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符號：桃李無言花自紅

筆者最近訪問台灣，聽到人們對「去中國化」談虎色變，現在又讀了東華大學楊開煌教授今年三月份《中國評論》中，有關台灣社會「去中國化」與「再中國化」的大作，想略抒己見，拋磚引玉。

「中國」這個象徵符號曾經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嚴重傷害，後來又被冷戰地緣政治衝突百般蹂躪。看來在當代全世界向「地球村」轉變卻又受到「文明衝突」威脅的激動時刻，又有人要把它當做代罪的羔羊了。

近代歷史上，「中國」和「中國人」這兩個名字遭到西方言論侮辱最早的事例是：十九世紀末因為平津一帶「義和團」殺害「洋教」家屬，引起英、法、德等國群情憤慨，人們做詩、畫漫畫，把「中國」和「中國人」比作魔鬼與禽獸。那時中國一部分統治精英還自以為中國人揚眉吐氣，隨後「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姦淫燒殺，那百年心血建成的天下第一景、人間天堂圓明園被火葬。庚子賠款四萬萬兩銀子，這數目的意思是對所有中國人 （正是四萬萬） 進行懲罰，一個也不漏。站在這一對「中國」與「中國人」極端仇恨最前列的英殖民主義，隨後更在上海外灘公園樹起一塊「中國人和狗不許入內」的牌子。那時郭沫若剛從日本回國，其氣憤之情，無以復加。

全世界只有兩大「可持續性文明」，一是中國，另一是印度。兩者之間有一大差異：中國文明向心力大，印度文明離心力大。中國文明的巨大向心力又和「國」的概念緊緊結合。在印度，一個孟加拉人會把非孟加拉印度人稱為帶有「外國人」意思的「videsi」，因為印度人詞彙中的「desi」把「本地」與「本國」混為一談。時至今日，印度地方主義感情仍然高過對「印度共和國」的效忠。中國卻恰恰相反，荀子說：「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這是古人以人喻「國」，把「國」的存亡看得比個人的生死重要百倍。兩千多年來，中國知識精英成長的過程被孔夫子鎖定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英帝國主義者本來想在「去印度化」（把印度變成英國殖民地） 以後，再「去中國化」的，可是在看到義和團那種視死如歸的衛國精神以後，不得不放棄滅亡中國的計劃。是中國悠久的、強大的「中國」精神使得中國沒有像印度那樣「亡國」。過去世界上所有強權想「去中國化」的企圖都沒有成功。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中國人」和「中國」的關係被李白這兩句詩生動地刻劃出來。中國這麼大，一百萬個中國人也難出一個「治國--平天下」者。可是十多億「中國人」，無論在境內還是境外，無論他們的身份證是甚麼顏色，內心中都無時無刻不與「中國」文化符號反饋，進行「月行卻與人相隨」的互動。這一點值得發揮一下。

有兩件小事筆者曾經發表過，現在再一次公諸讀者。第一件是一九五八年印度西部重鎮浦那中國鞋店的邱老闆親口告訴我的。一天，一位印度陸軍上校在買鞋時和他口角。對方神氣十足地說：「我是上校﹗」邱老闆也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中國人﹗」浦那是印度陸軍南部軍區總部，那位上校一定官職不小，在軍隊中與社會上都受人尊敬。偏偏邱老闆不買帳，以「中國人」的自豪來回應對方的跋扈。第二件是前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著名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親自告訴我的。一九六四年，美國民間對華人的歧視與敵意正濃。唐教授走在紐約的公園裡，一群白人青年對他大喊侮辱中國人的「Johnny」。那時在感情上對北京政權並無好感的唐教授立刻站住，厲聲回答說：「Johnny現在有原子彈了﹗」小伙子們自討沒趣、灰溜溜地消失。

這兩件小事說明了兩點。第一，「中國」和「中國人」符號中有一種文化價值與精神力量。對中國語言是母語的黑髮黃皮人種來說，他們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這種力量會像月亮一樣永遠相隨。第二點，西方文明幾千年來的種族仇恨隨著近世紀地球距離一天天縮短而發洩到「中國」和「中國人」頭上 （現在開始放棄中國目標而轉移到伊斯蘭世界去），反而激勵出中國的民族自豪感。目前美國大學國際政治研討會中，人們總覺得「中國可以說不」是一種奇怪心理現象，好像在「中國」這一文明概念中有一種神秘的反常因素。

