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台灣黎明悼蘇慶黎

獨領七○年代風騷、團結海內外保釣及統運志士、開創並承啟台灣光復後二代台灣文史工作、獻身戒嚴時期黨外民主運動義無反顧的前《夏潮》雜誌總編輯蘇慶黎，十月十九日病逝北京醫院。消息傳來，海內外哀悼聲不斷，網路上深情的悼念文字及報導也一一出現。

為了彰顯蘇慶黎一生愛國家、愛人民的志業，在台北，夏潮聯合會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半，在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土地改革紀念館，邀集島內親友及各界舉辦一場「追思蘇慶黎」的紀念會，會中將播放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在北京八寶山那一場溫馨感人、莊嚴隆重的「遺體告別式」紀錄片；貫穿整個追思會的歌曲及音樂也將是蘇慶黎生前最喜愛、最能表明她心志的「美麗島」、「少年中國」、「我的祖國」、「黃河」及「紅燈記」。

在島內，各界對蘇慶黎的懷念，正像溫溫的火一樣地燒著。十月二十日，陳映真抱病至中國統一聯盟發表一場以《分裂民族的傷痕》為題的演講，吸引了滿場的老、中、青三代聽眾。一開始，陳映真即以極為深刻的情感語言描述了蘇新與蘇慶黎父女的例子，生動地闡述了他的演講主題。突然，一向極為穩重的陳映真顫聲要求在場觀眾起立為剛剛逝世的蘇慶黎默哀三分鐘。在全場愕然與肅然中，一位年輕人悄聲問：「蘇新是誰？蘇慶黎是誰？」

《回憶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是一生鬥志昂揚、理性著文的蘇慶黎難得一見的感性文字。在這一篇（收錄在一九九三年出版於台灣的《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的自傳與文集》）的文字中，蘇慶黎如此說：「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我和母親離開上海，回到台灣；父親則從上海去了香港。從此，生離成了死別，我們永遠見不到父親了。算起來，母親和父親相處的日子不滿五年，我和父親在一起則只有一年半的時間；這段日子，還是台灣從戰爭末期到二二八之後的一段時期……。」

二二八之後，襁褓中與被通緝的父親蘇新在上海一年半短暫聚過的蘇慶黎，在追訪親友及長輩之後，為我們記錄下了一段頗為珍貴的歷史，卻只寫下了語重心長的短短這幾個字作為結尾：

「父親的訊息讓母親覺得，雖然局勢緊張，但和平也應該很快來臨……而戰爭不止一次地，爆發又結束，但『和平』和『和解』卻遲遲未來臨。」

整理蘇慶黎的遺物發現：在給這本書的主編藍博洲（現任夏潮聯合會會長，在侯孝賢催促下投入今年選戰）的一封信中，個性極為堅強、不輕易表達內心世界的蘇慶黎才透露了她埋藏已久的心聲：「寫這篇文章，帶給我個人極大的痛苦。」

曾以林木順的筆名，寫下了為「二二八」歷史做見證的《憤怒的台灣》的蘇新，在赴大陸後晚年所寫的自傳及文章中，透露了他對台灣持續不斷的深度關懷，也留下了相當可觀的寶貴文字遺產。由蘇慶黎和她在北京的弟弟蘇宏合輯的《蘇新年表》，清楚地把蘇新從十四歲即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活動，在日本東京留學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籌備台共建黨，從事工運，二十五歲即坐牢，三十七歲才走出長達十二年的日本監牢，光復後意氣風發地主編影響深遠的《政經報》、《人民導報》、《台灣文化》等重要刊物及二二八之後參與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輝煌事跡交代得清清楚楚。歷經「文化大革命」被壓抑的政治低迷期仍不改其志地展現他獨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懷；蘇新一生坦坦蕩蕩、光明磊落，可說是台灣抗日及愛國主義傳統的極好榜樣。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花俊雄受蘇慶黎之托，曾在七○年代中期帶一封親筆信給蘇新，她告訴蘇新：「她身上流著蘇新的血液，父親的志業她會繼續在台灣做下去。」這封讓蘇新經常反覆閱讀，老淚縱橫、泣不成聲的家信，在蘇慶黎逝世之後幾天，懷念姊姊的弟弟蘇宏終於在父親的書房給找到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蘇新逝世北京，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在兩岸隔絕、肅殺的氣氛中，與父親「生離死別」的蘇慶黎，由父親的戰友楊逵及當時《夏潮》的好友唐文標、陳映真、尉天驄、王曉波、黃春明、王津平等冒著坐牢的險出面，在台灣為蘇新公開辦了一個告別式。在那場頗為自我壓抑的告別式中，楊逵說：「蘇新一定希望骨灰能夠回到他最熱愛的故鄉台灣。」許多關心、敬佩蘇慶黎的朋友也提議要把蘇慶黎的骨灰運回台灣歸葬故里，以激勵朋友們為蘇慶黎未完成的理想繼續奮鬥。蘇慶黎的弟弟蘇宏委婉地說：「希望在將來適當的時候能夠讓姊姊暫存八寶山的骨灰和父親的骨灰一起歸葬故里。」何時才會是適當的時機？這個問題引人深思；這也給那些與蘇慶黎政治理念不同的昔日黨外民主運動的朋友們出了一道題。

