕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巖波書店，1997）。中譯本：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註14〕《福澤諭吉自傳》，頁267-8。
〔註15〕關於內籐湖南的中國遊記，參看：內籐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籐湖南全集》（東京：築摩書房，1971）第2卷。中譯本見王青譯：《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紀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並參考：黃俊傑：《20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收入拙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台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頁265-312。
〔註16〕參考：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台北：明文書局，1996修訂版），頁104-116。
〔註17〕內籐湖南：《日本の天職と學者》，收入《內籐湖南全集》，第1卷，頁130。此文原發表於明治27年（1894年，光緒廿年，甲午）11月9日、10日之《大阪朝日新聞》。
〔註18〕內籐湖南：《內籐湖南全集》，第1卷，頁132-133。
〔註19〕關於「帝國主義」的定義，參看：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eds. ,by 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pp.409-411; David Roberstson, 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 Ltd., 1985), pp.154-155.
〔註20〕上野專一：《覆命》，頁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