由於西方文明對於這一點很難瞭解，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歪曲「中國」符號的理論。一九六○年代，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帶領一群美國學者 （外加少數中國學者為虎作倀） 宣揚「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對西方研究中國的負面影響至今沒有消失。這個「中國中心論」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詩經》中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和滿清皇帝「萬邦來朝」的自誇混淆起來。把那早於中國第一個皇帝將近一千年的「土無二王」說成是中國文明傳統只看到一個「皇帝」（emperor），把別的國家都當做「蠻夷」（barbarians）。筆者早在一九七三年《中國述評》China Report第九卷、第5、6兩期發表過On Sinocentrism: A Critique（《批評「中國中心論」》），對它進行駁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去年十二月我參加台北第十八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一群美國中國通專門以「中國／Zhongguo／Middle Kingdom」為課題的討論小組，試圖把「中國中心論」當做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paradigm」（範式），用它來分析東亞近現代歷史與當前發展。他們不但把「中國」由文明符號改為政治理念，而且結合新馬克思主義國際經濟發展學派提出的「中心」與「邊緣」理論而使「中國」與「中心」（centre／metropol） 等同起來。我當時忍不住氣，請那些自以為是的「中國中心論」專家們先查閱一下中國文獻，看看「中國」這個名詞是不是代表把中國擺在地球中央而把所有外國都邊緣化。這個意見當即被接受。

當時我正準備去印度作有關「中國文明」的講演，肚子裡早就裝著兩段話。第一段出自晉朝高僧法顯 （337？－422）。他從印度朝聖歸來寫了《法顯傳》，也稱《佛國記》，指出「中天竺所謂中國」。他說，過了「新頭河」（Indus，現在巴基斯坦境內），「從是 （此地） 以南名為中國」，還讚揚印度 （他筆下的「中國」） 說：「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斬，有罪者但罰其錢……舉國人民悉不殺生。」第二段話出自唐朝著名學者道宣 （596-667） 寫的《釋迦方志》：

「所言名者，鹹謂西域以為中國，又亦名為中天竺國。此土名賢談邦之次，復指西宇而為中國。若非中者，凡聖兩說不應名中。昔宋朝東海何承天者……問沙門惠嚴曰：『佛國用何歷術而號中乎？』嚴云：『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地之中平也。此國中原，影圭測之……明非中也。』承天無以抗言。」

這兩段話向我們說明了三點。第一，從五世紀 （或者更早） 開始，對中國佛教徒來說，「中國」這名稱，指的是「中天竺國」，實際上是意譯梵文「madhyadesa」（中央國家）。第二，在唐朝以前佛教徒與非佛教徒之間 （「凡聖兩說」） 關於「中國」這個名稱是有不同看法的，而且牽涉到國家地位高低 （「邦之次」） 的問題。第三，南朝宋文帝朝廷的尚書何承天 （370-447） 與佛教高僧惠嚴之間發生一場關於為「中國」正名的辯論。後者指出印度在「夏至之日，方中無影」，證明印度在世界中央。惠嚴又指出中國 （「此國中原」） 用日晷測量影子，因此明顯地不是「中 （央之） 國」（「明非中也」）。

即算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中心也不為過，這是每一個強大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心理成見。但是，中國文獻中竟然有許多學者把印度看成「中國」，把中國本身卻稱為「東土」、甚至「東陲」，這正說明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著根深柢固的「崇洋媚外」情結。中國從古以來崇敬印度，稱其為「佛國」、「西天」，就證明它沒有把所有外國都擺在蠻夷位置。

我想再指出一個現象，也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 （人們自發地到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悼念周恩來逝世）、鄧小平再次倒台時，我在印度德裡大學中日研究系請剛從中國回來的印度外交官講演。人們要他講自己經歷中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事物，他毫不猶豫地說出「中國人」（他最喜歡的） 和「中國」（他最不喜歡的）。那時印中兩國關係不好，印度外交官多少存在點反華情緒是可以諒解的。可是，從一般規律來看，印度在中國待過的專家、外交官、學者，親華情緒比反華情緒高得多 （這和在美國待過的恰成反比）。今天從中國回到印度的外交官很少會把「中國」和「中國人」擺到自己感情的相反位置的。其他國家到過中國的人也如此。為甚麼今天中國比印度、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魅力大得多，我看喜歡「中國」與喜歡「中國人」是重要因素之一。從上面所舉的台北歷史學會討論的例子來看，雖然今天西方國家學術界中仍然流行「中國中心論」，可是和冷戰時代相比，已經沒有其固有的惡意了。

為甚麼人們要「去中國化」？過去南非聯邦實行種族歧視，日本人被認為「白人」，中國人卻是「有色人種」，因此有華人在公開場合「去中國化」、冒充日本人。許多年前 （現在少了），有些漂亮的中國女郎，一心想找藍眼珠、高鼻子的丈夫，使她們許多男同胞恨不得「去中國化」。「六四」事件前後，大陸有許多知識青年認為中國樣樣都不好，美國樣樣都好，甚至希望克林頓是中國總統，這也是一種「去中國化」現象。我長期在印度教書，中國是印度「敵國」的時候，印度朋友為我「去中國化」，選我當大學系主任，請我參與政府機密工作。一九八八年以後中印關係解凍，印度政府與公眾不再把印度的中國人當做「敵國人」，我繼續得到印度朋友信任，他們也解除對我的「去中國化」，我變成冠冕堂皇的、在印度的中國人兼中國專家。一九九○年代，北京印度大使館出版的中文刊物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時，就是用這種精神介紹我為「印度中國學者」的。可是，北京大學一位印度學家特地去信更正，說我不是「印度中國學者」，而是「印度中國學學者」，我又被「去中國化」了。我經常到中國參加學術活動，正像楊開煌教授所形容的：每到中國就被「去中國化」，一回到印度，又「再中國化」了。