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八寶山有一場極為隆重也極為溫馨的「遺體告別式」。在那個佈滿了鮮花、最寬敞的大禮堂中，安祥而沉靜地躺在豐盛的鮮花叢中不再言語的蘇慶黎，在莊嚴的哀樂中與遠從各地（包括島內及海外）趕去見他最後一面的朋友們告別。一排又一排的鮮花籃上的名字說明了蘇慶黎生前朋友面、接觸面之廣，以及他們與蘇慶黎本人交情之深。作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張克輝及台辦主任陳雲林都特別趕到。台盟、台聯、台灣同學會及政協、中華海外聯誼會、各涉台單位主要領導幹部，幾乎全員到齊。不僅有海外（包括美、日、及香港釣運、統運）的朋友，也有島內統獨立場極為明顯不同的團體與個人。一百對以上的鮮花籃，超大排場，還有在北京所有老台胞（二二八的歷史見證者及參與者）都到了。是友誼、親情，也是對蘇新、蘇慶黎父女兩代犧牲奮鬥的歷史肯定。然而，當年蘇新為蘇慶黎取名「慶黎」，正是取慶祝台灣光復，「黎」民的「黎明」即將來臨，新中國的黎明即將來臨之意。如今，蘇新走了，蘇慶黎也走了；台胞抗日一代有句名言：「中國再統一，台灣真光復。」蘇慶黎的名字與志業對照著當前台灣的亂局，特別引人省思。

曾經陪同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談」的蘇新，似乎還留給了女兒蘇慶黎另一個視野特別開闊的遺產。一生關心第三世界、關懷弱勢，以作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自許的蘇慶黎，兩度赴美在紐約賓漢頓州立大學博士班研習，不僅關注自己國家廣大農村發展的實際問題，也多次帶領進步青年朋友遠赴菲律賓、美、日、韓等國考察研究並與各國進步人士交流，為亞洲各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如何能以人民的幸福為基礎的和平與發展憚思盡力。解嚴前，《夏潮》已在台灣率先起了全方位的思想啟蒙工作；解嚴後，蘇慶黎更實際投入了各種社會運動，可說是無役不與。在各種人權、原住民、婦女、教權、環保、勞工及農民等運動中，都可見到她開創、犧牲奮鬥留下來的歷史足跡。在北京那一場告別式散發的《蘇慶黎女士生平》中有這麼二段話：

「蘇慶黎以她豐厚的理論學養，善於團結各種人的組織才能，於七○年代出面擔任台灣《夏潮》雜誌總編輯。她在台灣積極宣傳五四運動以及祖國大陸的新思想、新文化，宣傳保釣反帝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

「蘇慶黎的一生，是愛國家、愛人民的一生，是啟迪青年、愛護青年、培育青年的一生。蘇慶黎已在她熱愛的鄉土下重下了根苗。她對祖國實現完全統一的堅定立場，也感染了台灣島內不少曾有不同想法的人士。蘇慶黎的理想雖然還沒能實現，但是她愛國愛鄉、奮鬥一生的精神，一定能感召更多的人士投入到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偉大行列。」

這二段文字，至少一定程度地說明了蘇慶黎對當代也許只剩下最後一道習題未解的中國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