我從自己「去中國化」和「再中國化」的反覆遭遇中，漸漸感覺到「中國」符號是怎麼一回事。首先，人是無法改變自己的血統的。所謂「血統」，不是指你身上的血是在甚麼水土中產生的，而是追溯到你祖父、你祖父的祖父是在哪個地理範圍發跡。我隨便走到哪兒，人家也不問我出生地點和發跡歷史，就肯定了我「中國人」的符號。唯一的例外倒是我回到自己的祖籍時，由於制度的原因，我的「中國人」符號反而被沒收了。第二，我背了「中國人」的符號，在不止一個非中國的文化環境中生活了幾十年，雖然也有過小小麻煩，卻可謂如魚得水，從來沒有過「去中國化」的念頭。第三，由於「中國」符號和我幾十年來「月行卻與人相隨」的夥伴關係，我深深瞭解這個符號的精神力量。去年十二月，曾經當過大學教授、內閣部長及邦督的著名印度哲學家賈鐸巴迪亞（D.P. Chattopadhyaya）在出版了北大耿引曾教授和我合寫的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印度和中國：二十多個世紀的文明交往與激盪》） 以後，親自簽名把新書送給我倆，更語重心長地說：「現在你隨便讀點甚麼都會越來越感到中國的重要性。」

「中國」符號，它對所有中國血統的人來說，是文化生命中的靈魂，開除不掉。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未來歲月中，這個符號正像賈鐸巴迪亞教授所說，越來越使全世界人們感到它的重要性。有人會愛它，有人會恨它，有人會敬仰它，有人會譭謗它，有人會珍惜它，有人會糟蹋它。但是它將永遠存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我不禁想起了年輕時最喜歡唱的一首名叫《魁星》的歌：

「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

我對台灣的政治問題缺乏深刻瞭解，可是我想「中國」符號與台灣人民內心的「月行卻與人相隨」的互動，絕對不會弱於印度浦那中國鞋店的邱老闆。聽說當「義勇軍進行曲」在奧運會競技場上奏起時，許多台灣人都感到興奮與自豪，這就和唐德剛教授那「Johnny 現在有原子彈了﹗」的反應如出一轍。

當然，也應該看到，人們對於文化符號的反饋是受生活環境調整與影響的。台灣人居住的環境至少有三大特點：（一）島嶼性，（二）濱海性，（三）移民性。「島嶼性」既滋長「井蛙」的狹隘，也激勵自力更生與奮發圖強。「濱海性」既引起「望洋興歎」的情調，也懂得域外溝通的重要。「移民性」既承繼「本土」的傳統，也促發「腹地」（heartland） 的移植。台灣五十年來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都是在這帶辯證性的三大特點中成熟起來的。

「中國」這一符號的前身是「中原」／「中土」，其地理區域在黃河中游。這個概念起於周朝 （甚至更早），與「天子」、「天下」的概念同時，比秦始皇統一中國早了將近一千年。起初的「中原」／「中土」／「中國」象徵著「天子」威德的直接輻射，和現在的「總部」、「大本營」等概念相似。中國變成大一統以後，「中國」與「中原」變成兩個不同的符號。不屬於「中原」的中國領土就變成「天高皇帝遠」的「邊陲」。也應該看到，就像火焰有熱度強大的頂端「氧化層」一樣，邊陲往往是文明的「前哨」（frontier），世界許多新文化運動都是先從邊陲爆發而傳至中心地帶的。台灣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也經常由於其地理的「前哨」位置而影響「中原」。當代中國流行歌曲的「台灣化」就是突出的例子。

我們把台灣環境的三大特點結合其「邊陲」與「前哨」的雙重性來看，台灣人對「中國」與「中國人」的觀念與感受必然會不同於大陸人民。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的「分治」更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差異，應該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來處理所謂的「一中原則」。大陸方面如果大大方方「存異」，可以減少台灣方面的反彈，台灣方面如果心甘情願地「求同」，可以增進大陸方面的諒解。

由於中國文明最古又最新，由於它是世界上最「可持續性文明」之一，「中國」這個符號雖然「桃蹊李徑年雖古」（杜甫），卻是「桃李無言花自紅」（歐陽修）。如果說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列強聯合起來都沒能「去中國化」，在世界進入「地球村」之際，「中國」符號的精神力量無論是在商品市場上還是在奧運競技場上越來越大放光芒的時刻，任何「去中國化」的企圖都會是枉然的。